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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第3版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九日电】土耳其总理于尔居普吕今天到达这里进行正式访问,这被认为是使苏土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
    苏联总理柯西金率领一批苏联官员在莫斯科的伏努科夫机场欢迎于尔居普吕。陪同土耳其总理的有他的夫人和好几个助手。
    预料当他同苏联官员会谈的时候,他将会被要求同他的苏联东道主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机场上没有致欢迎词。
    预定要在星期三上午举行高级会谈。
    计划在星期四上午再举行会谈。
    土耳其总理定于下星期二从索契返回安卡拉。
    尽管苏联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预料于尔居普吕会谨慎地看待任何可能损害他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地位的协定。
    【美联社莫斯科九日电】土耳其总理苏阿特·海里·于尔居普吕星期一晚上说,土苏关系不好的时期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于尔居普吕表示相信,他在苏联的会谈将是成功的。他对苏联领导人说,现在存在着发展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的可能性。他强调说,进一步加强这些关系将对双方的经济有利。
    柯西金在他致词之前说,于尔居普吕的访问表明,苏土关系在积极发展中。
    柯西金说,这次访问“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
    他追述说,自从土耳其政府的一位首脑上次访问苏联以来已过去了三十三年。他说,由于采取使两国关系接近的广泛的措施,现在两国关系正在改善。柯西金说,“苏联政府坚决认为,本着两国伟大领导人——列宁和凯末尔——的教导,有必要发展苏土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又说,两国还有很多可能来进一步发展彼此的合作。
    苏联总理认为,苏土友谊完全符合两国的利益,并且不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相冲突。
    苏联总理是在星期一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为土耳其客人举行的晚宴上说的这番话。
    其他苏联领导人也出席了宴会,其中有波德戈尔内。
    于尔居普吕今天下午一、两点钟开始进行正式拜会,会见了柯西金。他还将拜会米高扬,但是格鲁吉亚总理佐切尼泽将代替米高扬接见他。
    【路透社莫斯科九日电】预料他在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期间,将讨论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和苏土问题。
    于尔居普吕带来一个庞大的经济和财政专家代表团,他们在两国贸易和苏联可能提出的任何援助的建议方面向他提供意见。
    这位土耳其领导人在这里进行八天访问期间将访问基辅和高加索的休养地索契和阿德列尔。
    【德新社安卡拉九日电】土耳其总理于尔居普吕在即将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向记者说,在他的八天访问期间,不会同苏联签订任何新的协定。
    据这里的政治观察家说,他从而表明一九二五年签订而在一九四五年被苏俄取消的土—苏不侵犯条约将不成为他同苏联总理柯西金讨论的问题。
    于尔居普吕说,他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主要涉及到国际问题、两国关心的问题和彼此的经济关系问题。
    总理说,他的代表团将向苏联代表提出某些土耳其经济计划。如果苏联官员们表示“赞同”的话,土耳其将表示对实现这些计划感到兴趣,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详情。
    这是访问苏联的第二位土耳其总理,第一位是伊诺努,他是一九三二年访问莫斯科。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九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要求给予苏联地方当局更多的权力,请求放弃一些中央的控制》。摘要如下:
    《消息报》刊登了爱沙尼亚的一项建议,即:苏联应该放弃对于分配一切原料实行的中央控制,只有一些仍然供应不足的原料除外。该报刊登的另一篇极力主张地方苏维埃或委员会恢复更大权力的文章表明,在当前进行的提高管理工作效率的运动中屡次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必须给予地方当局以更多的作出决定的权力。
    据爱沙尼亚地区经济委员会主席说,苏联经济“已发展到不再能够以行政方法和指示管理一切事情的地步了”。他认为,中央计划机构只应当控制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
    这些机构应当放弃企图调整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个非生产性的任务,“应当准许工厂购买生产所需要的物资,而不是接受被分配的物资”。
    这个作者毫不犹豫地批评了现行的计划制度。
    亚美尼亚共和国主席现在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明,应当再一次授予州和地方苏维埃以权力。
    他援引列宁的话并指出了宪法和党纲的规定,然后接着说,归根到底,地方问题必须由地方苏维埃决定,他具体地提到对生产管理局的控制。他问道:难道党纲不是说地方苏维埃终将成为“管理一切具有地方重要性的企业、组织和机构的单一民主机构么?”
    他认为,“极为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宪法赋予苏维埃的巨大权力”。


    【本刊讯】波《华沙生活报》七日刊登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评论,摘要如下:
    假如约翰逊总统和其顾问们真的考虑到什么和平倡议的话,他们就必须从停止对北越的野蛮飞行,必须在越南,而不是在华盛顿的会议大厅和纽约的编辑部表示尊重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
    在约翰逊总统发表讲话后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有根据地说,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距离他们所说的在越南的真正的谈判是多么遥远,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印度总理夏斯特里曾向美国发出这样的呼吁,希望停止对北越领土的飞行,国务卿腊斯克拒绝了这一呼吁,虽然,每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当还处在美国炸弹轰炸时,越方是不会参加任何谈判的。
    什么时候才能就越南战争问题开始谈判,回答是:最早是在这样的时候,即美国停止轰炸,对于下述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即和谁进行谈判?最近,纽约报纸表示,华盛顿准备也让越共——南越游击队员们参加会谈,然而,对此问题的概念仍然是不明确的,而且也没有什么约束。
    另外,当谈到同谁进行谈判时,应该提到越南的近邻人民中国。如果美国政治家们如此地强调,美国有权关怀——由于邻国关系——多米尼加的局势,那么,就很难理解,怎能拒绝中国对越南问题的权利。


    【本刊讯】印度《政治家报》五日报道:南布迪里巴德在八月三日率领一个代表团到达新德里。他将设法说服夏斯特里和南达允许孙达拉雅到莫斯科去治病。
    孙达拉雅现在保释在狱外,正在海得拉巴医院治疗,他的肠病可能需要动手术。
    显然,要允许他去莫斯科就必须先释放他,然后必须由苏联政府发出邀请。
    在左派印共领导人中孙达拉雅是最一贯地批评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点的一位。甚至在印度党分裂以前,孙达拉雅就曾攻击党组织的机关报发表苏共二十二大的某些会议情况。
    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持有同它自己对立的观点的人去作这种访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联社纽约八日电】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维克托·季洛姆(六十八岁)因脑肿疡死于医院。
    他是美共文化委员会主席,前美共《政治》月刊主编。


    【美联社莫斯科八日电】(记者:布莱德歇)外交人士说,约五千名苏军建筑部队现在正在蒙古工作。他们多半在乌兰巴托北面一百二十英里的达尔汗劳动,这是一个新建的将容纳六万人的新工业城市。
    这些人士说,蒙古人对那里有穿军装的苏联部队这一点有无言的不满。这些人士又说,俄国和东欧技术员也抱怨说,蒙古人对他们帮助不够。
    这些人士说,蒙古领导人现在对于中国对他们的国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忧虑。南斯拉夫记者去年秋天散布的关于中国军队集结在蒙古边界的消息是不受重视的。


    【本刊讯】苏联《经济报》第二十六期(六月三十日)刊登了苏联副总检察长若金撰写的题为《我们每个人的事》一文,摘要如下:
    保护和爱护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维埃国家及其一切机构和每个公民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令人遗憾的是,还有这样的情形:个别的企业领导人没有完成我们国家法律的要求,因而有意地或无意地创造这种环境,使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们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机关和社会治安部工作人员不久前所揭发的罪行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在阿拉木图果品工厂和这个城市的商业网中,有一伙盗窃犯在活动,在这帮盗窃犯中,有:工厂总工程师契赫伊泽、营业副厂长萨莫伊洛夫、生产车间主任佩列维尔泽娃以及车间主任德米特里耶恩科、巴夫洛娃和其他人。他们经常破坏生产工艺,非法地报销原料,从而获得账外多余的糖、油、奶、酒精以及成品,而这些产品通过他们在商业网中的同谋犯销售出去。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现象是一些负责监督企业活动的官员所习以为常的。实际上,如果进行检察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更加注意地、像一切工作细则所规定的那样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话,难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当然不会的!
    经济工作中违反制度的情况常常被骗子手利用。例如,在基辅缝纫服饰厂,盗窃者顺利地利用了定价工作中不合理的现象,在报表中把同样产品说成是其他品种。如果企业里要求严格、账目严格的情况正常,这些现象老早就被发现了。但问题是,这里曾实行过连环保制度。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实行严格的物质财产登记,就会对骗子手有利了。
    而骗子手将随时用各种办法逃避检查并衷心感谢那些不愿及时仔细进行检查的人。
    这方面有典型意义的是塔克马科夫案件。他在皮亚季戈尔斯克油厂担任采购员,利用没有监督的情况,经常收买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勃拉戈拉尔涅恩斯克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偷来的向日葵种子,价格比现行收购价格便宜四分之三。此外,他在报表中提高他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收购的向日葵的湿度和杂质程度,造成了计算不出的余额,当然,这些是为了达到投机目的。塔克马科夫及其同谋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
    列宁格勒经营书籍的工作人员也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经验丰富和非常精明能干的生意人——骗子手斯捷潘诺夫长期在列宁格勒的六十一号「旧书店」里担任管理工作。他就利用经理的宽容态度达到了犯罪的目的。他按低价收买居民的书,通过商店、书亭以高价出售装订的书。商店经理诺索夫帮助过斯捷潘诺夫提高书价,因而每个月从下属那里得到一百至二百卢布。
    现在,苏联检察机关正在侦查一个对社会主义财产的大盗窃案件。其中的一个人是一家商店的经理,他同他的同谋者在一年中盗窃了一大笔款项。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在跑马场、饭馆和他的直接上司的公司的办公室里玩牌。十分清楚,这个上司尽了他力所能及来袒护使他属下的罪恶活动不被揭发。
    至于这个商人,在他的四十年的生涯中,约有十五年是由于犯了各种罪行而被判刑在监狱中度过的,他从最后一个禁闭的地方释放出来后,便利用某些集体农庄主席作靠山,在这些农庄的招牌下,组织私人企业制作妇女发卡子、电熨斗线圈、纺织工业机床用的各种弹簧以及木项链等的手工业生产。
    这个骗子手给两家最大的百货商店提供自己的「产品」。
    难道辨认这样一个投机者是困难的事吗?不,当然不困难!但是,在那些按职务来说应该关心虚伪哲学的这种或那种现象的本质的人身上,往往出现一种拘谨,怕「当面」提出问题会伤了人。
    如果我们要求每个人最严格地遵守国家纪律,那么,罪犯就不可能干出卑鄙的事情米。企业和机关领导人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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