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塔斯社报道，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今天同苏联总理柯西金会晤。
塔斯社说，布托和柯西金在会谈中讨论了巴苏关系未来的发展问题和国际局势。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印度大使考尔星期三会见了柯西金。
印度人士说，这位大使把夏斯特里的一封谈到塔什干会晤的信交给了柯西金。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今天说，“决定就克什米尔问题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这个球，现在完全在印度的场地里。”
布托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巴基斯坦已“无条件地”接受了克里姆林宫提出的使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塔什干举行会谈的斡旋。
布托在同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举行了三天的会谈之后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对记者说：“球现在完全在印度的场地里。”
这位巴基斯坦外长说，关于规定举行高级会谈的时间和条件的“下一具体步骤”将由俄国人从印度得到“澄清之后”采取。布托明天动身去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访问，然后回国。
布托说：“巴基斯坦已无条件地接受了苏联提出的讨论整个印巴关系问题的斡旋。”
布托说，巴基斯坦将“两手清白地去参加塔什干会谈”，他坚持说，他的国家将为克什米尔的“公正和荣誉斗争一千年。”
这位外长谴责他所谓的“印度进行的掠夺性的和惯性的侵略。”他说，印度已破坏了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承担的义务，他还说，巴基斯坦不会放弃在自决的基础上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
布托说，他同柯西金举行的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使他相信，同苏联的关系“已大大改善了”。
他说，他同柯西金会谈的问题很广泛，他认为，这些会晤是“极为有益和有利的”。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布托强调说，他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说过“我们赞赏他们对次大陆的和平表现出来的关心，但是必须是体面的和公正的和平。”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位印度人士今晚暗示，新德里昨晚已正式通知苏联说，它同意苏联调解印巴争端的原则。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布托说，阿尤布·汗总统准备同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在苏联举行会晤“讨论整个的印巴关系。”
他说，他认为“今年年底和明年初举行一次会晤的前景是颇为明亮的。”
他认为，苏联正在把了解印度的观点作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这位巴基斯坦部长说，“我们方面”对举行一次塔什干最高级会谈是“没有障碍或困难的”，苏联作为一个东道国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他宣布，巴基斯坦接受在塔什干举行会晤是以柯西金先生将参加为条件的。他说：“我们希望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将不偏不倚。”
布托说，他将“怀着满意的心情”离开。
【本刊讯】英《讲坛》杂志最近刊载两篇谈英共情况的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篇《我们共产党的问题何在》说：今天英共党员已不及一九四五年的一半；《工人日报》发行量不到四万份；成为三十年代以来最低数；在选民支持方面，一九六四年的结果很糟糕；在职工会运动中接连遭受挫折；支部生活陷于停滞、党员漠不关心、讨论会无精打彩而且疲惫不堪。在意识形态上，党内呈现混乱，不去认真研究基本政治问题、反而注意枝节问题；党报长期不讨论国际共运争论的大问题，而却利用篇幅去论述民间音乐、艺术、文学、性欲和个人幸福。在和平运动中，党尾随和平主义者，完全拥护争取裁减核军备运动，失去自己的独立身份，放弃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从而在这个问题上争取不了也教育不了青年。
英共象一个苏联应声虫一样地行事，一贯按苏联的路线鹦鹉学舌，不去进行独立思考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怎么办？我们的任务是在英国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口头讲讲马克思主义经典，而是分析和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设法培养同志们同意这种了解；建立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机构，以便能够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以考虑目前与未来的利益。所有这些都不得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观点。
应该在英国共产党内进行一次大辩论。在十一月代表大会上，应该提出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坚持进行真正的讨论，选出将促进党的民主和发挥领导才能的领导人。第二篇《英国的道路走向何处》说：
英共纲领说英国实行和平转变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实际上是肯定的事。
在英国目前情况下还不能预见，从统治阶级手中最后夺取政权时斗争的性质为何。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准备进行尖锐的暴力的斗争；准备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暴力的效用就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散布和平转变的幻想，工人阶级就会受到削弱和被解除武装。同志们必须要求取消《英国的道路》（本刊注：指英共纲领）并对夺取权力和改造社会采取全新的态度。我们要求：英国停止屈从美帝；结束对作为英美垄断资本主义仆从的工党政府的幻想；支持世界各种力量，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结束关于英国议会制度的虚假的观念。让我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代表大会文件的所有讨论中去。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莫斯科电台今天在对北美进行的英语广播中赞扬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是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苏联主席米高扬星期三在他七十寿辰的前夕被授予列宁勋章。
塔斯社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了这个奖赏。
【路透社哈瓦那二十五日电】古巴副总理兼武装部队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今天结束了对欧洲共产党国家进行的两个月访问后回到哈瓦那。
劳尔．卡斯特罗在国外逗留期间曾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一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并且同苏联领导人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
【美联社华沙二十五日电】波通社星期四说，华沙条约部队的各国副国防部长和高级军官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华沙举行了会议。
波通社说，华沙条约部队最高司令、苏联元帅格列奇科作了报告。
波通社说，会议讨论了组成华沙条约部队的各支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备的问题。它又说，在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南通社索非亚二十五日电】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总理日夫科夫在正式访问阿联和埃塞俄比亚之后于今天下午返回这里。
【法新社巴黎二十日电】法国外交部在一项公报中说，由外贸部主任布扎斯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和由财政部负责国际谈判事务的范鲁因贝克率领的法国代表团，在巴黎就拟订一项匈—法长期贸易协定举行了谈判。
公报说交换意见表明，有大大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和改善其贸易机构的可能性。
离开那茶铺时，我又和那掌柜的谈上了，才知这茶铺竞也是国营。后来当我返港途中经过广川，见到收买破铜烂铁和旧报纸，也是“国营”，我才知那时的惊讶简直是大惊小怪，现在，即使是一分钱的交易，在大陆亦是国营或公私合营了。
从那掌柜的谈论中，我得知这茶铺原来是一个贩卖金鱼和盆景的空场，是北京当局的一项德政，为人民修建了这个坐憩之所。
我必须要在这里一提的是，在整个的东安市场里，只有一家委托店的存在，但里面也未见有故衣，这是不难理解的，还会有人能拿出故衣来拍卖吗？从我初步的观察中，大陆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显然“衣”是最严重的问题。一片挑瘦选肥声
北京市粮食与蔬菜的供应如何呢？这原本就是我此行采访的主要对象之一。
就在东安市场门口的旁边，我首先发现了一个水果店，当我见到了那堆堆得很高的水果，我一时几乎不能置信。
当我在港时，我曾看过一部中共以北京为背景的童话片《木偶奇遇记》，当时我的确以为片里的水果店不过是一场布景，那些大大的苹果和梨，不过是道具而已，而现在，我却在这王府井大街上亲眼见到了，而且，我怀疑那部影片上的水果店，可能就是在这里拍出来的实景，因为店里的布置，和影片里的店非常相似，更有一点是影片上的水果店所不及的，是这里所见购买水果的人更多。在我们自香港去的人看来三角人民币一斤的鸭梨或苹果，确实便宜的，新疆的哈密瓜每斤也才卖三角三人民币，兰州的白兰瓜当然更便宜，香蕉的供应比较少，但葡萄却比香港所见的更大粒。
后来，我在其他街道上，亦见到不少的水果店，东长安街上的一家，规模比这一家还要大些，由于便宜，北京的收入虽然普遍不高，但都能有购买的能力，而一角几分都有交易，当然购买的人也多了。
汽车驶到了一个蔬菜和肉食的供应处。当汽车还未停下来，我已见到了一条短短的人龙。那么，是蔬菜供应不足吗？
当然，我下车后就对那短短的人龙加以注意，我发现他们是在排队购买大葱，其他的蔬菜便无人龙出现了。
我到得正是时候，正是主妇们前来购买她们一日副食品的时候，我并未询问，只是在她们后面和旁边默默地观看。她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但品评好坏的话声盈耳。
蔬菜的价钱远比香港便宜，大白菜一角人民币可买到七斤，小白菜更贱得惊人，一斤只要一分人民币，也就是说等于港币一角，可买到四斤多小白菜。但豆角却比较贵，每斤要一角五分人民币，红萝卜是七分一斤。
我的身后，传来了挑瘦选肥的声音，那是一个猪肉档，掌刀的正用刀尖把切下的一条两斤重的猪肉挑起来。
在肉案后面的木架上，挂着一排六只整猪，显示了供应无缺，且是自由购买，买多买少，也听凭尊意。
后来，中共的经济专家勇龙桂告诉我们，中共今年对苏联出口的猪肉，到现在为止，已达到九万吨，从这里可以相信，他所报告的，不会是一个宣传数字。后来，我亦获得了北京市每天的蔬菜供应数字，是八百万到一千万斤。以北京市四百七十万的人口来算，每人每日平均可获两斤蔬菜的供应。几个不同的考验
结束了半天的游览，获得了我对北京的初步印象之后，我驱车返回了新侨饭店。对于那位驾驶员“同志”，我衷心的感激。而且，我更要赞美他是一个最成功的“导游”。虽然他的任务不是导游，而是驾驶。
我赞美他是最成功的导游，虽然他不能把“数字”记得滚瓜烂熟，把历史记得倒背如流，但他口里却绝没有“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领导”，令我们在不觉自己是在中共的政权下，真正看到了中共的建设和成就。
这理由简单得很，因为这缘故，我们在心理上已没有认为他是在作宣传的成见，因此，对他的话有较多的信任，而不会大大地打个折扣。而且，他的缅怀有着丰富的感情，于是，当他比较说现在如何如何时，也就有了更大的说服力。因此，我不只一次发生了如下的感想：若是中共有关当局明白不能凭两句口号，就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改造”外来的客人，还是干脆放弃好些，收效也更大些。
抱歉得很，我这篇《红都归来》已连载了好几天，但仍未认真的接触问题，写来也零乱非常，我承认是一篇最失败的报告文学，未能作到简明的归纳，但我同时也要说明，我这次北上访问，亦是有别于一个单纯的记者的访问，我除了是一个《今报》记者外，同时还有异乡飘零的自我，因此不免有所感怀和渴望，而我相信，这自我的感怀和渴望，亦会在大部分读者的心中发生，因此，在客观的报道中，渗入了感想，也许恰当些，而且，我又是这样不由自己。
现在，我必须要倒叙昨天在广州下火车前的一件事来。我此次北上，一直是与徐亮之教授结伴的，在北京新侨饭店我们两人是同住一个房间，在车上，在飞机上，我们亦是同坐在一起，因为他在病中，需人照顾。
当他下火车，将一个空了的药瓶遗置在??上时，《文汇报》的总编辑金尧如先生，立即告诉我们，说这样会给车上的服务员带来麻烦。他说：若不告诉她们是不要了的，她们会以为你忘了携带，追着给你送来。于是，他当面召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告诉她这空瓶不要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