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卫报》一日刊登了佐尔扎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俄国不自然地与利润动机妥协》，摘要如下：
柯西金宣布的苏联经济改革是进步力量的要求和保守力量的耽心之间的一种不自然的折衷方案。
它象所有这样的折衷方案一样，自然而然地是不稳定的。它势必很快地不是让位于经济更大得多的自由化——而这种自由化几乎必定会反映在个人获得更大的自由中——就是让位于重新实行严格的计划制度。
因此，严格来说，这个矛盾实际上是政治性的矛盾，尽管这一次是以经济方面的矛盾表现出来的。
自从《真理报》决定发表由利别尔曼教授提出的改革建议到现在的三年来，在苏联，人们已普遍地认为，必须革新这种制度。
许多方面仍坚持反对革新，特别是在那些在旧制度下享有既得利益的有势力的党的负责人和计划官员中，但是报刊上继续发表了越来越新的改革建议，其中有些建议比利别尔曼教授提出的更为大胆得多。苏联的头牌的理论经济学家，甚至一些计划家们，越来越站在争论当中的进步的一方。
如果工厂的效率以它所获利润来衡量，那么管理方面会设法生产在数量上，质量上和品种上为工业消费单位或个人消费者所希望的产品。
一些鞋子和衣服工厂据此进行了实验。它们不是由计划部门规定生产什么，而是同指拨给它们的一些零售商店建立直接联系，它们生产东西是由这些行业根据对顾客爱好的估计所提出的定货。
这个实验获得极大成功。这次实验在党的报纸上和经济专门杂志上得到了反复的宣扬和强调的称赞。在工业和商业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制度的好处当即得到承认，甚至柯西金先生本人说过，在将来，计划将根据各工业部门的消费者提出的定货来制订。经济的新改革看来一切都安排好了。
但是，这一点——这个实验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柯西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新建议的讲话中连提都没提到。利润也将不是效率的主要指针，而只是许多指针中的一个。
诚然，一些更讨厌的指针已被抛弃。规定每个工厂的总产量的指标已被取消。可是，它已为该工厂所销售的产品的数量的一种指标所代替。
但是即令现在，还像过去一样地由计划部门告诉工厂经理生产什么东西。现在已不再给他确切地规定他可以雇多少人，他们的生产率必须达到什么水平，他们的平均工资应是多少，但是他仍然决不能超过给他的工厂所规定的总工资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大体上能获得金钱来从事这些目的中的任何目的，只要它们所要的资本，不管是作投资用的还是流转用的，能保险赚得一定的利润就行。在苏联，它们现在要作的偿还将实行一种对资金收利息的方式，但是利率将予固定。
因此，利息将不起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即把资本调节到流向最有利的方面去的作用。这是西方和苏联使用利润和利息率之间的一个经济上乱糟糟的折衷办法，正如整个改革是一个政治上不自然的折衷一样。它不可能持久。
【本刊讯】苏联《劳动报》八月十四日发表一篇题为《最重要的修改》的文章并附一幅漫画。文章摘要如下：
使新垦地边疆区汽车运输管理局局长哈林感到苦恼的问题是：怎样分配奖金？
“我们首先要奖励行政工作人员！”
谁也不反对奖励优秀的行政工作人员。但是大家都知道，用于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个人的奖金数目应该按他们的工资基金的比例拨发。在这方面，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有过专门的决定。
哈林同志有所感叹地说道：“我们要修改这个决定！”
很可能，哈林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到底作了修改。并且是十分重要的修改。
哈林同志在边疆区工会委员会事前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命令从奖金总额中拨出百分之五以上分给汽车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这比许可的数字多两倍！
切利诺格勒汽车托拉斯经理卡西姆加利耶夫根据这位革新家命令的精神为托拉斯的行政管理人员拨出了大约百分之十四的奖金，而巴夫洛达尔汽车托拉斯的经理萨马尔切夫拨出了百分之三十。
巴夫洛达尔市第二五六四汽车队快速汽车司机知道了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获胜的消息后感到高兴。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汽车队队长基谢廖夫把得到的全部奖金都分给负责领导工作的工程技术干部、职员和服务人员了。而司机却分文未得。
（右图中保险柜上的俄文字是“奖金”，右下方的俄文字是“管理部门”——本刊注）
【法新社哈瓦那三日电】卡斯特罗总理今天解散了“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而代之以“古巴共产党”。
【合众国际社迈阿密三日电】观察家们说，在由一百名成员组成的现任中央委员会中，“老牌共产党”只有十五名代表。这等于说，它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成员。
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里有代表的有三个组织。这三个组织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人民社会党（共产党）和革命指导委员会（该组织的唯一代表是福雷·乔蒙）。
【法新社哈瓦那四日电】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官方机关报《格拉玛报》今日出版了，它代替了七·二六运动的机关报《革命报》和共产党机关报《今日报》。
《格拉玛报》将在《今日报》的原址编辑出版。这家新的官方报是纪念格拉玛小艇而命名的，这艘小艇曾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八十二名七·二六的战友从墨西哥带到古巴的海滩。
这家新的共产党的报纸由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尔卡·佩奥利领导，代替了旧报的领导人布拉斯·罗加。佩奥利是古巴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共产党员当中没有很大的威信。
昨晚，卡斯特罗在一篇电视演说中宣布了出版这份新的共产党报的决定。
《格拉玛报》发表了卡斯特罗的演讲，演讲中卡斯特罗免去了罗加的职务，同时还赞扬了曾任古巴共产党总书记三十年的罗加的功绩。
卡斯特罗说，在《今日报》工作了三年的罗加，目前任新中央委员会的宪法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他又说，鉴于他的经验以及为古巴制订新的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意义，他将完全献身于这个任务。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电】勃列日涅夫和卡达尔今天举行了会晤。卡达尔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来经过莫斯科而在这里逗留的。
据官方报道，“会谈是在兄弟友谊、亲切和完全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时讨论了两党感兴趣的问题，还讨论了国际局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迫切的问题”。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四日电】在俄国加紧开展在亚非争取朋友和影响人民的运动的时候，马里总统凯塔今天乘飞机到达莫斯科进行正式的友好访问。
苏联领导人隆重欢迎凯塔的到来。
到机场欢迎的有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及苏联其他领导人。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九月二十九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费加罗报》刊载《人道报》拒绝向它的读者提供的消息〉，摘要如下：
法共的新的转折点是在莫斯科决定的。
法共是最严格忠实于苏联领导人的党，无论这些领导人是谁：前天忠于斯大林、昨天忠于赫鲁晓夫，今天忠于勃列日涅夫、也许明天会忠于谢列平或其他的人。
法共在国际共运遭到危机的这一段时期中，起到了莫斯科的真正牧羊狗的作用。在最近几个月里，法共在法国接见了十个以上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它负责向这些代表团谴责和消除北京现在存在的和将会发生的影响。
前不久决定法共新的转折点的各种条件证明了这一点。
当在赫鲁晓夫执政时的莫斯科认为，法共应当在一九六三年末和一九六四年初改变它对法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态度时，苏共和苏联政府当时的第二号领导人波德戈尔内访问了法国，并同多列士举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二月）。
几天之后，法共中央委员便开会，听取它的总书记的讲话，他说，法共应该维护“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
从那时起到一九六五年九月初，法共把它的整个宣传转向这方面。
从九月初起，法共的第一个改变是，多列士的关于戴高乐的对外政策的积极方面的说法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报的文章中消失了。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罗歇像他的前任一样，于七月末在苏联黑海边休假，八月二十一日，他被召到莫斯科，并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罗歇在苏联继续逗留了几天，然后，在他回国时，在布拉格作了停留，并同捷克斯洛伐克主要领导人诺沃提尼进行了会谈。八月三十一日，他回到了巴黎，他向他的政治局的同志们汇报了他在莫斯科的会谈的结果，从此开始了决定性的改变。
这些改变的头一个方面是，对于对外政策几乎不作出反应，这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放心，因为它结束了一种错误的和令人不愉快的立场。
第二个改变是，党突然改变了对总统选举的立场，放弃了它的条件、放弃了单独提出候选人的一切威胁。这种新的立场在政治局内引起了惊愕和强烈的反应。
一年多来，出现了三派。一派是年轻的和新的领导人：勒罗瓦、皮克、洛朗、普利桑尼埃。他们维护这种论点：采取一定程度的灵活策略，更果敢地适应现代世界的演变，从而通过党同非共产党左派的接近而摆脱孤立处境。
第二派是元老派，由杜克洛、皮佑、维美徐和马歇组成，这些人主张，党应该利用各种时机，以便迫使其他左派组织、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接受它的条件，一旦遭到拒绝，党就提出共产党所支持的候选人。
第三派，以罗歇为首，包括政治局工团主义的委员：弗拉商、弗雷斯曼、塞古以及法戎和居约，这一派主张保持一种中立和观望主义态度，以便在需要时起和事佬的作用。
八月二十一日的莫斯科会晤加强了少壮派和观望主义派，至于其他的人，他们都屈服于要采取一致立场的纪律和原则，何况莫斯科已采取了偏袒态度，而这一点是罗歇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
。
开始要宣传的罗歇的决定性论据是：之所以苏联改变了它对法国的对外政策的立场，这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的演变，是由于必须对北京加紧进行反苏攻击和北京好战政策作出反应。
未来的几周将会证明，共产党的干部、党员以及他们的同路人将如何来执行或者抗拒这种第一次转变和多列士的继承人的这种第一个重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