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七日一期刊载桑原寿二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产党中国的石油增产计划，靠自力开发而进入“自给”阶段》。摘要如下：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公报宣布说“我国石油在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基本上已能自给”，震惊了全世界。
对于共产党中国现在的石油产量，估计为一千万吨，大概是妥当的。不管怎样，石油生产正在发展的道路上，这从下述事实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本年度增产了动力机器和车辆；一部分柴油机开动，降低石油零售价格（三月比一月降低百分之十八点六）；塑料工业显著发展；等等。
从一九○七年在延长油田打了第一眼井以后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中国成立的四十二年间的石油总产量，只有二百七十八万吨，其间最高年度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十二万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新华月报》），考虑到共产党中国政权成立的一九四九年度的产量是十二万吨，那就可以说，现在实现了惊人的跃进。
共产党中国的石油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和注意。最近，九月二十三日和十月十四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刊载了布赖恩·希南写的一篇文章，受到人们很大的注意。在我国，就我所知，有三木健一郎写的很好的报告（载于《亚洲经济》六四年二月号）。包括这些文章在内，我愿意极力向注意这个问题的人士推荐《祖国志》（香港友联研究所发行）去年五月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石油专辑》。在这本专辑中有很多地方可以认为是给上述希南的文章提供了很大暗示。
我在下面所谈的所谓“共产党中国石油情况”，也是根据这些文章，作了摘录和引用。
不妨可以说，一九六○年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废除合同，给共产党中国石油工业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
从一九六二年起，克服了这种恶劣条件。对于共产党中国的干劲和努力，应当正当地加以评价。就是说，这是同原子弹试验相等的“伟大”的成就，也不算过奖。我坦率地承认共产党中国在这一点上的努力。
大庆油田的规模、产量和地点，还没有公开，而且那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通过自力更生克服了技术、器材、机器的困难的政治意义。从明年起开始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方针是学习“大庆精神”，农业政策是“学习大寨”，这些作为口号被通过了（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这就是说，共产党中国对于自力开发大庆油田的政治意义，作出了高度的评价。靠自力发展了原子弹，靠自力克服了开发石油的技术困难，这些对于今天在国际政治中孤立起来的共产党中国来说，恐怕是唯一的靠山。它的意义，恐怕应当得到正确的评价。
【法新社北京二十三日电】北京官方报纸今天直率地指责苏联向北越提供过时的破损的武器。
它还指责莫斯科运送的援助与它的国力不相称，而且“比之于苏联对印度反动派的援助，也差得太远太远”。
同时，北京正式否认它曾阻挠苏联援助河内的物资过境。
这里的观察家今天渴望知道莫斯科将如何答复这些指责。
【新华社雅加达二十日电】日惹《民权报》十二月十三日说：
有两百名九月三十日运动匪帮在沃罗河（麦拉比）附近使用斯登枪试图袭击正在跟随迪波内戈罗、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Ｆ营作战的人民。
《建国五项原则之火报》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二日连续刊登一篇关于博约拉利和梭罗周势的通讯，摘要如下：
中爪哇最危险的动乱地区是博约拉利。我们跟随农村建设部长伊皮克·甘达曼纳等一行人出发视察，因此有机会到博约拉利。这一带还是危险地区，心里不免惶恐不安。一到博约拉利，我们就听到从两公里外传来的“九卅运动”骚乱者正在活动的枪声。下面就谈谈一些博约拉利的情况。
安宁的博约拉利一下子变成一个动乱的地区。这是由于发生了恰巧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的县长，不负责任的夺取政权的行动。这位被撤了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县长，领导了一支队伍，为数达数万人。
据新任的博约拉利县长沙伊巴尼中校报告说，被撤了职的县长在十一月二十日包围了博约拉利县城并且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砍倒大树来阻碍交通，并且剪断电线，使博约拉利县城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这种紧张的局势，引起了恐慌，他们就在这种时刻进行恐怖活动，从事绑架和进攻各警察所以夺取武器。
下午四时，他们集合了一支有一万四千人的队伍围攻县城。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军分区司令沙伊巴尼中校，和几个地区进行了联系，请求支援，但是，电线已经断了，他被迫和邻近的地区进行短途的联系接触，但是整个中爪哇似乎都发生动乱。他们的遭遇都是一样。他得不到所期望的军事援助，只有靠自力更生来消灭“九卅运动”的恐怖分子。
由前县长率领的只有短枪武装的一万四千个匪徒（后来）狼狈退败，逃之夭夭。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惯于使用煽动、污蔑的手法，蛊惑人心，把老百姓引入歧途，博约拉利的人民有百分之八十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控制。据沙伊巴尼中校说，这种事实给进一步粉碎“九卅运动”造成困难。
博约拉利地区十九个区长，有八个逃跑，并且参加“九卅运动”。不仅是区长，连人民也中毒迷失方向，跟着他们作恶。
军事行动继续进行。其它地区的部队不断对成为他们基地的地区进行治安恢复工作。
但是，治安刚刚恢复，“九卅运动”分子又来捣乱。他们来到已经安定了的村子，并且找那些已经觉悟了的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威胁他们和制造许多很动摇他们信心的阴谋诡计，使他们再一次惶惶不安、心神不定。卡朗安佩尔村就是个例子。这个村子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本来已经自行解散了，由于“九卅运动”分子的煽动，村子重新发生动乱。
棱罗在“丸卅运动”事件中，遭受很大的破坏。梭罗原来被描绘为一个安宁的不夜城，如今已全然变了样。目前棱罗地区动荡不安，不夜城变成死城。因为还欠安宁，梭罗市被迫实行宵禁，宵禁时间是从下午五时半到早晨六时。当我们在该市访问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市区是一片沉寂。在进步的革命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不分昼夜，继续在市内进行清剿。我们获悉，到目前为止，很多“九卅运动”的领导人及其幕后导演者，不论是原住本市的或者是从其它城市逃亡来的，都还躲藏在棱罗市。情况的确如此。（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梭罗区的治安情况不同一般，而且异常紧张。
为了清楚了解“九卅运动”及其幕后导演者所造成的局势和他们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情况。梭罗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所属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以至一发生“九卅运动”，市政府的工作马上停顿。
建立了一些由民族主义和宗教界组成的青年集团，他们准备反击“九卅运动”的恐怖活动。这些做法还没有能够使居民产生安全感，而一直在维持市区治安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有一部分也受到挑拨离间，并且被迫支持他们的行动。
《希望之光报》十一月二十七日报道说：
在博约拉利和克拉登，统计表明有百分之八十的职员离开了工作岗位，并且直接和“九卅运动”的反革命冒险有关。
自从发生反革命事件以来，有八个区政府处于混乱状态。目前有十九个区已恢复职能。还有二十三个村政府未恢复，而现在的政权只在纸上执行。这种事情需要解决。
此外，如果发现纺织工人出现缺额，最好及时补充，以使衣着生产能照常进行。在伯丹和其他地方的纺织设备等个时候再兴修。有一部分设备，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秘密地运走了，不知运到那儿去了。在博约拉利、克拉登和梭罗的大马路的沿途上，可以看见哨所和了望站。到处，老人和年青人手握竹矛和锐利的武器。
《战斗报》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道说：
据收集到的材料表明，“九卅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魁首，还在继续流亡中，不知道是在森林里，还是在麦拉比山里。
他说，中国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动员一亿军队，而旦还有一支不可估计的力量：人民的精神。他说，毛主席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的理论是正确的。
【新华社伦敦二十二日电】英国记者格林昨晚在“越南车间组织”（一个和平组织）所组织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格林说：
越南人民普遍的情绪是十分坚定的决心。我同越南官员、农民、工人、甚至电影明星谈过话。没有一个人希望实现那种让美军留在他们国土上的解决。
越南人认为谈判意味着背叛、而且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同意他们的观点。
这种情绪是根据不切实际的想法或感情用事吗？不，他们有事实和数字。按照麦克纳马拉的反游击战所需部队是五比一的比例来算，美国人现在需要一百五十万军队，但是美国人民反对，因此不可能实现。越南人也有办法抵消美国在现代武器方面的优势。他们采用近战办法，使美国空军难以插手，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也混在一起。越南人觉得他们的近战比美国人强。道理很明显。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人民而战，而且得到人民支持。
说老实话，我觉得美国人不大可能撤退，而极有可能扩大战争。美国怎么办呢？撤退不可能，打又不能取胜，唯一办法是轰炸河内、海防、最后扩大到中国。
当美国不得不轰炸中国本土的时候，它就是自掘坟墓。
当美国开始把地面部队投入越南的时候，它就自觉地或半自觉地开始了一场灾难。陈毅说，如果美国进攻中国，中国就有了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并在对中国方便的任何地方进行反击的权利。中国完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因此，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最好重新估计越南战争的真正意义。
格林在回答听众问题时说：
中国的战斗力是很大的。它的空军主要是作防御用途的。海军不多。但是它有十分强大的陆军。他们已经恢复了民兵训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动员一亿军队。还有一支不可估计的力量：人民的精神。毛泽东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越南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由于军事观点不可能在越南使用核武器。双方的军队混在一起。它也害怕亚洲、特别是日本的舆论。
【新华社加德满都十一日电】尼泊尔文化代表团团长、尼泊尔电台副台长贾纳丹·萨玛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谈访华观感。
他说，“在中国，人的价值居于主要地位。人人互相尊重。在中国不存在奴役。没有人富有，也没有人贫困和饿死。正在前进的中国人向世界展示了值得赞赏的事迹。没有土地荒芜。到处都可以看见绿油油的农作物和树木。大家都在从事工农业生产。不存在失业问题。如果帝国主义不去妨碍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沿自己的道路以这种速度和平地跃进，中国有多么大的能力在世界上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来，这是很容易设想的。”
他在谈到艺术和文化成就时说，《东方红》这个歌剧给了他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根据艺术不是纯艺术观点而是同生活相结合这一理论，中国的文艺在进行新的建设。我发现中国的文艺不仅仅很美，而且很真实并且丰富多采。”
他说，“由于中国人民很亲切，我们在中国访问时感到不是在国外。我们感到我们是在国内，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