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波哥大二十四日电】一星期前在波哥大举行的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上，亲华派的共产党人罢免了亲苏的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希尔维托·维埃拉。据这些消息说，这次代表大会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还罢免了另外三名亲苏领导人，并二致推选佩德罗·巴斯克斯为新的总书记。当问到这方面的问题时，维埃拉否认这些消息，他说，在波哥大没有召开过任何正式的共产党代表大会。
【合众国际社波哥大二十五日电】莫斯科政权和北京政权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深刻分裂，形成了不可调和的两派。
在波哥大某地秘密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二十三年来一直是共产党人公开首脑的希尔维托·维埃拉被北京派开除，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分裂明朗化了。同维埃拉一起被开除的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被指责为“老朽昏庸、碌碌无能和资产阶级化严重”。
维埃拉和他的支持莫斯科的同僚们认为他们的反对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背叛者”，认为把他们开除出去“纯粹是胡闹。”
北京派最近相当活跃，尤其是在城市和某些出现暴力事件的农村里。
共产党在议会和公开组织中没有代表，经常被指责领导国内发生的暴力事件。
开除维埃拉及其同志的眼下结果将是，哥伦比亚将出现两个共产党，因为每一派都说他们拥有多数。
【路透社波哥大二十五日电】哥伦比亚共产党今天正式分裂成为亲苏派和亲华派，因为最近支持北京政策的党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塔斯斯社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出席罗党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团今天从布加勒斯特回到了莫斯科。
【法新社柏林二十五日电】乌布利希今天从布加勒斯特回到东柏林时说，在那里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是个巨大的成功”。
【合众国际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五日电】（记者：夏皮罗）昨天当勃列日涅夫和邓小平一起坐了四个小时而互相连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试图打破俄国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冷冰冰关系的努力失败了。
外交观察家们今天在罗党代表大会结束时把那些谨慎小心的插曲中的行动凑在一起进行分析。
勃列日涅夫和邓小平是罗党昨晚举行的宴会上的贵宾。
他们坐在罗党首脑齐奥塞斯库的左右边。齐奥塞斯库曾经企图但是从未打破左派共产主义和右派共产主义之间冷冰冰的紧张关系。
当一支农民乐队演奏民间乐曲的时候，这两位中苏领导人凝视天空，而彼此互不交谈。
在室外举行的这次盛大招待会上，齐奥塞斯库一直坐在这两个对手的中间。
随后，他小心谨慎地领着他们和其他几个外国代表团的成员走到过去是王公的公园的一个僻静的角落。但是他们静默地坐在一个亭子里。
南斯拉夫的卡德尔和东德的乌布利希都无法使他们说话。
勃列日涅夫和邓小平在代表大会期间两次短暂的碰面都同样地以失败告终。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六月三日刊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电机厂共产主义劳动队队员格拉季纳尔、库巴列夫和恰普林的一篇文章，题为《惩罚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摘要如下：
在《文学报》上和我国其他报刊上不时就法学和道德的问题展开辩论，这是好事。
在《关于罪与罚的对话》中所提到的题目，的确值得进行最细心的探讨：让各种观点互相交锋，让争论展开得更热烈。
然而，有着迫切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容置辩的事情，存在着不需要进行辩论，而是坚决行动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这封信将要谈到。要知道，当各种观点发挥、加深和互相交锋的时候，流氓们并没有叉起手来不动，辩论根本没有使流氓们感动。
我们要把讨论引向何处呢？
最近时期以来，流氓分子在有些地方为非作歹。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他们之所以违法乱纪，不是因为法学和道德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制定得缓慢和无力，而是因为他们逍遥法外的事情太多了。再也没有比不加制裁更为纵容流氓们了。
几天前，我们的一位同志下了晚班回家时，听到了喊声。他就迎着喊声奔过去，看见三个青年人正在抢夺一个姑娘的手提包。他喊道：“放开她！”这几个流氓便撇开姑娘，扑向这个小伙子。后来他带着青肿回了家。可是他们，那些“勇士们”，在干了肮脏的勾当之后，便满不在乎地回去睡觉，以便养好神明天重新伺守在门口。关于这种不受制裁的例子，还可以冗长地说下去。但是必须立即指出一点：不加制裁的小的流氓行为可能发生要危险得多的重犯。
我们对可耻的恶习——酗酒，不能沉默。正是酗酒常常把人们导向流氓行为。有一位工长停止了旋工麦什科夫的工作，因为他“醉醺醺地”进了车间。麦什科夫愤恨了，拿着刀子扑向工长。麦什科夫被法庭定了罪，现在蹲在监牢里。但是这位工长也不轻松，他的一只手臂成了残废。在这样的情况下，流氓受到了惩罚。可是麦什科夫的酒友不仅在空闲时，而且在工作时仍然纵饮无羁。因此，谁能相信，类似的可耻的事件不会重演呢！
当然，应该谈到和写到社会的作用、社会的力量、社会能够而且应该同流氓分子进行斗争，但也不能忘记另一个方面。我们个人有这样的印象：最近时期，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民警并没有对流氓们的频频肇事采取果断和严厉的对策。
惩罚的确应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想，问题现在与其说在于惩罚应该是轻的或重的，不如说在于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实践和按应有的方式教育道德败坏的人们。
在加强我们的社会治安机关——今天在我们看来，这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的同时，也应该实行其他迫切的措施，来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把违法者交保的做法变成为形式主义，实际上谁也不管失足人以后的行为和命运，这些情形，引起了人们坚决的反对。某些社会团体的领导人表面地、片面地和讲情式地理解“担保”本身的意思，信任本集体不大了解的人们，而在释放他们后的第二天就把“担保随传随到”忘记了。结果是一再犯罪。
此外：讽刺性的电影杂志《灯芯》嘲笑了对小流氓的十五天禁闭的做法，这是对的。难道这种惩罚——得到“十五个昼夜！”——不是成了他们的补充休息吗？对违法者的关注和人道的态度，绝不意味着对他们盲目地轻信。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波德戈尔内今天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是自六月初以来的头一次。
他把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授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德国侵略的「英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这个仪式是在明天来临的「海军节」的前夕举行的。
他说，「苏联要求制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并且尊重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
波德戈尔内强调目前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巨大重要性」。
他对社会主义阵营在「侵略势力」面前发生分歧表示遗憾。
过去六周内波德戈尔内从公共生活中消失这一点被说成是身体欠佳。
他的重新露面和沃罗诺夫的再次出现是在同一个时候。
苏联主席团另一名成员沃罗诺夫在昨天为奥博特举行的午宴上露面。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六日以后连续译载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濑户口正昭访问南越解放区后写的通讯，今摘要转载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大公报》原来的）：决定从西贡进入解放区
南越第一号公路是一条长达一千公里的一条可以通行大卡车的大路。它以西贡为起点，直伸展到把越南切为南北两段的十七线——临时军事分界线。
这条公路，由于爆炸以及越共军时时进行伏击，在许多处已被切断了。我决意沿这条公路向北行，前往某一个解放区去。
在中部前线，我居然能够和越共军接触了。我得到这样的回答：“如果你愿意，我们并不反对你到这里来。但是你不能不预期会遇到猛烈的轰炸和进攻。”
我决定碰碰命运。
首先遇到的是交通问题。出租汽车的司机，都不愿意把我送去。在西贡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便是越共控制的地区了。
由于不能雇请汽车，而搭公共汽车又太挤，不便于照相，我不得不雇请一辆小型公共汽车；一般来说，公共汽享是比较安全的。路旁的树木被官方砍去
离开市郊，我发现公路两旁的树本都被砍了。两边被火烧过的草地约有一百至两百公尺宽。这些措施，显然是为了防御越共的隐藏。
在这条公路的两旁，是一大片的橡胶园。两小时后，我们到达春乐。在这里有十辆公共汽车摆着长龙在等着。我们正要通过这个地区的时候，一名警察竟吹响哨子，命令我们停住。他给我们解释：每天只有两个时间准许通过：上午九时和下午一时；公共汽车必须成队前进，因为前面就是越共地区。我说明自己是记者。又经过一翻交涉后，他还是摆摆手，他说，“在批准通行时间以外通过的车辆，一律将被当作越共的车辆，侦察机可以加以扫射的。”
我只好同意他的说法。
下午一时过后，二十多辆公共汽车一起出发。不久，我们来到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公路两旁的树仍屹立着，但是树叶枯萎，而且成了纯白色。美军是砍不了在越共区的树木的，唯一的办法是从空中洒下化学品，使树叶全部脱落。我们经过的路上，约有三十八公里，都看到枯萎的树木。三名解放军都是青年
我们一路前行，司机忽然喘着气喊：“他们来了！”我们立即煞车。站在公路上有三名越共军，他们伸手拦路。我想，如果在往常，由于职业上的兴趣，若是遇不到他们，我一定会觉得有点煞风景。但是现在，坦白说，我的心跳得很快。他们拿着枪。我实在怕他们。
他们都是年轻的士兵，样子好像大男孩子。他们之中，有一人的肩上，还坐着一头可爱的猴子。他们表示，希望我们的车子载他们一段路程。于是他们三人之中，有一人上了车，其余两人都站在车子的外面。说得花巧些，我们的车子，是正在载着越共，向前开呢。
我们的公共汽车早已落在其他公共汽车的后面，如果飞来一架侦察机，那就糟糕了。附近也还有政府军的基地呢。正因为这一事实，越共军也在提防；所以两名越共军，才站在车子的外面四面了望。这辆小公共汽车在黑夜中行进
车行了五、六公里之后，三位越共军人下车了。临别时，他们向我们表示谢意，并和我们握手。
前面又来了许多卡车。卡车遇上越共时，司机驯服地停了车。越共军人挥手示意，让卡车一部一部通过。他们神态自若，好像他们就是这条公路上的交通警察一样。
夜幕低垂。驾驶公共汽车的司机，开足了速度。他的理由是：“公共汽车的指标灯已经失灵。这就有可能被越共把我们的公共汽车当作政府军的汽车给予攻击的危险。”
由于车头灯光亮的惊吓，野兔子从草丛中跳出来，有一只兔，被我们的车子辗死了。尽管我们在忙着赶路，那位司机还是停下车，回头去拾起那只死兔子。他说，他可以把它带回城里去卖。
接着，我们经过树林——树林里也许就有越共。司机把车子越开越快，我不得不紧紧的抓住扶手。我也有一种疲劳和不安之感。直到我看见藩郎港的灯光时，我才松一口气。在藩郎解放区拜访“佛爷”
在藩郎解放区，我拜访了“佛爷”。“佛爷”是他的绰号。由于他的样子和佛像一个样所以得名。当我把从西贡带来的一封介绍信交给他时，他的目光平静地，眼睛眯起来更像一条线，并且用流利的法语和我谈起来。
“佛爷”因为参加反法斗争，一九二四年曾经被捕。法军用尽了利诱的能事要他投降，首先要求他参加法军，给他一个少校职位，他拒绝了，后来，法军又建议任命他为上校，他还是拒绝了。利诱不行，法军把他关进监狱，给他扣上脚镣。自从那个时候起，四十年来，他一直没有中止过领导反法、反日和反美的斗争运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