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巴黎二十六日电】（新闻分析。作者：格罗弗）（美联社编者按：格罗弗作为本社驻外记者，已在德国、印度、法国和苏联工作了二十五年了。他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四年，任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后来到东欧各国去采访。最近他又到了俄国，并访问了西伯利亚。这篇分析描写了他看到的今天的俄国的状况。）
莫斯科的外国观察家以及许多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苏共领导已达到危急的状况，特别是在国内。在俄国之外，苏联领导最近几年被打得焦头烂额，因此在党的平等伙伴中，“莫斯科第一”的老的说法已失去了意义。
曾把共产主义从俄国的一端贯彻到另一端的争当先锋的热情大部分已消失了。老的共产党人仍然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疲倦了，而且很多高级领导人身体都有病。许多年青一些的领导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一点。党的出版物实际上已承认了这个情况。党的官员时常在同东欧的同僚的交谈中，甚至在同某些西方人士的交谈中，都承认了这一点。
许多俄国人一般地都厌倦了艰苦的生活，并且愈来愈清楚地知道，除了在真正萧条的国家中生活的人们之外，大家生活得都比他们好。
魔力开始解除了。直到最近还在俄国取得突出进展的共产主义的神秘已不再迷人了。它受到的挫折太多了。
回顾三年前的情况，俄国党的权威看来是在一九六二年受到巨大的震动。在那年，苏联设置在古巴的火箭不得不在美国反措施——这些反措施太令人可怕了，以至不敢正视这些措施——的威胁之下拆走。
对俄国人来说，第二年欠收，使得苏联不得不向外国购买小麦，这个失败使人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到处流传着讽刺性的故事。
一个故事说：“赫鲁晓夫是个神奇的人物，他在俄国种小麦，而在加拿大收获。”
今年又是令人失望的一年，共产党人不得不到资本主义的谷仓中去买面包。
俄国人进行了四十八年的试验，但是搞得还不足以使俄国人自己或者这个国家以外的同情者感到高兴。搞糟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不能责备天气不好，也不能责备某个地方官员工作不卖力气。
虽然俄国领导人长期以来都在吹嘘，这个国家已解决了失业问题，但是每个参观过大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美国农场主都对人力的浪费感到吃惊。外国实业家发现工厂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尽管不断有人跑到城市中去寻找更加有趣的生活，但是农村中存在劳力过剩的现象。
《真理报》在报道库尔斯克州的情况的时候说：“在过去三年中没有一个中学毕业生留在集体农庄中。”
这家报纸同时报道，工厂中有大量旷工和大量劳力流动的现象，许多工厂在一年之中，劳力流动竟达百分之三十。
苏联现在的领导人和他们以前的赫鲁晓夫一样，知道这个漏洞；他们又开始了一个试验，以使经济好转和改善管理。
这些日子，在那些自由地同西方人接触的为数有限的俄国人中间，他们认错的谈话比我在那里的六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认为，而且许多西方人也认为，苏联的许多事情看来反映了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存在的令人感到惊奇的失败和弱点。
六年前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商店里卖食品的制度是十分可笑地缓慢和耽误时间，以致不可能想像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它并没有改进。人们化半个下午休息时间排队买食品。一个蛋卷冰淇凌要不厌其烦地去过秤，加上一点，去掉一点，再加上一点，这个过程能花两分钟，而人们排长队等着。
每年，当莫斯科和北方的城市没有蔬菜和水果的时候，在南方却有成吨成吨的水果和蔬菜烂在地里和铁路的侧线上。我在苏联从未看到过一辆冷藏车。每年都报道有浪费现象，而每年也没有对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措施。
活跃的政治生活差不多完全局限于一千二百万党员，他们已成为特权阶层，在莫斯科，任何人得不到党魁的同意作梦也别想竞选市长。
真正对党和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是：不断要求吃更好的食品，穿更好的友服，读更好的书，驾驶更好的车，住更好的房子，坐更好的椅子，睡更好的床铺。多年来，这些东西的供应就有限，而现在仍然如此。
甚至严加控制的报纸也承认了这种压力。
人们知道，他们在改善生活方面进展得不如东欧国家的人民快，这些国家实行共产主义最多不过二十年。东欧国家正在取消根据苏联的模型制订的旧式的党的清规戒律。
中苏两党的斗争已大部分消除了崇俄的残迹，崇俄一度是支撑东欧共产主义的基石。
现在许多西方观察家和俄国本身的数目很多的人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正在被迫改善它同西方的关系。
尽管柯西金总理最近激烈地谴责美国关于德国的政策和在越南的行动，情况仍然是如此。
虽然苏联对越南问题批评得十分厉害，但是它没有采取使它完全同美国争执起来的步骤。
有一件事继续使在俄国工作的美国人有深刻的印象。俄国人在趣味和私人生活方面，时常很像美国人。在一代拥有汽车的、生活得好的俄国人出现的时候，许多现有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认为苏采取的手法是要达到“既保证实现国内经济目标又不卷入同美直接冲突”的目的，并在越南问题上同美搞“和谈”阴谋
【美联社纽约二十七日电】（记者：瑞安）苏联在一九六六年采取的世界政策究竟是什么样子，将对在越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有重大影响。到春天，全世界对这种可能性也许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苏联正在重新修订政策以适应新的局势，其中包括同共产党中国取得任何和解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减弱的情况。
苏联的目的似乎关系到安全和保险两方面：既可以安全实现国内的经济目标，又可以保险使苏联不致（在违反它的意愿的情况下）卷入同美国的直接冲突。
苏联的政策目前正集中在西欧，这一点说明莫斯科希望同它的西方邻国交朋友、扩大经济和文化接触，并获取长远的利益。苏英最高级会谈预料在二月份举行。戴高乐总统也可能前往访问举行一次苏法最高级会谈。
虽然克里姆林看来把越南问题放在次于欧洲政策的地位。但是人们也可以料想苏联会谋求在亚洲也得到某种形式的保险。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苏联不断努力要在北越具有强大影响并对那里今后的事态发展有决定性发言权。苏联领导人二月间很可能将同英国首相威尔逊讨论越南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人一直指责莫斯科在越南追求它自己的“特殊目的”。而反映莫斯科看法的欧洲共产党人却反过来指责北京想要听任美国和苏联卷入军事冲突之中，而自己站在旁边看热闹。
明春可能出现有意义的事态发展，苏联共产党将在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很可能重申一九五六年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制订的政策。这些政策是造成苏中分歧的根源。
莫斯科—北京不断恶化的关系看来在制订苏联政策方面将起决定性作用。
（十六）看平型关炮火连天
我们在上海一共看了两部戏，一部是话剧《首战平型关》，另一部是越剧《女飞行员》。《首战平型关》讲的是八路军在平型关痛歼日本板垣师团的故事。在舞台上看到炮火连天，倒也一新耳目。但论娱乐性，并不浓厚。在那些现代戏里，我们再看不到很多的水袖，台步等等。但现代戏却有它另一种面貌，它胜在气息清新，没有陈腐气色。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神秘，只是一种教人学好的哲学，我想他有很多地方和古代诸贤哲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十七）城隍庙是落后的一面
旅行一月，过的是神仙生活。只有在游上海城隍庙与大世界游乐场的时候，才感到我们中国，还在落后的年代里。
这一天，是自由活动时间，电影界的江汉提议游城隍庙，并非想求一枝好签，而是知道这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六个人坐计程车到了豫园门口，只见那里好像香港的年宵市场那么挤。城隍庙不外是一个地名，实在真正的城隍庙已经封闭，我们游的就是城隍庙隔邻的豫园与附近街道。
进了豫园，假山林立，这个大花园，就是晚清小刀会起义的地方，所以亦有历史价值。如今乾坤旋转，里面自有不少介绍农民起义的说明。
出了豫园来到城隍庙前，才看到了上海小市民的真正生活。一毛钱一个的大煎饼出炉了，煎饼像一个大碟。韭菜鱿鱼，这里也有得吃，五分钱一件鱿鱼，手巴掌大，韭菜和辣椒酱香喷喷，若不是路旁已是高朋满座，我们几个也想蹲下来占一席地。
我们进入城隍庙，与离开的时候，都被一大群人包围，他们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们。大概一则这里有电影明星，二则我们大红大绿的衣著，对他们来说，确是一种诱惑。上海的内街，仍是很破落的，冰糖石子路，不很平坦。倘若在这里走，就不会感到上海是进步的城市。。（十八）上海卫星城市闵行
闵行，是上海的卫星城市。我们中国人初识闵行这个名字，就是当年十九路军在这里抗日，淞沪战役，和日本军在这里打得相当激烈。这时的闵行是一片田野，只有几间砖屋。现在的闵行，城市是新建的，房屋一列列平衡的躺在寂静大路上，每列房屋前，均有整齐的杨柳，马路非常广阔，九龙的太子道与之相比，还要逊色，倘若外国记者想知道中国工人生活如何？到了闵行，他们一定会很欣羡，因为所有四层式建筑的洋房，全是工人住宅，这个城市七万人口，最少有一半是上海电机厂、江南造船厂与锅轮机厂的工人，闵行周围的大工厂星罗棋市，我所列出的只是荦荦大者而已。
我们先到江南造船厂，看名闻全国的二万五千吨水压机。当它开动的时候，蒸气把水压缩，压缩了的高压水施展威力，钢锭从上而下，可以把四百吨的出炉铁，压圆搓扁，从心所欲。我们进厂的时候，只是那具四千吨的水压机在施工，但已叹观止矣。有些印尼归国华侨，听见烧红的钢锭吱吱作响，水压机一压把它变为扁平，竟拍手叫好。我们不能想像中国的工人，凭什么智慧去造成那具高七八丈的大型机器，但总算亲眼看到中国工人怎样去运用那些机器之母。这种机器是可以把数千吨远洋轮船的龙骨压出来。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中国可造过万吨的远洋轮船，我们不能不再相信了。（十九）不管风吹浪打今日得宽余
“人民公社好不好？”是今天海外人士最关心的问题。以前我看过广州近郊的盐步人民公社，今天又到上海的塘湾公社去看看。华东地区的公社有一个特色，就是可以看见黄花遍地的棉田。百闻不如一见，读了这么多书，到今天才知棉花的花不是白的，而是浅红和浅黄，而且漂亮得很。
从上海国际饭店出发，坐一小时公路车，来到塘湾。每个公社的社长，都是黝黑结实的，而且富有报告天才，能够把自己公社的各项数字，念得滚瓜烂熟。
塘湾公社是比较进步的，他们有自己的广播电台，除了把公社消息广播外，好处之一，是能够在台风将临时，三更半夜，唤起农民抢收抢割。它还有牧场，畜养的荷兰乳牛与澳洲白猪，都很漂亮。我们旅游各处，觉得中国农民，养猪的技术是相当成功的，猪屋不只洁净，还有一座小阳台，给猪公猪婆，晒晒太阳，它们的生活倒也悠然。塘湾公社有万二头猪，差不多每个人有一只。据他们说养猪不只为了食肉问题，而是解决肥料问题，因为猪的粪是有机肥料。
社长带我们参观一个普通社员的家庭，丈夫下地了，妻子管养着三个儿女。一座茅屋三进深，大厅只有粗木方桌，一架纺棉机。中进是房间，只有新的棉被最悦目，别无足观，整间屋最值钱的东西是一辆自行车。孩子长得胖，但并不精灵。我孩童的时候，曾经走遍了整个珠江三角洲，若要我下一句批评，农民的个人生活和二十年前没有多大分别。若说进步，只有属于集体的东西，才有进步。例如这个公社，自己有造船厂，制造木船，亦有农具厂为农民解决问题，若在解放前，小小一个锄头也有很多是外国货。
个人生活，改善是不大的，因为农民全年总入息，只有四百块钱不到的人民币。可是他们认为目前的辛苦，已打下了富国的根基。他们有二十几间中小学，将来的农民，便是知识农民，他们有十三个医生，保证社员健康，他们有存粮，有四十五万元公社存款，有水电站，总之一个公社就像城市一样。本来他们是可以：“今日得宽余”享受一下的了。但一切为了未来，政府还未肯让他们松弛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