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莫斯科十八日电】最近一期的《苏共历史问题》指责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在（上次）大战前夕当他担任国防部长时所犯的错误倾向”。他的同事朱可夫元帅也在同一期刊物上受到了批评。
伏罗希洛夫在几个方面受到了指责。一篇题为《党对军队的影响加强》的文章批评他帮助制造关于斯大林在赢得最后胜利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传说”，并批评他担任国防部长时的“错误倾向”。
文章特别提到了朱可夫，指责他同伏罗希洛夫持同样的观点。
这里的观察家们指出，这些指责是在伏罗希洛夫已经不出头露面的时候提出的。
他们又说，这些指责是在最近有人企图要使朱可夫在一九五七年受贬后重新确立地位的时候提出的。
伏罗希洛夫由于进行了自我批评得以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后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确立他的地位。在赫鲁晓夫统治的最后几年中，由于他热情洋溢地和奉承地对这位前总理表示友好而引人注目起来，但是，自从赫鲁晓夫下台以来，一直就没有看到过伏罗希洛夫。
另一方面，朱可夫的名字最近也很突出。在胜利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著名作家斯米尔诺夫在电视节目中说，他希望看到朱可夫率领着他的军队在红场上通过。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二十二日电】今天的《战斗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巴亚尔斯基自莫斯科发回的消息。
消息说：“过七天在莫斯科就要开始举行若干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多边会议。但是，这不会是二十六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不会是原订于去年五月和十二月召开，后又订于今年三月一日召开的那个会议。因为——据最近几天证实——几个起草委员会成员党的领导不希望举行这一机构的会议”。
消息又说：“公开地或以其他方式不接受原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英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和日本等国的党，而古巴党的态度尚不清楚。因此，要是七天之内不发生什么变化，那么，三月一日将有十七个党到十八个党的代表在莫斯科聚首”。
在谈到苏共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的问题的态度时，消息说：
“简而言之，苏联的愿望可介绍如下：
同中国的关系：此间强调指出，必须采取一切明智的步骤，以活跃苏中两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此间又说，对当代一系列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不仅未必会而且不应成为妨碍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的障碍。苏联主张使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正常化，并获得发展，过去几年，这种关系降为象征性的贸易。
在国际方面：此间接着说，应当支持中国采取的符合苏联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步骤。不对分歧进行公开论战，让时间、事态的发展和今后的会谈来表明，哪些分歧可以克服；对会议的态度：此间指出，国际关系和共运中积累的问题，要求组织和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此间接着指出，莫斯科三月会议可以成为朝着召开谁都不会‘被开除’的会议迈出的一步，各党在对当代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应当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采取共同的态度；
苏共的总路线：此间指出，苏共的总路线不改变，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及苏共纲领是这条总路线的基础”。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伊巴露丽星期一宣布，她已经呼吁西班牙当局允许她回到西班牙。
这位被流放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说，她已经给西班牙的官员打了电报要求允许她在即将对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国武装部队的领导人胡斯托·洛佩斯·德拉弗恩特进行的审判中作证。
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些电报是打给西班牙国防部长梅嫩德斯·托洛萨中将和外交部长费尔南多·玛丽亚·卡斯铁利亚的。
她说，她准备在回到西班牙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为了保卫合法的共和国制度而进行的民族抗战的全部责任，这场抗战我曾经积极参加过，并且曾经以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帮助过……”
伊巴露丽由于她在内战中的活动而可能遭到逮捕和起诉。
她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指责说，佛朗哥政权最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起诉是国内危机的一个症状。
她说，西班牙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对现政府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
【法新社罗马二十三日电】意大利共产党今天宣布，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应苏联共产党的邀请，将于明天前往莫斯科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会谈。
代表团成员有：书记处书记恩里科·贝林格、领导机构成员乌戈·培基欧利、中央委员朱·巴叶塔和路易吉·平托尔。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八日刊登了该报外事记者罗森菲尔德十七日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莫斯科小心地暗示赞成就越南问题进行谈判》，摘要如下：
苏联今天小心地、含糊其词地表示赞成进行谈判来结束在越南的战争。
它这样表示是否反映它真正打算和能够帮助制定和平解决的办法，还是仅仅想作出努力来破坏美国的报复性政策，关于这一点大概只能通过外交上的试探来确定。
外交家们说，苏联兴趣加强的原因至少是在于柯西金总理上星期访问亚洲后（苏联）渴望同西方改善关系和对他代表他的国家在那里（亚洲）承担新的军事和政治风险感到忧虑。
这种试探是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由该报著名评论员切切特金娜写的文章中提出的。其中包括向西方发出使人放心的信息，说“和平共处的原则……不是一种季节性的现象。在最近发表的苏越公报中再次强调了这个原则的永久性特点”，在这个公报中莫斯科上星期答应向河内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援助。
苏联在谈判问题上的公开态度同美国相似：双方畏缩着不敢进行谈判，因为害怕挫伤谈判的对象的锐气，因为害怕暗示谈判的对象愿意付出代价——河内是为美国撤走付出代价，而西贡是为结束共产党人的造反付出代价。
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谈到一定要执行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而没有谈到要拟定一项新的协议。华盛顿只要求河内不要过问它的邻邦，而莫斯科要求华盛顿撤回。
苏联人以前说，只有这时，才能就南越问题——不是就北越问题——进行谈判。
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星期一转弯抹角地提出了在“现实的估价”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张。
苏联的读者星期二从《真理报》驻新德里记者报道的消息中获悉，印度也热中于“谈判”和“和平解决”。
《真理报》今天大大地进了一步，它未加评论地告诉苏联公民，美国的政治家和记者，争取和平的妇女，吴丹，加拿大，缅甸和印度以及戴高乐总统都表示出不同的要求谈判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