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给报刊的信中说：党员大会经常流于形式。一些讨论入党的会议开得灰溜溜，有人打瞌睡，有人读报，部分党员开了一半会就退席。会上很快读完履历表和介绍材料，然后问：“没有问题吗？没有”，“本来嘛，通过”，就完事了
【本刊讯】苏联《共产党人》第七期（五月三日付印）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员论党的会议》，副题为《材料和来信综述》摘要如下：
最近，许多基层组织对于筹备和举行党员大会给予巨大的注意。
列宁集体农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恰达尔—伦格区特瓦尔季茨村）的党委会书记沙夫里耶夫写道，一年前，在工作队和饲畜场的基层党组织中偶而也举行过党员大会；有时违反苏共党章中规定的期限；大会是在没有大多数党员参加下举行的；通常支部书记是筹备会议的唯一的人；他指定报告人，事先拟好决议——而这个决议最初是作为基础，随后，总是没有任何改变地整个通过。不足为奇的是，共产党员们时常在这种会议上随便把时间坐掉，因为他们晓得，辩论的结果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
遗憾的是，还有不少党的组织，很少召开党员大会，违反党章所规定的期限，党的会议举行得毫无生气，在共产党员的记忆中毫无痕迹，没有成为新的推动力来提高共产党员在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性。往往是这样，举行党的会议只是为了不违反党章所规定的期限以免受到责备。“基洛夫建筑局”第四十七托拉斯砖瓦工人舒列波夫同志在列宁格勒《建筑工人报》写道：
我被接受为苏共预备党员的那一天终生难忘。从那时起，我不只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有些会令人不满意。例如，去年最后一次会议就是这样。在那天吸收十一个人入党。其中四个青年工人被接受为预备党员。提出的问题是刻板的。在非常懒散地讨论申请书时，有人在打瞌睡，有些人读报。在休息后，有一部分党员退会了。
【本刊讯】苏联《党的生活》一九六五年第十期（五月十七日付印）刊载了新西伯利亚城“西伯利亚科学院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手符·科捷戈娃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我们党小组里，经常谈到共产党员的作用，谈到每个人对党的事业的责任。非党员也参加这些谈话。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偶尔也会听到这种说法：
“入党有什么难的！写张申请书就得了。”
“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共产党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拿一个红本本有什么？”
值得深思：我们自己是否有使人产生这种意见的理由？我们就拿入党过程本身为例吧。本来，这一天应当永远留在记忆里，在人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迹，教育这个人。而会议往往是怎样开的呢？很快地读完履历表和介绍文件，然后：
“没有问题吗？没有。”
“本来嘛！通过！”
这就完事了。
我曾满怀激动地期待这个会议。而这个会却开得灰溜溜的、平淡无奇。连当时入共青团都要隆重得多，严格得多：提问题，询问未来的计划，提示，建议。而这儿压根儿就没有这一切。
【法新社莫斯科五日电】外交人士今天在这里说，根据在莫斯科缔结的一项新的经济协定，苏联将给予南斯拉夫共计约一亿五千万卢布的信贷。这些人士说，在这笔款项中，四千万卢布将用作在多瑙河边的“铁门”兴建水力发电站的经费。还有三千万卢布将用于重建两年前由于地震而遭到破坏的斯科普里城。其余款项将用于兴建两国炼钢厂和用于一些发电工程。
导致这项协定的会谈是六月初在铁托访问这里以前在这里进行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克拉伊格尔代表南斯拉夫参加了那次会谈。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铁托的莫斯科之行》的社论，摘要如下：
铁托元帅是战后共产党世界变化的报幕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再是唯一的铁托了。
当然，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使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再次团结起来方面的一个进一步的步骤，这种团结是在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时开始保持下来的，虽然有时候是断断续续的。
这位元帅并不喜欢把赫鲁晓夫先生撵下台的方法。他显然推迟了对克里姆林宫新人的访问，直到他确信他们无意改变赫鲁晓夫在共产党世界内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
在越南危机问题上，铁托元帅可能向莫斯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关于谁对越南局势负责的问题，他有戴了有色眼镜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但是我们准备同意他是真心希望防止越南战争发展成为一场大得多的战争的。我们认为，苏联人在内心里同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在共产党人中间，铁托元帅在如何使谈判进行方面可能比他们有更富于想像力和建设性的主张。
【本刊讯】苏联《党的生活》一九六五年第十期（五月十七日付印）发表了《有关苏共的数字（一九六一——一九六四年）》的材料。摘要如下：苏共党员人数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员总数增加了二百零四万二千一百六十四人。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苏共党员：一千零八十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三人。苏共预备党员：九十四万六千七百二十六人。党员总数：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八千一百六十九人。苏共接受新党员情况从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接受的预备党员为二百四十九万八千人，接受的共产党员为二百二十八万二千人。
一九六四年内，被接受为预备党员的有八十七万九千四百人。这是战后年代苏共队伍最大的一次补充。开除苏共党籍的情况最近三年来，因各种原因被开除党籍和脱党的有二十万三千三百八十七人。共产党员受教育的情况
最近三年来，受过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共产党员专家的数目增加了八十四万七千九百人。目前，共产党员专家中，几乎有一半人掌握了工程技术专业或农业专业。
共产党员一科学工作者人数正在增加。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苏共党内有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名党员和预备党员是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有六千七百八十三名是博士。苏共党员年龄方面的情况目前，有三百万左右的党员，即几乎四分之一的党员是党龄三年以下的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目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长大的人。关于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为止在年龄方面组成情况的材料（百分比）如下：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七点二，二十六岁到四十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八，四十一岁到五十岁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五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
【本刊讯】英《经济学家》六月十九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莫斯科的决定命运的选择》，摘要如下：
俄国领导人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进退维谷的处境推迟着他们不久将在国内外政策方面作出的决定。
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八个月中，他的继承者表现出很谨慎地不愿使他们自己过深地陷于任何特别的行动路线。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享有踏步走的福气了。苏共上次代表大会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如果按章办事的话，第二十三次大会应在今后四个月内召开。所以在十月，俄国现领导人将对现在正使他们忧虑的国内和国际的主要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如果他们不这样作，如果事实上不召开大会，这差不多将肯定表明，在克里姆林宫内有重大的意见不合。
目前，大概正在莫斯科进行的政策辩论中，对苏联之外将要发生的事情拿不稳必然使得更难以对国内政策取得一致的决定。今后几年是紧张和“警惕”的时期？还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和平共处时期，在这个时期俄国人能够安全地集中力量培植他们自己的花园？这将大大取决于越南将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在那里的危机继续对恶化莫斯科同美国、中国的关系有多大的影响。
俄国人似乎仍然希望，目前的战争能够在既挽救了美国人的面子又使越共达到他们目的的实质的情况下结束。但是，当战争在加强的时候，这条中间路线将变得越来越狭窄。
关于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应该宣布何种经济政策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一定会取决于在越南的这条中间路线看来是否仍然站得住脚。俄国新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的五年计划现在大概是在进行最后润色。这个计划的一些长远指标一定已经确定了。
这不再只是一个指标和发展的先后次序的问题，而且也是计划方法问题。大多数俄国人认为，由于苏联经济越来越复杂，迫切需要检修计划机器。但是，这种改革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呢？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在赫鲁晓夫时代，已经在使利润成为卫星工作效率的主要标准方面进行了试验。这些试验已经在轻工业逐渐扩大。但是，如果现在打算进行更普遍的推广的话，那就将引起管理机构、党和工会之间今后的关系的整个问题，同时还将引起这样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快的速度上取消来自上面的控制。
如果俄国领导人明确地决定或者大胆地进行经济试验，或者因为国际局势困难而把这些试验放进冷藏库，那么，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领导集团中可能实行重大的变动。要确定领导人中间各派的阵容的变化是不容易的。但是柯西金总理大概比党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更加愿意在经济上进行试验和改革。但是，不能断定，一切想在国内进行改革的人都是赞成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的。
【法新社巴黎五日电】戴高乐将军今天下午接见了苏联驻法国大使佐林，同他进行了一小时零十分的会谈。当佐林（他要求这次接见的）离开爱丽舍宫时，他向记者说，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他说：会谈谈到了发展法苏关系和关系到两国的国际问题。这就是我现在能向你们谈的一切。
当问及他关于越南问题时，佐林明确指出，法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十分相近的。
【南通社莫斯科三日电】《真理报》今天以《我们共同的目的——共产主义和和平》为题发表的社论指出，铁托对苏联的访问对巩固友谊、密切社会主义的队伍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个重要的贡献。
《真理报》写道，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在过去十四天里在他们访问的各个地方都受到热烈的、亲切的欢迎。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南人民间的真挚友情以及联系两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真理报》强调说，会谈再一次确认了对目前的国际局势中主要问题的看法一致或接近。
《真理报》说，我们两国人民有同样的目的和共同的理想。苏联人正忙于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他们不惜一切地增强祖国的力量和巩固它的安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完成着祖国的进一步全面发展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的任务。
我们两国在向共同目标前进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而且合作在各方面都成功地得到了发展。
《真理报》提醒人们注意：苏联和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是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的可靠朋友。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六月三十日刊登沙巴德自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开始在其经济中面临着一个不平常的问题：如何保证不断的充分就业的问题。
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某些地区为青年人安排工作已成为困难的事。甚至一向缺少人力的东部地区预料在今后几年在安排工作上也会有麻烦。
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使这个问题突出起来。
大量的战后的一代现在逐渐达到了工作的年龄。
这种情况由于教育上的改革而恶化了：学习期限由十一年改为十年，明年将有两级毕业生，而不是一级。
自动化和其他技术进步也是一些因素。况且，按照预期的经济改革的规定，工厂经理有权决定完成一项既定产品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过去，劳动力是由中央计划组织决定的。
苏联当局发现，由于青年人嫌恶农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愈来愈难以按照经济需要重新分配人力了。
这是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大学社会学家小组对新西伯利亚州高等学校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最近一期《哲学问题》上刊登了这个小组的调查结果。
这个新西伯利亚研究小组的主要建议之一是：政府设立一个高级机构，如劳动部来处理劳动力问题、自动化和训练熟练的劳动力的问题。
它也要求设立州劳动介绍所，告诉找工作者关于目前劳动市场上的求职门路和雇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