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九日电】星期五结束的莫斯科共产党代表大会发表的一项公报答应要调解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
公报说，“在为解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而进行的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性和途径，兄弟党代表的双边和多边会晤以及党之间的联系和交换意见的其他形式是适宜的”。但是，公报没有指名提到中国，也没有暗指中苏争端。
公报又说：
“会议参加者确信，把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比目前把它们分开的东西大得多。即使是在涉及到政治路线方面存在着分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用一切方法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方面以及在争取世界和平和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各国和平共处的斗争中有可能、并且有必要争取一致行动”。
有消息说，这个公报是一个妥协性的文件，在那些希望莫斯科和北京摊牌的人以及那些愿意避免一场冲突的人之间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
代表们支持“和平共处”，他们还屈服于克里姆林宫比较温和的教义。
【法新社莫斯科九日电】（记者：乌尔曼）观察家们指出，从莫斯科“协商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会议已无限期延期。观察家们认为，看来人们首先一致同意尽可能推迟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直接冲突的发生。
象最后公报所表明的那样，“协商会议”只提出了一些建议，任何一个没有参加（会议）的党可以直截了当地不理睬这个公报。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人刚刚做的，他们甚至拒绝正式看一看这份公报。
人们看不出这十八个党所提出的建议能产生什么具体结果，东欧人士指出，这些建议只包括障碍而没有动力。
“协商会议”为组织一次世界会议而预计的程序，把执行这些预计的阶段的每一阶段的责任交给参加了一九六○年会议的八十一个党。首先这八十一个党——它们深深地分裂着——将进行协商。如果能够超越这一阶段，那么第一阶段将引向被称为“预备”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必需取决于八十一党就举行一次会议的原则达成的协议。
最后，八十一个党尚需决定自一九六○年以来建立的各党的参加资格，应该就世界会议的议程和秩序达成协议。
观察家认为，尽管公报迫切呼吁停止论战以便进行兄弟磋商，但是，人们可以自周北京对十八党的公报将有何反应，北京可能从这个公报中看出“修正主义者”软弱的迹象。
【路透社莫斯科十日电】这个一千二百字的公报没有确定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日期，共产党人士说，这个文件是个折衷的产物，它保持住召开会议的主张，而实际上把它推迟到遥远的未来。
莫斯科观察家说，召开八十一个党的预备会议的要求看来是要使中国难于置身于会议之外，如果真的召开这样的会议的话。
莫斯科的观察家们认为，这个公报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妥协性文件，旨在避免承担明确的义务，直到克里姆林宫有时间来考虑中国重新掀起的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的含意。目前的局势由于越南危机而复杂化了。
【合众国际社巴黎六日电】负责的外交人士今天说，俄国也许会向戴高乐建议建立新的法苏联盟，如果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行动失败的话。
他们说，这也许就是莫斯科调换驻巴黎大使以及决定派葛罗米柯四月二十五日到巴黎会谈的真正意义所在。
外交家们和法国官员看到，在本周宣布维诺格拉多夫不久将由副外长佐林替代之后，苏联外交政策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人们认为，在苏联外交领导机构中，佐林仅次于葛罗米柯而居第二把手。
法国官员说，俄国人不可能只是建议恢复老的联盟。但是他们说，看来更为可能的是，俄国也许会建议同法国缔结某种新形式的政治条约。
【法新社巴黎五日电】将卸任的苏联驻法大使维诺格拉多夫今天（星期五）在接见一家杂志的记者时说，法国和苏联共同努力实现越南和平，这对整个世界说来是重要的。
维诺格拉多夫对戴高乐派杂志《我们的共和国》谈到了法国和苏联的立场在好几个问题上取得了和解，并赞扬法国总统戴高乐对世界问题的分析。
他说，他同戴高乐举行了“许多次会晤，全都是非常有益的”。
他说戴高乐将军对“局势的分析始终是正确的”。
维诺格拉多夫说，“法国和苏联立场非常接近不仅仅是在东南亚问题上”。他还举出了两国对资助联合国活动周题的立场，他说，“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在任何问题上或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敌对的”。
【德新社巴黎五日电】维诺格拉多夫今天主张法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他在接见《我们的共和国》周刊记者时说，“我们两国为争取恢复和平而共同努力，这对整个世界说来具有巨大意义。
他在谈到法苏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关系已“非常良好”后强调说，两国现在“将进入有政治关系的时期”。
【新华社柏林九日电】据德通社今天报道，乌布利希今天下午接见以沃罗诺夫和谢列斯特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士。德通社的消息摘要如下：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星期二下午在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旁边的国务委员会大厦里接见了从星期六以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逗留的一批苏联领导人。这一批人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沃罗诺夫和谢列斯特，苏共中央书记季托夫和鲁达柯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乌斯季诺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格纳托夫、迪姆希茨、斯米尔诺夫、鲁德涅夫和诺维科夫以及一些部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和来自苏联的其他人士。
乌布利希热诚欢迎苏联客人，并对他的客人表示，他对于他们的访问成了一次生产会议这一点感到满意。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说，“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相信，用这种方式会更多地促进双方对已成熟的许多问题的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紧密的、互相信任的合作将有助于达到和共同决定世界水平。
苏联客人强调，来比锡博览会使人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争取技术进步和争取达到世界水平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成就。客人们对于科学和生产的日益加大的一致性印象特别深刻。这种一致性是在科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可靠协议的基础上发展的。来比锡博览会上有许多例子，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多么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各国人民的福利。
谈话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随后，乌布利希设隆重晚餐招待他的客人。
【路透社莫斯科一日电】此间透露，一九六三年俄国的灾难性歉收使它的谷物产量成为九年中最低的一年。
新出版的苏联一九六三年统计年鉴表明，谷物产量为一亿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少将近三千万吨。
这是第一次公布一九六三年的数字。由于歉收，苏联不得不空前地从美国和加拿大输入一千二百万吨小麦。
据这本年鉴说，平均每公顷谷物产量也是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最低的。一九六三年平均产量为每公顷零点八三吨，一九五四年为零点七七吨，一九六二年为一点零九吨。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三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俄国削减了高昂的离婚费用》的文章，摘要如下：
俄国尽管离婚数目日益增多，但不久仍将使得离婚更为容易些。
经过了六年的准备而不久将发表的新法律，将简化法院的手续并把法律费用减少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目前离婚费至少等于七十五英镑，这等于苏联最低收入工人的五个月的工薪。
根据俄国律师斯维尔德洛夫在《苏维埃国家与法律》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说，在一九六○年，十对结婚的人中间有一对离婚，这个比例现在仍在上升。
离婚的数字不表明宁愿长期分居以避免付出高昂的法律费用的大批夫妇。
俄国人否认道德水平有所下降。他们把离婚率高归咎于住房十分缺乏，以及青年人缺乏足够的性的教育。
克里姆林宫感到忧虑的一个方面是：私生子数目自三年前已达一百八十四万之后还在上升，最近的统计是二百五十二万五千个，其中二百四十七万七千个是接受国家补助的未婚母亲生的。
【新华社巴黎四日电】任命佐林为苏联驻法大使的消息，引起了法国报刊的极大注意。
《巴黎新闻》写道：佐林来巴黎负有更亲切的任务。自战后以来，法苏关系从没有现在这么良好。这家报纸认为，在所有各重大问题上，两国的看法都有无可置疑的类似之处。俄国人想走得比较远，想惊人地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同法国的协调一致。佐林有足够的权力来在最高一级水平上谈判各种事务。
《世界报》写道：看来奇怪的是，替换一个目前正在实现他不断宣布和支持的戴高乐的法国和俄国实行接近的人所选择的时刻。许多观察家从而得出结论说，苏联现在决心要超出它在近几个月中对爱丽舍宫执行的仅仅是“微笑政策”的范围。不断有这种传闻：苏联想使两国逐步发展的合作具有有机的形式。
《震旦报》写道：法国逐渐摆脱大西洋的监护，开始同东方一起执行一项在许多问题上是共同的政策。譬如，在南越问题上，巴黎和莫斯科的观点完全一致。维诺格拉多夫竭力实现的法苏“结婚”进行得很顺利，正在准备“订婚”。现在只剩下签字和使法国稍微向东方靠拢一些，而这个角色将由佐林来担任。
《震旦报》说：加强法苏共同政策是“订婚”“完成”的阶段。由于戴高乐将军所采取的立场，巴黎便成了苏联所希望的代替政策的跳板。
【美联社莫斯科七日电】小说家列昂尼德·索波列夫再次当选为苏联最大的文学组织的主席——这显然是遵循旧路线的保守分子对叛逆的青年自由主义作家的一个胜利。
塔斯社是在报道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大会于星期天闭幕时宣布索波列夫当选的。
人们曾经认为，索波列夫作为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的地位由于自由主义派的青年的激烈反对而受到危害。
在会议期间，索波列夫谴责了较年青的作家。苏联报纸详细地刊登了他的讲话。
索波列夫在大会上的讲话中批评较年青的作家指责较老的作家是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奴隶。
索波列夫说，由于这一点，他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较老的作家说的一切话都是令人怀疑的，他们认为较年青的作家应当不理睬他们的老一辈而要依靠自己去闯。
【路透社莫斯科三日电】苏联老作家肖洛霍夫今天在这里召开的俄罗斯作家会议上警告说，他们应当消除他们之间的“微不足道的误解。”
他在克里姆林宫向四百多名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讲了话。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也出席了会议。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二月二十四日发表社论，题为《东欧的新方法》，摘要如下：
大多数东欧国家中增长速度逐渐下降不是一种失败的迹象。它们确是反映了某些真正的经济困难，但是它们的意义是，因为这些国家谋求发展更为多样化和更先进的经济，更愿意让市场作用代替计划化，更认真地寻求功效。
人们看到趋向部分市场经济的倾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利别尔曼教授的主张在俄国辩论了一些时候了，虽然最初只有较小的明显的结果。
一九六二——六三年，匈牙利率先试验市场作用和不是那么集中的计划化。它第一个从资本上收利息。东德在修筑了柏林墙以后也走向采取一种比较具有竞争性的制度。现在这种倾向变得更为公开和更有信心了。经济困难没有使这些国家匆匆回复采取更严格的控制，而是走向更大的灵活性。
仍然有可能制止这种倾向。党内某些教条主义者对此强烈反对，如果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可能坚持他们的主张。但是从长远来说，他们不可能占上风。更年轻和更讲究实效的一代将掌权，老制度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窒息的倡议，死气沉沉的工人，不可置信的浪费者和经济畸变等。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了解，这种改变不是改变成了资本主义，而是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各政府的发言人强调说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他们这样说部分要使忠实党徒放心，但是指出，生产公共占有和市场作用仍然存在，没有在废弃计划化，但是计划是经修改的，更加集中在广泛的纲要上，这是正确的。如在西方一样，寻求的是计划化和市场自由适当的混合体，使国营企业有利可图的正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