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电】苏联农业部决定让几个国营农场在生产和财务活动方面完全独立自主。
国家为了进行试验，只给国营农场规定为期五年（代替每年的计划）的出售农产品的固定计划。超计划的产品国营农场可以自行处理。
工作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进行。销售产品所得的利润完全由国营农场支配。它们可以用利润来发展生产和进行基本建设，对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物质鼓励。
农场自己选定组织生产的体制，自己确定工作人员的数目和规定劳动报酬的形式。它们现在有权独立自主开设附属企业、建立新部门和发展对它们有利的手工业。
在农场以前要上报的在长长的指标清单中只剩下了五项。其中最重要的是，执行国家交售计划的情况和赢利率的水平。大家知道，后一项指标是说明，由出售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比生产产品所花的费用高多少。
试验国营农场的经验将有助于建立新的管理体系和进一步扩大国家农业企业的权力。
专家们认为，让目前苏联所有一万多个国营农场发挥主动性的作法，能够大大推动苏联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本刊讯】捷《红色权利报》二十日刊登诺沃提尼接见铀矿工业先进工作者的消息，摘要如下：
诺沃提尼对矿工谈到今后的电力工业任务时说，“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原子发电站，我们的铀矿工业将保障对这些发电站的供应，因此我们将继续发展铀矿工业。”
诺沃提尼同志向会见的参加者提出这一问题：“怎么样，同志们，有些地方在过多地购买糖、面粉……是吗？我们知道，全国都在谈论从一月一日起，不仅食品的零售价格将会更高，而且某些工业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也会更高的问题，甚至已在谈论预先规定的价格，比如一公斤糖价值十四克朗。传消息的人并发誓说，这他看见过，因为在某某印刷厂已在印刷装糖的纸袋，上面写着十四克朗一公斤糖，另外的地方说十二点五个克朗一公斤糖。另外的人‘悄悄地’告诉说，他有一个熟人，在制糖厂工作，那里正用这些纸袋包装糖。关于面粉和其它东西也有类似的谈论。”
实际上这些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朋友”蓄意散布的不真实的谣传的结果，他们企图利用一切手段使人们不安。诺沃提尼说，“让他们买吧，我们有足够的储备，但是这些人很快会认识到，真实情况是什么。”
诺沃提尼同志强调指出，“这是一种健康的买卖原则，即如果某种商品多，我们可以暂时地降价，如果我们的某种东西少，通过生产和进口都不符需要，我们就提高价格。现在，我们得到比较多的带辣椒的香肠和匈牙利香肠，因此我们降了价，反之，某些肉制品的罐头比较少，因此……”
“首先，我不知道那一个政治或政府机关，会在圣诞节前，这样没有预见地计算——就像人们所谈论地那样——大规模提高价格，其次，没有理由要我们提高糖、面粉的价格……”
诺沃提尼同志对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的一些作者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他们虽然谈论发展服务业的问题，并且写文章，但是就不提什么时候和谁应该付钱的问题。显然他们想：“让一切都由国家支付”，这样不行，这样我们就无法前进。
说“以前毫无头脑地抄袭苏的榜样损害了苏捷友谊，捷已纠正了对盟友不切实际的想像而代之以相互了解，但对苏基本态度不变”
【合众国际社维也纳二十二日电】捷克斯洛伐克批评“毫无头脑地抄袭”苏联，但是宣称，这个国家对苏联的基本态度仍然不变，尽管出现了新的趋势。布拉格电台说，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的联盟不再受到强调。
捷克电台评论说：“岁月已稍许纠正了我们有时对我们盟友的不切实际的想像，而代之以彻底的相互了解。”
这家电台说，斯大林时代和“我们后来的错误”可能暂时动摇对于苏捷关系的“稳固的感情”。
这项广播继续说：“在我们本性的心灵深处”，捷克斯洛伐克认识到，对于他们同莫斯科的关系的任何威胁都意味着有失去一切“成就”的危险。这家电台说，以前由于“毫无头脑地抄袭”苏联的榜样，甚至达到给捷克足球俱乐部起一个俄国名字的极端，因而损害了苏捷友谊。
据捷克电台说，但是，这些错误并没有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态度，这家电台继续说，“对西方的活生生的了解正成为一种新的时髦的事”，这一事实也没有能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态度。
【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保加利亚要改组；预料将有一个新总理》，摘要如下：
从索非亚和莫斯科传到伦敦来的消息预测，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的高级职位要改组。预料党的第一书记和总理托多尔·日夫科夫将卸去总理的职务，以避免显示出权力过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的样子。
现在获悉，日夫科夫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去莫斯科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同苏联领导人讨论他带去的两个人之中哪个适宜于担任总理的职务。日夫科夫比东欧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更接近俄国人，不同他们磋商，他不会作出任何重大决定。
两个有可能成为总理的人是：日夫科·日夫科夫，现年五十三岁，是第一副总理，以及另一个副总理斯坦科·托多罗夫，现年四十五岁。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塔斯社报道，古巴武装部队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今天会见了苏共主席勃列日涅夫，会谈苏古合作问题。
这是劳尔·卡斯特罗十月十一日率领军事代表团来到苏联之后同勃列日涅夫举行的第二次重要会谈。
官方或非官方都没有关于劳尔·卡斯特罗访问的原因的材料。但是他已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会晤过几次，据信，他们讨论了苏联再给古巴一些军事援助和古苏合作的问题。
劳尔·卡斯特罗还会见了柯西金总理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人们不知道他的访问为什么拖这么久，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国。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塔斯社报道，劳尔·卡斯特罗今天同勃列日涅夫会谈。
塔斯社说：“他们讨论了进一步发展苏联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的关系、苏联和古巴的合作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本刊讯】香港《今报》十月七日至十九日以《红都归来》为题连续刊载该报记者童彦子来京参加李宗仁记者招待会后所写的访问大陆观感的文章，本刊将从今日起陆续摘要刊载如下（小标题都是原来的）：侵晨看尽北京花
天亮了，晨曦把薄雾中的北京，渐渐显现出来，从窗口眺望，一幢幢宏伟高耸的建筑，把阴影投压在无尽无涯的低矮的房屋上，那宏伟与壮丽，古老与低矮，恰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迫不及待地，要看看中共在此建立政权十六年后的北京之晨，当我的同伴们尚都在梦乡里，我已溜出了新侨饭店。
我用了这一个“溜”字，在当时我的心理上来说，是恰当的。虽然我此行并无恐惧，但这是北京，这是中共的心脏，而我，又是一个反共的报人，行前朋友们善意的叮咛与警告，亦言犹在耳，我很坦白地说，我心中亦不无警惕的，但我是如此急于要一看北京之晨，渴望终于战胜了顾虑，但我的这一个“溜”字却用错了，服务台前的服务员抢先替我按按召唤电梯的按钮，而当我还未从那寸厚的华丽的地毯上走到门口，恭立的服务员又已为我扯开了玻璃门。我并未遭遇到留难，虽然我曾非常地小心观察，亦未从那些服务员的眼中，发现有何异常的神情。我好像是从香港的一个酒店里，走出门去一样。
我在为新侨饭店的住客而特设的汽车服务站里，租了一部汽车，当我把我的意向告诉了司机后，汽车即驶出了东交民巷，经过国际俱乐部而驶入了东长安街。
东西长安街是无比宽阔而壮丽的，中共兴建的工程皆极其浩大的建筑，几乎都是集中在这条街的两旁，壮丽的北京火车站在其东，天安门广场两侧的“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更是无与伦比宏伟壮丽，电报大楼和广播大厦亦极伟举，而绿树丛中显露出来的一幢幢不计其数的建筑，亦皆成功地显示出中共蓄意要在这条道上显示的气派来。
现在汽车已在前门大街上缓缓行驶了，从这些街道，也才能看到古老北京真实的市容，而这一条以往极其热闹的街道，所给予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无比的凄凉。道旁矮小而破旧的楼房，像垂暮的老人般伛偻，追思京华烟云，能不令人从心底泛起悲怆。
驾驶我这部汽车的司机是一个很好的导游。现在，汽车驶到天桥了，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一个大众化的游乐场所，仅靠一个唯一剩下来的，表演杂耍的剧场唤醒你的回忆，往昔的欢愉，已在时代洪流中淹没了，而当一切民族的娱乐形式，皆已用来表现战斗，用来作为思想与政治教育工具的中共政权下，天桥之成为记忆里的陈迹，又有何可奇怪的呢！
侵晨的薄雾渐渐消散了，街道上渐渐出现了人潮，在我所乘坐的缓缓而行的汽车旁边，一群群踏着脚踏车的穿着蓝色衣裤的男女，风驰电驶而过，我喜欣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健康的红润，他们蓝色的衣裤的肘膝部分，虽是都旧得发了白，但却很少看到有破烂，妇女们的裤管都长而宽大，她们多半都是穿着短短的白色夏威夷上衣，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从她们的脸上，绝不能发现脂粉的痕迹，即使在以后的十天访问中，我以后也从未在任何场合的妇女们的唇上，以及百货店里，发现过口红。
我亦曾对她们的鞋子加以注意，除了机场里和航机上的女服务员穿着高不逾寸的高跟鞋外，从我进入深圳起直到现刻，浴在晨曦中的北京的街头，我所见到的妇女们，都穿的是平底圆口的布鞋，连皮的平底鞋亦很少见。
人潮更汹涌了，往者侵晨的岑寂不存在了，古老的北京，像在这瞬间沸腾了起来，盈耳是车声，笑语喧哗声。
不久我就明白了，是中共把这古老的北京，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他们都是赶往散布在四郊的工厂，而除非是老弱得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中共把所有的人都投入了生产。
因此，这人潮涌现得快，但消散得也快，当我还未绕行北京半匝，街道上的行人也疏落了。再又给人以荒凉的感觉，而这荒凉的感觉，也在此处寻到了答案。
汽车绕过天桥，当我经过天桥戏院时，从那戏院的海报上，我嗅到了战斗的气味，那是取代了天桥往昔大众化娱乐的，中共的新建筑，从它的外型来估量，所能容纳的观众，不会超过一千人。
驱车前往琉璃厂，这是我所向往之所，因此特地停下车来，我惊讶地发现，所有的旧书和古玩店，若然不是改为国营，也成为公私合营了。
我走进了就近的一家旧书店，四壁汗牛充栋的珍本，立即吸引我作了贪婪的浏览，匆忙地以三元人民币，买了一部武英殿聚珍版本原书复制品的水经注，恋恋地离去。
离开了琉璃厂，我又驱车参观了西单大街，同样，往者的繁华已成陈迹，古老的店铺依旧，但已闭门成了住家户，而那些挂着公私合营和国营的商店，亦零落得屈指可数。
那位驾驶员“同志”告诉我，现在的王府井大街，已成为北京最热闹的街道了，于是，我盼望，我的失望能从那里获得补偿，在那里，我能寻找到帝京豪华的残余。
王府井大街虽然不很宽大，两旁却有宽逾一丈的行人道，可爱的古树所伸展开来的繁枝密叶，更把中间的行车道，和两旁的行人道荫蔽起来。
但街上的行人并不多，这是早上的缘故，那位驾驶员“同志”告诉我，在假日和星期天，这里的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后来，在一个星期日的午后，我又特地再来一次，证明他所说果然不假。
中共当局为北京市民在这条街的中段，正当东安市场的对面，建筑了一幢供应百货的大楼，它的规模较香港的国货公司还要大一些。它不但显示了中共的部分工业化，而且是中共国民经济的缩影，且可看出中共的对外贸易，以及中共的对外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