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塔斯社报道，苏联总理柯西金今天同印度大使考尔举行了会谈。
塔斯社说，这次会谈是应印度大使的请求而举行的。眼下得不到讨论的问题的详细情况。
这次会谈是在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同一天进行的。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今天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两天内的第二次机密会谈。
据信，这些会谈包括印巴就克什米尔问题可能在苏联举行会谈以及巴基斯坦不满苏联运送武器给印度的问题。
然而，巴基斯坦人士拒绝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
一位巴基斯坦使馆发言人说，他奉布托的严格指示，不要对同葛罗米柯的会谈发表意见。他说，他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讨论了举行最高级会晤或武器问题。
据信，布托在去联合国的途中在这里暂停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在苏联领土上举行阿尤布—夏斯特里会见的前景问题。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亚洲外交人士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和印度总理夏斯特里最近的将来在苏联的调解下在塔什干举行会谈、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们说，尽管双方对举行会谈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在可能举行这样一次会谈之前，仍然有待于消除某些严重的障碍。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布托今天同葛罗米柯会谈了三个多小时。
巴基斯坦官员拒绝对这些讨论发表意见，但是据悉，克什米尔和俄国在试图调解印巴冲突中的作用是讨论的主要问题。
【本刊讯】十月九日的英共《评论》周刊附页《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前讨论》刊登伦敦地区党员弗吉尼亚·佩恩对英共二十九大政治决议草案的一则意见，摘要如下：
“第一需要是使英国坚决地站在和平的一边”。政治决议草案中一个极为重要部分的第一句话可以作为一次布道的开场白或一次和平主义者集会的一句口号。……当然，英国人民正象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一样都希望和平。问题是怎样实现和平。
第一需要是，承认和平的主要敌人是得到它的英国卫星国所怂恿的美帝国主义。我们的首要义务就是揭露它、孤立它，并同它斗争。
决议草案中没有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包括英国人民在内——的主要敌人。不管是在军事、商业、财政还是在文化方面，它要称霸和统治的企图是无所不在的。
决议草案所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呢？为谁谋求和平？越南、克什米尔、刚果、南朝鲜、冲绳、台湾、亚丁、也门的受苦受难的人民，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的遭到威胁的人民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被剥削的人民对我们党提出的“第一需要”将作何想法呢？对于他们来说，“第一需要”是完全的真正的独立。唯有那样他们才能享有和平。对于英国人民也是一样，只要我们屈从美国，我们的和平就处于危险中。
此外，决议草案说“……在全力支持民族解放和抗击侵略的斗争的同时，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争取和平共处是必须的”，这显然是个矛盾。全力支持必须意味着在言语上和行动上反对侵略者。只有在打败帝国主义之后才能实现和平共处。
一场世界大战是能够避免的，只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准备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对抗，尤其是对主要敌人——不管它在哪里探出它那丑恶的头来——进行坚决的对抗。
【本刊讯】十月九日的英共《评论》周刊附页《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前讨论》刊登英共副主席杜德的意见，摘要如下：
萨里区委会提出了国际共运这个重要问题。他们批评执委会“拒绝承认十九党莫斯科协商会议关于再召开一次会议的决定”。提出这种批评是出于对十九党会议的结果和我们党的立场的误解。
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一月的决议中说过如果后果仅仅是意味着“永久分裂”，“那最好是不举行任何会议”。这种态度在一九六三年我们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
苏联共产党在七月二十六日（六四年）提出召集筹备委员会在十二月十五日举行会议，但是事先未经中国党的同意。
在十二月十一日，这个拟议中的会议延期到三月一日，但是将有哪些党与会仍旧不清楚。我们执委会一九六五年一月的决议重申了我们的看法：筹备委员会“只有包括卷入目前分歧的各主要党的代表参加才能有效”，但是我们准备参加一些党的协商。
应苏共要求共同会谈的邀请，我们党的一个代表团同他们的代表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同志举行了会谈，并且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如果没有筹备委员会所有成员全部参加，举行筹委会会议可能会加剧现有分歧，从而使两个国际集团陷于永久的、有组织的分裂中。
在二月底，苏共通知我们说，已经商定放弃拟议中的三月一日的筹备委员会会议，而举行一次协商会议，可以讨论召开一次八十一党协商筹备会议的计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执委会在二月二十七日举行了特别会议，同意参加这次协商集会，同时反对使这次集会擅自宣称有权召开任何国际会议的任何尝试。
在三月一日到五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协商会议上，商定了一项统一的联合公报。
这项公报认识到，要为举行一次国际会议准备条件，必须要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并表示虽然召开一次八十一党代表的筹备协商会议（那是包括所有党的会议）是“可取的”，但没有通过召开这样的会议的决议，这个建议寄给了各党供它们考虑并表示它们的意见。
我们的执委会在三月份收到了这份报告，并在它的决议中表示了如下看法：只要妨碍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各种问题未获解决，建议召开八十一党代表会议来解决怎样实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的代表在三月会议上已经表示了这种观点。
萨里区委会的误解是基于他们这样一种看法，即：莫斯科协商集会“决定”召开一次会议，而我们的执委会“拒绝承认”那项决定。没有作出什么“决定”，也没有什么“拒绝承认”，而只是人家征求意见，我们按照我们过去三年来一贯的立场发表了意见。与此同时，我们执委会三月会议“拥护”莫斯科会议关于统一行动的“呼吁”……。
【本刊讯】十一月六日的英共《评论》周刊附页《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前讨论》刊载英共党员彭茨的言论，摘要如下：
我们认为，萨里区委会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意见和杜德的答复太注意纯粹形式上的问题而避开了真正的问题，这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共政策和活动怎么办？
如果我们所了解的事实确切，那么我们执委会的这种类似“不看坏事、不听坏事、不说坏事”的三个猴子的明显骑墙政策就等于是放弃领导，这种作法将有最严重的后果。
中国人继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公开讲坛来指责苏联同美帝秘密勾结实行“苏美控制世界”并且表面上帮助越南人民而实际上帮助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法新社开罗二十二日电】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奥哈布和夫人今天下午抵达开罗，对阿联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
【中东社开罗二十三日电】阿联总统纳赛尔和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奥哈布今天在这里的总统府举行了第一回合的会谈。会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回顾了国际局势，特别是越南战争、印巴争端和裁军问题。他们还讨论了中东和欧洲的局势。
他们的第二回合的会谈将在波兰主席星期四从阿斯旺回来后举行。
【路透社华沙二十二日电】奥哈布主席在他的夫人的陪同下应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邀请将在访问阿联后去埃塞俄比亚访问。
忽然，在这大楼的不远处，我有了个惊讶的发现，一块标明储蓄处的招牌，挂在一座矮小而陈旧的门口。难道大陆的人民，生活真有极好的改善，且已有了储蓄吗？
我即刻跃下车来，里面有三位“同志”，在应付着两个顾客。
“你提二百元吗？”女同志看了看她手中的提单。
在中共政权下，能有人一次提取相当于港币五百元的储蓄，总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而既有了这个储蓄处的设立，总也证明大陆人民的生活确已有了改善，而且开始有了储蓄了。东安市场一杯茶
嵌上了一颗红星的东安市场，别来无恙吗？
这一个念头立即吸引我走了进去，通过阴暗的短短的过道，石阶右面的帽店，首先进入我的眼帘，而我一眼便看到了那招牌上的“公私合营”几个字。
里面的东安市场，才名副其实的是市井，现在仍然保有它的特色。
东安市场的改变，除了本质上成了国家资本外，表面上的改变却不多，沽衣店仍占着较大的比例，杂货摊位仍然密密地占有了铺店间的空间，零食小卖是压根儿没有了。当然，你不能再在这嵌上了红星的东安市场里，再买到一根糖葫芦。虽然也有两三家“小吃店”，但在“广东小吃店”招牌下的菜牌上，我发现了四川的“回锅肉”。
我决定要进去吃点甚么？走进了一家卖烧饼面茶的小铺。
当我终于获得一个座位时，那掌锅的妈妈却拒绝卖给我面茶，因为我不能交出一两的粮票，但我终于获得了那位掌柜兼卖烧饼面包的老伯伯的同情，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阵，不但招呼掌锅的妈妈通融给了我一碗，而且一两粮票一个的烧饼，和一两粮票一个的面包，也同时免了，当然，每样一角钱是不能免的。
吃完了北京城第一顿早餐，我走进了对面的茶铺同样亦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被“你来啦，一位。”的笑脸迎了进去，我也终于在那笑脸上、发现了古老北京的一点调调儿。
我承受了刚才未能隔城五里而先问盐米的尴尬经验，于是，我先请教了掌柜的，要不要粮票？但这次却表错了情，这里，只要你能付出一壶茶叶四分人民币，开水五分人民币，喝胀了肚子，即可拍拍屁股走路。
我在一位解放军“同志”的桌上找到一个位子。在他和他的太太同志之间，坐着他们的一双可爱的小女儿，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对铺买来的烧饼。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感人情景，也唤起了我对大陆亿万同胞那些逝去了的苦难日子的感怀和悲悯。当那位解放军同志将捧着的烧饼，小心地放在他小女儿的手中时，我看到了他的目光落在他面前包烧饼的纸上，随着他的目光，我发现了那纸上有数十颗从烧饼上脱落下来的芝麻。
随即令我惊讶的举动开始了，他竟毫不避讳地，将那张纸小心的捧起来，当着我的面，仲长了他的舌头，把纸上的芝麻舔得干干净净，而从他和他妻子以后的谈话中，从他妻子与女儿的衣着上，都可肯定他是一位解放军中比较高级的军官。
我详述了这感人的一幕，非是我对那位解放军“同志”有丝毫的不敬，而是我由此发生了极可悲的联想，因为我从他失去了人性的自尊，看我大陆以往那些悲惨日子里的无比的饥饿和苦难，更因而令我悟出了中共之有今天的成功，并非偶然，因为，从此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从上到下，必是与大陆亿万的同胞共艰苦，在这一方面，他们并未高高地站在人民的头上。
在我被派北上采访之初，我曾对我的服装加以考虑，当时我想：在大陆朴实的人民中，我穿着笔挺的西服，非但采访不便，恐怕还会引起反感。后来一打听，既然都穿西服，我也就不再考虑了。但出于我意料之外，北京人氏的衣着虽然绝不能说好，旧是不错的，却很少有见缝缝补补的迹象。当然，这是因为北方是产棉区，也许更因为北京是中共国都所在，国际观瞻所系，配布也比其他省市多，每人每年有一丈六尺配布的缘故，所以衣着方面，也要好些。我也发现，我先前的顾虑是多余的，我对面的解放军“同志”，他就当我是普通的茶客一样，当我不小心把茶倒在他包烧饼的纸上，而向他致歉时，他连声客气的说不要紧，显然亦未对我有丝毫反感。我以对两个女孩的赞美——而她们也确实可爱的——赢得了那位母亲的欢心，于是，我们有了简短的交谈，我感到了她有对生活的满足，更有母亲的骄傲。当我赞美她把女儿打扮得十分漂亮时，隔桌一个母亲立即伸手摸摸那女孩身上的毛衣，表露了她非常的羡慕。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