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加拿大《多伦多电讯报》四月十日刊登了查尔斯·林奇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人人都是头子，现在赫鲁晓夫已完蛋了》，摘要如下：
我问道：“谁在这里负责？”莫斯科人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回答说：“每个人都负责，这是种民主。”
我说：“我们过去知道我们同老赫在什么地方是一致的。师在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人说：“你欣赏个人迷信。”
我说：“嗯，我们这类人都喜欢老赫。”
另一个人说：“他走得太远了。”
看来，有些老报人和官员在我在这里牵扯进去的许多次热烈交谈的一次交谈中逗着我玩。
自我离开电视以来，我从来没有谈这么多话，在这里交谈是活跃得多而且是毫无拘束的。
交谈毫无拘束，但是在两个问题上是例外。谁也没有兴趣去谈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个性。他们只是一家中的一对兄弟。
谁也不愿谈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争端。
我所遇到的间接说明中俄争端的唯一的事情是出现在当地傀儡戏院里。一个代表上帝的傀儡寻找闪光灯，终于找到了一个，但是它不灵。
这个傀儡看了一下商标，转向观众，富于表情地耸耸肩膀说：“中国的”。
至于苏联的政策，此间的官员们说，这没有什么神秘的。任何局外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他没有赫鲁晓夫可以依靠而得费神去辨明方向。
一位官员说：“你应当意识到我们人民的精神，不要对领导那么担忧”。
我说，俄国看来越来越像是个资本主义社会。
在塔斯社，有人向我谈到要开办赚钱的新业务，包括编发“通俗”新闻，俄国人一向是蔑视颓废的外国报纸上刊登琐事的。
塔斯社解释说，苏联报纸正在公开竞争销路，《真理报》被说成是富有的报纸。
目前人们谈论的是房屋、汽车、衣服和空闲时怎样玩。
俄国似乎把自己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我觉得好像是在国内一样。
一个严肃的俄国人在这一点上斥责了我。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日以《苏联抱怨越南问题上的压力》为题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人以相当清晰可闻的声音在说，他们希望美国修正其政策，以使他们“摆脱”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
莫斯科把它目前所处的不愉快的困境归咎于华盛顿。它正在大声地对如果越南战争变得更激烈会发生什么情况表示忧虑——并且发出警告。
苏联官员对在伦敦的美国新闻记者进行告诫。在华盛顿，正在通过中立的途径传出消息说，莫斯科深感不安。
在东欧的前卫星国中，人们十分担忧，怕莫斯科受压过甚。
苏联人在说的，基本上是：如果约翰逊总统更大大地——而且更长期地
——扩大战争，莫斯科可能不得不放弃它的与美国缓和的政策。
苏联这一警告有效到什么程度，是外交家们猜测纷纭的事。
很明显，苏联领导人们正处在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奇特的地位。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场称之为“解放战争”的战争中只是半心半意地在支持一个共产党盟国。
他们在一些敏感的非洲新国家中的名声已受损害。
莫斯科最最希望的是要美国同意就越南问题进行谈判。
除了英国人以外，苏联人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在促进那个柬埔寨会议的召开，这个会议可以成为通向越南和平谈判的后门。
共产党中国反对举行这样一次柬埔寨会议，因此这两个对立的共产主义巨人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有力地互相施展阴谋。苏联人正在谋求说服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举行这次会议。
东欧国家的官员对越南战争表示遗憾，因为它对苏美两国缓和的前景正在产生不利影响。他们这样的看法除了反映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以外，实际上是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
【新华社阿尔及尔六日电】由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奥马尔·本·马朱卜率领的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应苏联共产党的邀请今天上午离开阿尔及尔前往莫斯科。
马朱卜在动身前对记者说，我们十分重视这次访问，这次访问符合阿尔及利亚和苏联之间已有的各种关系和接触。这次访问也符合我们已经选择的和体现在阿尔及尔宪章中的社会主义抉择。
前往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本·阿拉、扎胡万、奈卡希和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
苏联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别哥夫同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同机飞往莫斯科。
【新华社阿尔及尔四日电】本·马朱卜今天对阿尔及利亚新闻社记者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在除了两国人民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的一切联系之外建立两党之间的联系。”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六日电】谢列平发表激烈讲话再次保证俄国要援助受到进攻的社会主义国家。
谢列平说，我们对这些国家——不管是古巴还是北越——的利益的“珍视并不亚于对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珍视”。
谢列平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发表讲话的。
关于越南问题，谢列平说：“美帝国主义者显然认为，不同共产党之间在观点上的分歧使他们能够不受惩罚地进攻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美联社莫斯科六日电】（记者：布莱德歇）一位苏联领导人星期四说，这里对北越安全的珍视并不亚于对苏联自己的安全的珍视。
在谢列平讲话之前，某些苏联人士曾经暗示，克里姆林宫对越南问题的政策可能出现新的发展。
这种暗示表明本周末可能会出现新鲜的事情。现在无法证实这种暗示。
我到河内去参加国际会议期间，同胡志明进行了三次谈话。三次谈话都是不拘形式的，甚至是随便的。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我的生日那天，即国际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越南朋友从我的旅行证件上得知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没想到他们请我吃了三个生日蛋糕，早餐时一个，午餐时一个，第三个是在下午三点钟胡主席接见出席会议的五个美国人的时候。头两个蛋糕都厚厚地涂满了奶油和花环，所以我看到第三个蛋糕的时候就害怕了。幸好，胡伯伯的蛋糕比前两个朴素一些。
我们被引入主席府的一间小会客室，也就是胡志明在一九六一年接见我的那间屋子。他那一年曾告诉我，那座装饰得非常讲究的建筑是为统治全印度支那的法国总督造的，后来先后给日本的总参谋部、蒋介石的总参谋部和法国的傀儡保大用过。他补充说：“我不住在这里，我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所两间屋的小房子”。我有点弄不懂，问他：“那么，主席府干什么用呢？”他微笑着说：“为主席接见用！”
这一次我们五个美国人鱼贯而入，坐下来等候。不久，我们听到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就说了声“进来”，后来才意识到我们把胡主席请到他自己的客厅里来了。他轻捷地走来，穿着乳白色的卡其布衣服和凉鞋，身子笔挺，所以显得比他原来的身材要高一些。他请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同我一起坐在四年以前坐过的那只长沙发上。他拿起了生日蛋糕，递给我刀子，让我切第一刀。接着他自己动手来切，把一片片蛋糕传送给别人，动作十分灵巧，这使人想起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法国商船上当做点心的厨师和侍役，周游世界，寻求拯救越南的途径。
他谈起了那时的情况。转向罗伯特·威廉——这位著名的美国黑人同他的妻子梅贝尔是我们这批人中间的两个——回忆起他曾在纽约逗留过一些时候，有一次参加了在哈莱姆区举行的黑人群众集会，说在会上讲话的人名叫“马格斯……马格斯”。威廉说这个人姓“嘉维”，胡志明表示就是他。
“是的，嘉维”。胡志明记得嘉维在会上讲了一些要回非洲去的话。他对于黑人听众表现的热情特别感动。
他说：“那时候，我不懂得多少政治。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求自由的穷人，他们把口袋里的钱全拿出来捐款，于是我也倾囊相助。”
我问他：“那时候你是否相信此生会看到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回答说：“老实说，我没有。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人，我正在寻求帮助。在越南，人们——其中包括我们父亲——正在讨论谁能帮助我们从法国统治下获得自由。有些人认为日本可以，另有些人认为是英国，另有些人认为美国。我到海外去看看倒底有谁。”
他记忆起纽约曼哈顿区的摩天大楼“金钱滚进滚出，但它的高度遮蔽了穷人家里的阳光。我想：在这里是不会得到帮助的”。他在伦敦住了一个时期，把东伦敦的贫民窟同西伦敦的高楼大厦作了对比。在巴黎，他也看到了贫富之间的悬殊。
他说，“这些国家都不会帮助我们的，我们越南人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胡志明被称为法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人”。他很谦虚地谈起当时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当时法国社会党内部正进行着一场大辩论。起先，它似乎距离我的生活很远。后来，有人给我看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讲话，我觉得：这是与我们有关的东西了。我认为列宁是正确的，而且瓦扬·古久里和马赛尔·加香支持列宁也是正确的。在一九二○年于都尔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大部分人支持第三国际。由于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断，我也作了这样的抉择。”他补充说，一等到他能用法文写作以后，他就为报刊写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私自杀害美国黑人的文章。
就这样，胡志明开始了他的共产党人生活。一九三○年，他组织了全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一九四五年，他从日本人手里夺取了越南的政权，在这以前，当地的法国统治者不抵抗地把政权交给了日本人。当时他的越盟打日本并把美国当作朋友，从日本人手里救了许多美国兵。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越南组成了各爱国政党的联合政府，胡志明就任主席，这个政府的宪法引述了美国独立宣言；它申请加入联合国并邀请联合国观察员来看它的第一次全国选举。英国军队在西贡登陆，被当作朋友，但它随即进攻越南人。西方帝国主义者已经决定要把越南归还给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靠他的威望和力量同法国达成了一项条约，使一个统一的越南成为“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财政和军队。他作为国家主席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到（法国）枫登白露去签订了这个条约。法帝国主义者不久就破坏条约，轰炸海防，袭击河内的主席府。胡志明的军队又跟法国人打了九年，最后取得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于是，胡志明的军队第三次取得了在越南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的胜利，美帝国主义接着把它分裂成两部分。从此引起了这些年来的斗争。
我第二次与胡志明主席谈话是在同一天晚上。我七点钟去参加（越南）总理为代表们举行的招待会，发现屋子里在冷餐桌子的周围站满了人。我被带到一个角落里的一个小桌旁，我以为那儿是屋子的后部，正是适合我的年龄的一个安静的位置。忽然，要人们前来祝酒了，在跟在他们后面的水银灯下，我发现我的座位是在最前面。在祝酒过后重新坐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胡志明到我的旁边坐下了。有半小时，我想同他交谈，但总被一批批来同主席谈话、同他站在一起照相的代表们所打断。根据灯光的照耀的方向，我成了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和其他许多人的背景。我主要的印象是胡志明可以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来应酬。我还注意到他一点也没吃那些精美的食物。他告诉我说已经吃过晚饭了。除了这一情况，我记不得别的话了。
我最后一次和他的接触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八点钟。会议已经结束，代表们被邀请到主席府去话别。我们坐在摆成长方形、上面摆了茶、水果和饮料的长桌旁。我坐在胡主席的左边，一个南越人坐在他的右边。这就使中、苏两个代表团长坐得稍远些，等距离地坐在他两旁，一边一个。
我向主席表示庆贺越南组织委员会，作为会议的主席，在一次开始时意见分歧的会议中获得了一致。这不是什么秘密：初步的会外交谈表明有一些为数很少但谈话很多的人硬要把南越无限期地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之下，压倒多数的人反对他们所谓的“不导致解放的中立化”，并坚持胡志明先前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体现在各项决议内。
胡志明说，我们的会议所以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是因为“这里的问题确实非常简单”。
简单？这就是我带回到我的书桌旁的胡志明说的最后两个字，我的书桌上堆满了的信和杂志，这些都认为“南越问题”远不是简单的。但胡伯伯的话是对的。
问题确实简单。不需要每天二百万美元的美“援”，甚至不需要为那些傀儡进行一场漫长的国际争吵。只要美国滚出去。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完成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