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29日参考消息 第3版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八日电】苏联星期六指责共产党中国拒绝同克里姆林宫组成联合阵线而损害了越南共产党人的事业,并且帮助了美国。
    《真理报》星期日刊登了一篇自一九六四年十月苏联新领导上台以来对共产党中国的最激烈的公开攻击。
    《真理报》说:“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令人信服地表明,帝国主义正试图利用共产主义队伍的被削弱的团结。那些拒绝合作、拒绝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的人是妨碍越南人民的斗争和帮助侵略者。”
    塔斯社预先播发的《真理报》的这篇长文章是为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立场辩护,而反驳共产党中国的批评。
    这篇文章说:“我们党为表明自己的善意和对于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所抱的愿望,一年多来没有进行公开论战。”它然后说,“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什么话可说。”
    《真理报》然后攻击了“超革命分子——指中国共产党人——企图使共产主义运动离开正确的道路”。
    这篇文章看来标志着苏联在同共产党中国的争论中长期保持的耐心的结束。
    但是,将来是否会出现一个象赫鲁晓夫那样同中国互相谩骂的新时期,这还有待于分晓。
    《真理报》说:“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主张加强共产主义和全部解放运动的队伍的团结,尽管现在存在着困难,并且主张对共同的帝国主义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共一再向中国领导建议,在非常重要的具体问题上联合行动。”
    没有阐述这番暗示中国拒绝苏联关于世界事务的主张的话。
    这篇文章又说,“不幸的是,苏共及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确保共产党人行动一致的愿望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积极的响应。”
    它然后遗憾地说,“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放弃行动一致就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导致错误和失算,而且能严重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
    《真理报》提出论点说,美国和它的朋友正企图利用共产主义队伍的已被削弱的团结。”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由于要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队伍的企图而引起的目前的困难会成功地被克服。”
    但是整篇文章中没有对中国共产党说一句和解的话。
    这篇文章重申苏联的立场:现在轮到北京采取下一个行动来改进关系和恢复共产主义的团结。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八日电】俄国今天激烈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立场,指责它对世界共运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负有责任。
    苏共《真理报》上的长篇编辑部文章呼吁一切革命力量在“反帝斗争中”团结起来,但是暗示中国对俄国的态度是实现团结的主要障碍。
    该报说,北京对莫斯科的攻击是以最恶劣的反共宣传形式进行的,是给他们的共同敌人制造方便。
    塔斯社的英文广播全文发表了这篇编辑部文章,这表明此间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真理报》警告说,苏联不会为了争取同中国达成一致意见而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文章说:“我们党过去而且今后也将对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的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真理报》问道,难道中国没有看到中国自己是这种分裂政策的头一个受害者么?没有看到它要离开谁么?没有看到它要同谁组成力量么?
    事情现在已发展到互相指责是如此厉害和激烈的地步,苏联领导人决定反驳这件事现在似乎预示着会在比较近的将来采取极端手段。


    【南通社伦敦二十七日电】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这里开幕。代表全国各地一千一百个党组织的七百名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英共登记的党员有三万六千人。
    代表大会第一天,提出了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总书记高兰解释提交大会的政治决议。
    在四天的代表大会中,大部分时间将用来考虑这个政治决议,以及说明该党在争取改善广大工人群众生活条件的斗争中的直接目标的社会劳务决议。代表大会将在十一月三十日选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后结束。
    【法新社伦敦二十八日电】本周末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的英国共产党昨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威尔逊首相“拒绝”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来结束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
    决议要求对这个殖民地实行“真正的制裁”和派军队去。
    党的书记高兰大肆攻他所谓的威尔逊对史密斯政权的“可怜和同情的姑息”。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致兄弟的祝贺。
    贺词中说,“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英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制止美国对英勇的越南人民的侵略,揭露英国统治集团的卑鄙的殖民主义政策,为争取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全而斗争。英国共产党人从而给当代一切革命和反帝力量的团结和加强一致行动的事业,给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顺利斗争的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贺词中指出,两党之间始终存在着在争取达到共同目标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和合作的兄弟平等关系。
    这种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促进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


    当大家忙着下车时,我忽然起了个念头,决定对他的话作个考验,因此在离去时,我故意把我的打火机遗在??上。
    下了火车,上了接送我们去机场的专车,我开始后悔了,因为专车已将开行,而我的打火机仍未送来。虽然那是一个廉价的打火机,但没有它,我将会大大的不便。
    汽车已经发动了,突然奔来一个服务员,拦阻在车前,他手里高举着的,正是我那个廉价的打火机。
    我记述这段往事,是因为我又决定再作一次考验,不少人警告我,说无论在任何场合,你绝不要给服务人员贴士(小费),他们并告诉我,说他们非但不会接受,而且会认为你给他侮辱。
    我对这警告在心里表示怀疑,现在,机会来了,何况我对那位驾驶员是真正感谢,而仅是口头上表示我的谢意,我亦不安,何况他又为我作了超过驾驶以外的服务。
    但马上,我就非常的尴尬了,他拒绝了我所多付的车资,虽然并未真正给我十分难堪,却向我说了一篇大道理。
    在我对中共政权下的新社会,未作更深入的了解前,我所见到的这些新风气,是令人无比兴奋的。很自然地,我立即把中共的新社会,和儒家的思想联系起来。这不是一部礼记的实现吗?
    台湾、香港、以及全世界各国,都在高唱道德重整,每年都煞有介事的会议一番,把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实际的与不切实际的工作也做得不少,结果呢?却“整”出了更多“阿飞”,即使是共产主义的苏联,红色的阿飞也越来越多,却不料数千年来未能实现的儒家思想,部分却在中共的政权下实现了。
    因为这是一个惊人的太令人兴奋的发现,因此,我倒难于相信了,我便决心要再作一个考验,今天中共的新社会,真正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吗?
    再说,我敢肯定,大陆火车上的服务员,飞机上的服务员,而尤其是像我在京住的专供外来人士居留的新侨饭店的服务员,和这些驾驶人员,即使他们和她们没有特别的任务,用中共的说法来说,也一定是“政治觉悟”高的,才会被派来担任这项工作。
    我说敢于“肯定”,是有相当根据的,而且以举出两件事来证明,当我在返港途中,在广州上了火车后,我找到了个机会,和我所乘坐的那个软座的头等车厢女服务员,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我惊讶地发现,她有时的口吻,与中共的要人的口吻如出一辙。譬如她说:“……当然,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很多缺点。”这话我从站在天安门上的,北京市长彭真的演说词里,在中共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的口里,从中共的经济专家勇龙桂的谈话中,以及中共记协派来的接待人员中,都曾一再的听到过。再一个证明,有次当新侨饭店的一个服务员,把我的皮鞋拿去擦时,恰好有位与中共方面极其接近的朋友在我房里,他告诉我说:“别瞧不起他,你相信吗?他可能就是一位下放的党书记。”
    因此,我决定另外去寻找考验的对象,在一次我作单独访问归去时,特地去乘坐一辆由一个老人所踏的三轮车,他的花白的长长的胡须,挂着闪亮的唾沫星儿,敞开了领的青布夹袄,破烂而又肮脏。我私下认为,这样一位生长在旧社会,而且在旧社会中老去的人,是不会容易被彻底改造的。而且,在相距新侨饭店门老远的树荫下,我即要他停下车来,因为那时道上没有行人,也不会被饭店门口的人看见。但当他告诉我车资是三角人民币,我却硬塞给他一元,而且立即掉头走时,他却追上来拉着我,坚持要找回七角给我。
    当我写到这里时,恰好见到报载:前上海市的棉纱大王吴中一,对在上海访问的记者赞美大陆的治安良好,我要在此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而且我还要举出一件毛衣的旅行,和我在广州被追踪的故事来证明。但同时,我亦将就我观察所得,指出造成这“新社会”、“新风气”的原因来,绝不是没有瑕疵的。
    若然我对中共政权下的新社会新风气,还有所怀疑,之后,我所见到,与自身遭遇到的两件事,也把这怀疑消除无遗了。
    第一件是发生在十月一日天安门的红台上,一位香港应邀访问的作家,在有着两万多观礼人的红台上,遗忘了一毛衫,谁都以为是寻不回来的了,当然,在香港去的人来说,失落了一件毛衣,也值不得费事去找的,但不料在第二天,当这位作家正在我房里闲谈时,他所失落了的毛衣,却被辗转寻觅,送回到遗失者的手中。
    当我得知那件毛衣的旅行故事时,我相信,那时的感动,绝不下于那位失而复得的作家的,因为那日天安门两面的看台,观礼的人数是五万,虽然都是被邀请的,但五万人不是个少数,只接待之处,当然也遍于北京每一个角落,我们试想,需要多少个单位,才能容纳得了这五万人,何况还有中共自己人。因此,这件失落的毛衣在看台上被发现后,便根据被邀请者的接待处所,开始旅行起来,终于在一天一夜的逐个单位查询后,而被送到了我所居住的新侨饭店,而送回了失落者手中。
    另一件事,却是发生在我归途中的广州。在等候火车的短暂停留里,我非常感谢《文汇报》的记者梁敏仪小姐,为我作了半日的导游,最后,当我们在一个商店中,购买了几个网袋,用以盛所购的零星土产,乘三轮车返回羊城宾馆时,我们的三轮车已踏到了老远的街的尽头,突然,我们的车后有人大叫着追来,当我回头发现如飞而来的,是个骑脚踏车的人,而且从他的手势中,明白是为我而来时,我曾有瞬间的惊疑。
    很快,他赶到我们的前头,拦阻了我们。而很快,我也明白了他的来意,他拿出一张粮票来,问是不是我们遗失的。
    我趁他擦拭他的满头大汗时,看清他另一只手里拿的、不过是一张一两的粮票,他说:是在我们离开柜台后,在地上发现的,所以马上随后追来。
    我表示了感谢,但无法说出我心中的感动,因是我对大陆新风气累积起来的,达到了极峰的感动。而一个出自每天充满了好盗抢杀的香港社会的人,一旦到了这样的新社会,新风气,能有不被感动的吗?
    但遗憾的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那就是这个踏三轮车的“同志”,他在我的贿赂之下,违反了规定而一再停车等候我们,因为按照规定,必须在三轮车站登车前,按你的目的地的远近,先行付车资购票的。因此,当我到达目的地后,趁我一人留在车上时,我即以超额的车资,以及他不必付我车票的诱惑下,令他作了中共新社会,新风气的破坏者。因为,他把超额的,以及应收的车资,都拨为己有了。
    当然,这真正罪大恶极的破坏者,应该是我,我相信,我把这事坦白出来,是会激怒中共有关当局的,因为我这个资本主义里的腐化分子,尽为了个人自私的考验,而破坏了他们良好的风气,破坏了他们对人民所施行的政治教育。
    而我也要承认,我事后也曾后悔的,不论我如何不同意中共的集权,专政,以及那些无数的过激政策,但这新社会与新风气,却是百分之百的,应该予以赞扬喝彩的,而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当然也绝不能否定其成就的。
    我说曾经后悔,当然,亦是说现在不再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中共当局对我们的接待,获得了自我安慰,和自我的辩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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