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编者按：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反面教员。本刊发表他的这一材料，值得认真一读。因为，过去的历史事变固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所提供的经验，却是绝不可忽视的。看他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以前说得多么漂亮
宣传“打倒帝国主义，为国民革命一切根本乏根本”，说“我们的枪是要向帝国主义放的”，声称世界上只有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两条路，“再不会有第三条路”。说“反共产的口号”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极力宣传的”，不能“妄生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以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宣称“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一九二五年四月
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已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而打倒帝国主义，较之打倒军阀，尤为根本之根本。因为最近历史上种种事实，已证明军阀赖帝国主义而生存，军阀不过为帝国主义之傀儡，帝国主义不能打倒，军阀决不会打倒，即使打倒，一个傀儡下去，第二个傀儡又上来。反之，帝国主义打倒了，军阀自然也就打倒了。所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国民革命一切根本之根本。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趋势和变迁概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国今日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故此我们同志现在决不会发生共产与反共产的问题，只有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问题。就现象来说，中国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除了反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二条生路；就孙先生的遗嘱来说，既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除了反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二项工作。我们既然要反帝国主义，则帝国主义定然以共产两字相加，这是两三年来公然的事实，无可疑的。帝国主义既如此，则一般帝国主义的走狗，当然随声附和，因为反帝国主义是目前所必需的，是要合一般民众共同努力的，没有可以非难的余地。所以，只有将共产二字，恐吓一般资产阶级民众，使之自相携贰，同时用共产与反共产的口号在党内挑拨离间，使之自相分裂，这真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最得意的阴谋毒计，这种阴谋毒计，影响于廖先生个人的生死，更影响于中国国民党前途的生死。
我在今日，更无他说，我们同志要反帝国主义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之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甚么共产与反共产的口号。因为，如果要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是将反共产三字便可作为护符；如果要反抗帝国主义，只问他是否实行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更不必问他是否共产。最可笑的，有少数同志，一面劝人反帝国主义，一面极力排斥左派分子，须知道十二年来，中国国民党因为增加左派分子，所以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才能活泼有力，这最显著的事实，无论何人，不能否认。当商团作乱时代，当东江讨伐时代，当广州附近扫除叛乱时代，当沙基惨案发生时代，左派分子，如何努力，如何奋斗，我们不应盲目，不应丧心。我们以何理由反对左派分子？我们以何理由反对廖先生主张容纳左派分子？如果说我们要造就一般三民主义的信徒来实行国民革命，这是应该的，但我们决不应该借共产二字为口实，以排斥左派分子，这是中国国民党前途生死关头所在。
《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般反革命的，日益穷蹙；一般假革命的，亦被揭去面具，现出原形，无处躲闪。……他却异想天开的，凭空做出反共产的口号。这种口号，正是帝国主义者在天津上海香港一带所极力宣传的。他既然自厌其身，作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当然有做应声虫的义务了。……
最痛心的，是党内一般青年，意向是纯洁的，气魄是勇敢的，国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们去担当，却被共产反共产的口号，将国民革命一个意念，横分为二，这真叫做没有来由了。更可痛心的，是党内辛苦培植的军队，国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们去担当，国民革命前途之一切障碍，正要他们去扫除，军队的意念是要单纯而坚挚的，国民革命是军队的唯一的意念，真所谓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却也被共产反共产的口号，生生的要他分裂起来，这是何等的庸人自扰呢！党外的人，中了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反间计，还有可说，甚至党内的纯洁勇敢的同志也陷于反间计而不自知。
《廖仲恺同志之人格与事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自从总理颁了三民主义的讲义之后，凡是革命派，无论为共产派，为非共产派，都一致努力，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今年二、三月间东江之战，以至最近十月十一月间东江南路之战，国民革命军的将士，一堆之战死的尸骸，没有共产派与非共产派的分别，已枕藉在一处，所流出来的热血，已凝结成一块了。他们可以为国民革命同在一处死，我们何不可以为国民革命同在一处生。
说到这里，我的热血，直涌上来，我敢毅然决然的说道：我们如果同在国民革命的战线上，而妄生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以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者，决非总理的信徒。
《我们应该怎样的努力》一九二六年三月
我们看，现在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帝国主义，一条路是反帝国主义，再不会有第三条路，……我相信人类有四分之三是平民，除了那想保守特殊阶级的少数人之外，决不会想走上帝国主义的路上去，本党的主义完全是为大多数穷苦工人农民，绝对不许我们去做特殊阶级，……
各位同志，我们要看清中国的现状，认清中国国民党的使命，认清总理革命的精神，我们的武装党员，更要认清楚，我们的枪是要向帝国主义放的，我们为最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一般穷苦的民众而放枪，要这样子，才能够实行总理的遗嘱，才算是总理的信徒。《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训话》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给〈中央副刊〉的题词》看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还是说得十分漂亮
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丧心病狂”，“甘为民众之公敌”，使帝国主义者“拍手称快”，表示“不得不断绝与蒋氏合作”。又说“反共产口号”是要博得“帝国主义、军阀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声称要“流汗”“流血”来“洗涤一切反革命的罪恶”，“使革命一直往前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自去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压制左派事件后，余本救国之精神洁身引退，亡命法国，以冀蒋氏之反省，脱离与右派之关系，努力于直正之革命。本月一日归沪，与蒋氏交换意见，结果，全然大反余之所期，而使余绝望。缘蒋氏主张开与西山会议相同之南京会议，余则劝其开武汉政府中央党部参加之会议，以解决时局之纷纠，遂无效果，而蒋氏已决在宁开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之联席会议，且敢在沪杀伤多数工人学生，如是不得不断绝与蒋氏合作矣。
《汪精卫声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兹接各处报告，知有人在沪假借兆铭名义，颠倒是非，特将在沪经过概括报告，以塞造谣者之口。兆铭初抵沪时，晤蒋中正等，知彼辈方聚集在沪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数人，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以反抗中央，并拟提出反共产口号，以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且拟借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械，为献媚之资。兆铭海外乍归，目睹旧时同志走入歧途，既痛且愤，曾再三忠告，略谓集中一切革命分子，本为总理遗训，当此国民革命积极发展之际，正宜同心戮力，以博最后之胜利，何可使革命战线自生动摇，授敌以隙；倘以党内纠纷，亟须整理，尽可根据党纲建议中央，特开会议以谋解决，若召集西山会议式之会议，是直接使本党陷于分裂。至于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既违背中央之命令，且与总理扶助农工政策大相刺谬，悍然行之，无异甘为民众之公敌。后于濒行留书蒋中正，告以当总理改组本党之际，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政策，加以毁坏，意谓蒋苟对于总理犹有丝毫纪念，或能悔而中止。蒸〔十日〕抵鄂，闻中央已决定移往南京，且对于兆铭特开会议之建议，亦允予讨论，方以为中央措置已定，一切凶谋，均消弥于无形。不图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且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至其对于兆铭假借名义，捏造黑白，犹其罪之小者。
《汪精卫铣电》一九二七年四月
革命之联合战线，更加扩大而巩固。……我们有了这一条联合战线，相信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必会成功，便是世界革命，也必会成功。
……如今我们且看反革命之联合战线，其构成分子是些什么？
第一自然是帝国主义，这是反革命之原动力，他要维持帝国主义存在于中国之势力，不得不拼命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第二是帝国主义之一切工具，如军阀及奴隶性的资产阶级等等。所谓奴隶性的资产阶级，自然大部分是指买办阶级，可是有些虽不是买办阶级，而缺乏独立性，专仰帝国主义之鼻息，以企生存的，也属于这一类。……所以反革命之联合战线，其构成分子，帝国主义为主动者；帝国主义之一切工具，为附随者；一般与帝国主义同一性质的人，则为拍手附和者。……如今我们且再看看这一条反革命联合战线，其向国民革命进攻，所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哼！自始至终，只是一个口号：“反共产”。这一个口号，与国民革命的三个口号，正相对照。国民革命的口号是“反帝国主义”、“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反革命的口号是“反共产”。……
……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相继溃败。……帝国主义者受此意外之大打击，一方面不得不调大批军舰，大批军队，以准备直接冲突；一方面更不得不注目于国民革命军之内部，以寻求破绽。其结果，破绽已得着了，蒋介石已被选择为吴佩孚之继任者，而与张作霖共同致力于讨赤了。于是，赣州、九江、重庆、安庆、上海、南京、广州、福州等处，在蒋介石指挥之下大行屠杀。所屠杀的，是党人，是民众，其中工人也有，农民也有，商人也有，学生也有，妇女也有，都是以反共产为理由而加以屠杀，和广州商团双十节日屠杀民众一样，这是陈廉伯所为而杨希闵刘振寰所不敢为的。这一场屠杀，使帝国主义者，于惊心动魄之余，而拍掌称快，异口同声的说道，中国国民党分裂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分散了。…………
蒋介石说，中国共产党员要谋害中国国民党，所以他不能不护党。……中国国民党好像是蒋介石荷包里的东西，要给谁就给谁。……中国国民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在蒋介石眼里，可以自由处分，其处分以适合自己的便宜为标准。其对于中国国民党，始而要个人独裁，及见个人独裁不成功，则出于反抗，出于分裂，没有一些顾惜。其对于中国共产党，始而赞助总理主张容纳，继而暗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引起分裂，继而主张中国国民党要受第三国际指导，继而主张开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席会议，继而主张要将中国共产党员完全驱逐出去，索性做到见着就捉，捉着就杀。……
蒋介石说，还有些人也跟着说，从前西山会议主张与共产党分离，是国民党右派主动的，如今却是国民党左派主动的，其性质、目的完全不同，分离以后，国民党更要向左。这些说话，不能自欺，也不能欺人。我们只要看看事实，赣州、九江、安庆、重庆、上海、南京、广州、福州各处，已在蒋介石指挥之下，大行屠杀。所屠杀的，是农民、工人、商民、学生、妇女。所解散的是农会、工会。这些人里头，有许多不但不是共产党人，而且不是国民党人。……民众也罢，党人也罢，都已被屠杀得血淋淋地，分不出那些是民众的血，那些是国民党人的血，那些是共产党人的血来了。……蒋介石将民众、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的血如此流法，如今杀的杀了，赶的赶了，还说向左。试问他左些什么？（下转第三版）
他所谓左，只好等于民国二年袁世凯所谓共和。……他如今集合一班反革命的人，来打击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左派中的共产党人不用说，是他所欲得而甘心的。纯粹国民党左派的人呢，加上一个勾结共产党的头衔，去之惟恐不尽。民众呢，农会工会，都说是共产党包办的，杀了之后，还说是为共产党所误，解散了之后，另外叫一班农贼，来组织农会，叫一班工贼，来组织工会。……以上所述，证明蒋介石等所为，只是反革命。所谓反共产，只是一种借口。……
革命是永远往前进的。在往前进的时候，遇着阻碍，只有毫不游移的将他扫除。我们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这不是流一会子泪就算了的，我们要将泪擦干了，我们不止要流泪，我们还要流汗，还要流血，这是可以洗涤一切反革命的罪恶的，可以使革命一直往前进的。
《汪精卫到汉演说概要》腔调开始变了
攻击革命群众“自由行动”，有“幼稚的过激行为”，扬言要改组农民协会、总工会，“制裁”工人纠察队，并说已“极力取缔一切过激行动”。声称共产党“非法定机关”，要“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使革命有秩序地进行”。同时，又表示蒋介石“若不让步，则不与之妥协”。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帝国主义者以经济封锁政策来困我们，固不足怪。但是近来迭接湘鄂赣各省报告，政府派往征税官吏时有被民众殴逐情事。……现在动则殴逐征税官吏，直接妨碍国家财政，间接则妨碍国民革命，这种人实在不明白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征税官吏或有过分剥削情事，也应呈政府查明办理，不能自由行动，希望大家注意。……近来发现外国工厂歇业商店歇业等等现象，这种歇业的动机有出自帝国主义者之经济封锁政策，固然很多，但出自我国人厌恶外国人的心理而使他们不得安稳营业的，也不能讳言。
《汪精卫之演说》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问：政治问题如何？
汪精卫答：吾等所持者，为三民主义，非共产主义。但革命之途中，因有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等幼稚的过激行为，遂误解中央政府为采取过激政策，又事实上亦有此结果。现拟改组各党内农民协会、总工会，惟总须用改良手段，不用压迫手段也。
问：对蒋介石态度如何？
答：蒋氏对中央若不让步，则不与之妥协。蒋氏若来攻击，自当迎战。
问：先生三月间一抵上海，即与陈独秀联名发表宣言，不旋踵来汉，何故与蒋介石氏分离乎？
答：非始意即与之分离，因欲达到革命目的，乃来汉结束双方。惟抵汉不过二日，蒋氏用弹压的手段解散上海工人及纠察队，极端采反动政策，遂决心与之分离，不再归宁。
问：湖南农民协会已过激化，资产家已被打倒者非欤？
答：因在革命途中，政府力量有所不及，亦为不得已之事。惟政府已发布训令，极力取缔一切过激行动。
问：在湖南方面，军队与农民相对峙，汉口大商店主人为店员所逐，店铺由店员管理，先生作如何感想乎？
答：以前固有此事，今已消灭矣。目下一切不使纠察队干涉，长沙事件，亦由唐生智全权办理，不久当可解决。
问：共产党之势力如何？
答：非法定机关，不过仅有意见交换之机关，不至直接影响政府之施政。
问：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之干部，闻大部为共产派，是否属实？
答：各机关虽有之，然无大势力，彼等之无产阶级之仲裁理想大约在辽远之将来也。
问：农民协会、总工会等民间团体，何故如纠察队然？有武装军队之必要？
答：今日以前之保卫团，为土豪劣绅之机关，若无自卫军，民意必被压迫。惟纠察队本系纠察工人，不干涉工人以外之事。店员问题亦以改良店员生活为主眼，不能干涉店务。若与此相反者，则加以制裁。
《对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谈话》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最近接到许多报告，各地民众常有许多幼稚行为。……中国是先有革命军队，再去唤起革命群众。现在民众起来了，军队也发展了，如一冲突，危险即大。……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现在已组织联席会议，但这不过是一个交换意见的机关而已，是要集合一切革命分子，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共同奋斗。……现湖北在一切反动派势力包围之中，希望此次联席会议的同志，一面详细的讨论研究，诚意的纠正过去错误；一面与反革命派奋斗，使革命有秩序地进行。
《在汉口欢迎省县市代表席间演说》腔调大变了
诡称“容共政策”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要“消灭国民党”。叫嚷要“与共产党分手”，对共产党的“裁制手段”要“稍加严厉”。但又佯称反共是被迫的，还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
此次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之报告，系根据最近发现之重要事实，其关系国民革命军者，为“共产党谋组织共产党军队七万人，用以消灭现在之国民革命军”。此举，所以绝国民革命军之生命，亦即所以绝本党之生命，与本党总理容共政策大相违背。容共政策，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今若所为，是欲以共产党消灭国民党，故欲先以共产党军队消灭国民革命军。此不但违背总理容共政策，且实为背叛本党。……关于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其属于国民革命军中者，本会当秉承中央党部意旨，加以制裁。……诚以国民革命军，乃本党的武装同志，在本党中央党部及政府指导之下，……并非为共产党作工具。为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查明所属军队中，军事负责及政治工作各人员，其有共产党员，已经知名者，分别切实劝导，即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专心致志，为本党忠诚武装党员，否则，即行停止职务。至于共产党之未知名者，应随时留心查察，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切勿瞻徇玩忽，以致酿成巨祸。此着关系国民革命军存亡，亦即关系本党存亡，……严厉执行。
汪精卫等：《武汉政府给
军事委员会的训令》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这是总理的政策。我们因为笃信谨守，曾经与违背这政策的人实行决裂，无论他们在党里有如何的关系，和我们曾经如何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因为他们违背总理政策，便无疑无贰的和他们实行决裂。如今放弃总理政策的，不出于他人，而出于共产党同志了。
《夹攻中之奋斗》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有人说道，“‘共产党同志既然脱离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可要渐渐的腐化起来了。”哼！不要说这样无理的话，我们不肯共产化，我们尤其不肯腐化，……我们要坚决的继续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与否，是本党里头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分野，亦可说是左派与右派之分野。
《夹攻中之奋斗》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们因为笃守总理容共政策，曾经和无数同患难共生死的同志立于反对之地位，我们决不愿抛弃容共政策的。但是今日抛弃容共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共产党员。我们今日，只有两条路：一是忍心将国民党卖与共产党，一是与共产党分手。前一条路，我们万万不可行的，我们只有行后一条路。
《敬告江西民众》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是总理所定之政策。然若如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经过，则是共产党员不但没有共同致力国民革命之诚意，并且利用加入国民党之机会，密布阴谋，要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是则总理之容共政策，已被共产党员破坏无余。我想凡是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看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以后，没有不始而愕然，继而毅然决然，主张与共产党分离的。……他们既然如此蓄意破坏，则中央所采用的裁制手段，不能不稍加严厉，这是为维护本党生命计，为维护国民革命前途计，所不得不然的。
《敬告江西民众》腔调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了
叫嚷对共产党“毫不姑息的加以裁制”，要“肃清中国共产党”。声称在“清洗”共产党的问题上已“与南京同志一致”，叫喊“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打倒共产党”，要在思想、理论上彻底反共。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
我们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
总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由此可知共产党员如果不和我们共同致力国民革命，我们便立刻不能容他。我们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我们才不容他，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
共产党员要使国民革命变成共产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所谋不遂，则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国民党，都无所恤，我们对之可怎么样呢？……
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南昌公然与本党宣战了，公然破坏国民革命了，公然从国民革命军中裂取一部分以去了。于此之时，本党党员如果还有厚着面皮替共产党回护的，这人便是本党的叛徒，我们如今不是引咎的时候，是补过的时候。……
我们不能饰非文过，瞒着良心说硬话。我们只有悲痛，我们只有加紧工作，我们唯一的纠正错误之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
《错误与纠正》一九二七年九月五日
回想四月中旬，在武汉的诸同志和在南京的诸同志，因为意见不同，以致分歧。……其所以不同，则因两方同志之注意点不能一致。当那时候，南京同志，发觉共产党徒危害国民革命，于是注意于清党。清除党内的反动分子，即所以清除国民革命之障碍。武汉同志，则以为中央党部及政府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否则党将临于分裂，于是注意提高党权，以为如非一切权力悉集中于党，则必不能以整个的党领导整个的国民革命。……
惟是四月中旬以来，武汉同志，亦已发觉共产党徒破坏本党，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毫不姑息的加以裁制，……以是之故，关于清党之见解，遂与南京同志一致。
《在南京欢迎会上之演说》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
我们今日必须团结，这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也绝对可能的。……我们要以十二分的诚意，和十二分的勇气，来纠正既往，补救现在，开济将来，我们永远忘不了此次分裂的苦痛，我们永远不要有第二次的苦痛。
我们的团结为什么呢？一班同志忽然分离，忽然复归于好，与民众有什么关系，与革命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团结，不是要我们复归于好便作为了事。我们的团结，是要集中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共产党，打倒一切腐化分子，完成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实现总理遗嘱，做成三民主义的国家。这样，才可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才可以解除一般民众的痛苦，才可以减轻我们的责任。
《在南京第二次欢迎会上之演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在这两重压迫之下，一方面有老同志腐化分子的压迫，一方面有共产党向着我们进攻，比张作霖，杨森，夏斗寅还厉害几十倍！所以一班同志和兄弟从今年的四月直到八月，都竭尽心力在这两重压迫之下来奋斗，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国民革命而奋斗。老同志方面说我们是准共产党，是共产党的走狗；共产党方面说我们反革命，腐化，我们都不怕，还继续的奋斗着，守着总理教给我们的方针，向着总理指给我们的大路前进。说我们腐化也好，说我们准共产也好，我们仍旧始终不变地前进！
《在广东省党部广州特别市
党部欢迎会上之演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裁制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
《武汉分共之经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我们要继续肃清中国共产党。所谓分共，是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分了出去。……现时所谓分共，只能说是国民党已经确定的主张，而不能说此主张已经完全做到。如今担负国民革命之责任的，是国民党，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便是破坏国民革命。不但国民党要一致起来，将他打倒，中国国民，也要一致起来，将他打倒。
第二，我们要重新整理国民革命的理论。我们所谓分共，不但要将共产党分子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尤其要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国民党当前最急的工作，是将数年以来国民革命的理论重新整理一遍。将共产党的理论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一一剔了出来，明明白白，指示给农工商学各团体，这些是共产党的理论，必须抛弃，这些是国民党的理论，合乎国民革命的需要。……这不但是国民党当采取的手段，而且是国民党当尽的义务。不然，只将共产党分子分出去，而共产党理论，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分共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