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27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塔斯社报道,保共第一书记和总理托多尔·日夫科夫“应苏共中央的邀请”今天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这里“进行友好访问”。
    这家通讯社说,在机场欢迎的有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中央主席团委员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
    (日夫科夫刚刚结束了对罗马尼亚两天的访问。索非亚星期一的报纸在十行篇幅的公报中谈到这次于十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进行的访问)。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日夫科·日夫科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共中央书记博扬·布尔加拉诺夫、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坦科·托多罗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塔诺·佐洛夫,应苏共中央邀请,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莫斯科进
    行友好访问。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据官方报道,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同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今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晤。
    苏联方面出席会晤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根纳基·沃罗诺夫、基里尔·马祖罗夫、尼古拉·波德戈尔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里·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
    保加利亚方面出席会晤的是:托多尔·日夫科夫、日夫科·日夫科夫、博扬·布尔加拉诺夫、斯坦科·托多罗夫、塔诺·佐洛夫。
    在真挚友好和互相充分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过程中,就两党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法新社布拉格二十五日电】印共主席丹吉今天作为捷共中央的客人到达布拉格进行访问。
    在机场欢迎他的有捷共中央书记考茨基和捷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卡德尔卡。


    说苏希望“常理和责任感将在印度尼西亚占上风”;叫嚷“政治冒险、盲动和宗派主义同马列主义格格不入”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真理报》今天驳斥了下述说法: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帮助组织了本月反对苏加诺总统的未遂的政变,它说,那里对共产党的报复的浪潮是没有道理的。
    塔斯社今天援引《真理报》明天社论中的话说,美、英、马来西亚大力煽动印度尼西亚反共运动。
    《真理报》说,这个运动是以所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与了十月一日未遂的政变为借口而煽动的。
    这篇社论是仅在勃列日涅夫在基辅讲话后两天发表,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表示希望,苏联—印度尼西亚的团结不为右翼分子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攻击而破坏。
    塔斯社援引社论中的话说,“只有维护民族团结,印度尼西亚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个应有的地位……不成为外国势力的工具”。
    国内外的反动派正在利用反共运动“努力使印度尼西亚脱离反帝阵线”。
    这家报纸含蓄地驳斥了下述说法,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曾卷入雅加达的九月三十日政变。
    它追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说他们同政变没有关系的话之后又说,“政治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
    《真理报》提到苏加诺总统及其他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号召“为了民族团结要理智”的要求。它又说,“虽然国内外反动派在煽动,以便加紧镇压民主力量”,但是仍然提出了这个要求。
    苏联真挚地希望,“常理和责任感将在印度尼西亚占上风,国内所有的问题将在适当考虑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利益的情况下民主地加以解决”。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记者:科尔曼)塔斯社预报的星期二上午的《真理报》长篇文章在语调上仍然显得有保留。
    这突出表明了俄国人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方面,他们显然不得不对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抗议。
    但是他们也不得不继续支持批准采取镇压的苏加诺政府。


    【本刊讯】印度《政治家报》二十三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据悉,在雅加达的俄国人正在努力帮助组织一个亲苏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据报道,苏联和东欧的外交官毫不隐讳他们的这种观点:先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许多问题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但是,与华盛顿对反政变作出的某些乐观的估计相反,印度尼西亚对西方和马来西亚的态度大概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印度的观点看来,应该欢迎最近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发展,因为它们破坏了雅加达北京轴心。但是,印度同印度尼西亚改善关系的前景在眼前的将来似乎并不明朗。


    【本刊讯】法《快报》二十五日发表题为《巴黎—莫斯科轴心》的文章,评论法苏关系。摘要如下:
    戴高乐抱有很大野心。从一九五八年起,他的计划就是,在法国的推动下,建立一个强大得足以能摆脱美国监护的经济和军事大欧洲。
    法国在建立“独立的欧洲”方面没有找到伙伴。那么,人们是否可能迫使波恩推翻联盟?人们是否可能通过同莫斯科的直接会谈来有助于实现戴高乐所设想的、他的“统一欧洲”所要求的那种缓和?人们是否可能使法国和苏联的工业密切联系起来,互为市场,从而足以使艾哈德感到不安,以致他为了德国的工业利益,同意部分地摆脱美国?
    戴高乐目前正在这么作。这也是他的外交部长莫斯科之行的意义所在。这次访问恰恰是在法国对它的共同市场五个伙伴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的时候进行的。
    发生的一切都好象是这次莫斯科之行成了对五国施加压力的工具,从而使这五国逐渐地支持法国的观点。德姆维尔对苏联领导人的访问,也是在上周在巴黎流传的法国要退出大西洋组织的“有意透露”的消息时进行的。
    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一年以后的今天,对北京的感到不安甚于对美国感到不安;它今天已作为一种事实同意美国在欧洲驻军,它甚至承认现存的北大西洋组织。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在两大集团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法国和北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势必将更多的限于心理方面的改变,而不是在战略方面的改变。人们一定会看到的巴黎—莫斯科轴心更多的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军事的基础上。因此,人们(特别是莫斯科人士)将在设宴招待德姆维尔之后庆贺法苏友谊。


    【本刊讯】《香港夜报》从十月五日起在头版辟《京华来去》专栏,连载该报记者马力报道访问大陆的观感。五日和六日的通讯题为:《把性命交给中国人》和《狗肉朋友廖承志》,摘要如下:五日通讯:
    十月三日外交部办公厅的诸女士与记者协会的张同志送我们到北京机场,握手之后,便是别矣北京。
    从北京坐飞机倒像坐巴士(公共汽车——本刊注)一般容易,没有检查什么,拿了机票便上机。
    出外旅行,把性命交在中国驾驶员的手里还是第一次,但心情之愉快倒是说不尽,记者以前坐飞机到国外旅行,在香港启德机场少不免买四五十万元飞机保险。在郑州的上空,想起这个问题,也觉得好笑。我们活在香港,拼一生之力,就是挣钱,性命也要靠钱来保险。死去原知万事空,就算妻子拿了我用死亡换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能保障他们幸福的生活下去吗?飞机在两块厚云的夹层中飞,下面恍似雪花万卷,此起彼伏。上面是浮云蔽日,只净中间有一片蓝天。这次稳定的航行,使我联想起来,生命的最大保障,还是如何去创造一个稳定幸福的社会,而不是只求自己个人的安逸,就算是最好的驾驶员,也需要一个安静的蓝天。任何飞鸟,也要海天辽阔任纵横。
    我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这短短的时光,心情荡漾得像是中秋前后的钱塘潮水,一个波浪未去,后一个波浪又来。讲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脑子洗了又洗,但洗得是否彻底,我自己还不知道。洗脑不比洗头,洗头有肥皂和水便行了,但洗脑却要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眼是水来耳是皂。一到香港便有人问我洗脑的滋味如何?说到滋味嘛,倒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最好还是亲身去试一试。至于如何洗法,倒是可以向有兴趣的读者作介绍的。
    到北京是整个旅程的高潮,在这里我参加了两次国宴,又参加了陈毅和李宗仁的招待会。所以我美其名曰:“高级的洗脑。”因为是国务院的宾客,一切都是舒服的,食得好,住得好。听说这次李宗仁招待会,本来是邀请二百多个报界人士参加的。我因为先到外地观光,最后才到北京,对香港报界反应如何不甚了了。但看到了中文报纸的记者大军,代表民营报纸与右派报纸的人物,竟是小猫三五,我不禁为那些老前辈们悲哀。我们做记者最光荣的任务,就是走到采访的第一线,那些在香港有历史的老牌报纸,没有一个人来,我感到奇怪。难道他们没有采访这类新闻的人材吗?决计不是的。难道他们怕吗?又有什么可怕呢?新闻记者是无处不在的,若我有这般荣幸,得到蒋介石先生的邀请到阳明山听听他对大陆的大计,我会立刻飞到他的身边,一聆雅教。但条件有一个,就是要容许我来去自由,同时他的谈话也要言中有物,以免浪费时间。
    除了左派报章,人马浩浩荡荡之外,说句老实话,到京的中文报纸代表是寥落的。但反过来看,外国记者和英文报刊记者却排山倒海而来。代表之多数不胜数,就好像到联合国开会一样紧张。他们告诉我,美国记者也想来的,可惜中共不肯邀请。奇怪吗?外国记者竟然比中国记者更对李宗仁有兴趣,更对大陆有兴趣?真是我想不通的问题。六日通讯:
    离别北京前夕,外事办公厅副主任廖承志摆饯行酒,地点在新侨二楼,请香港记者们大食三六。本港《天天日报》有一篇通讯,标题为《狗肉朋友济济一堂》,论标题确属出色,反共反得有点文化。但仗义每多屠狗辈,中共的天下,就是一群屠狗大汉打出来的。就说我们的主人廖承志吧!港澳记者和他很热络,个个都叫他做廖公,实在把他叫老了。看来他不像那么老。大概一个人工作有目的,生活有理想,就会愈活愈年青。
    廖公食三六食得性起,脱下外衣,我才看到他那件遮士半胸恤,是经过缝补的。香港小说家宋玉,做了一首打油诗,末两句是“我到此时难作语,孤儿今日认门庭。”意思是说,他是海外孤儿,到今天才知神州变色,门庭广大,社会建设日新月异,使他惊骇到说不出话来,这么一个美好的大家庭,焉能不来归呢?这一餐三六宴,倒使我感慨万端。忆当年,蒋经国与廖承志,同属留俄四公子之一。全中国人民都希望他们学有所成,把马列主义带返中国,使中国跨上进步道路。现在这一边,确是谈笑有鸿儒。廖承志可以和记者们坐在一起,共谈家国。而那一边,蒋经国自美国归来了,不谈如何兴邦,却说要借美国之力轰炸大陆核子基地。同是中国人,走的却是两条路。若要我去选择,宁作狗肉朋友,不作美国奴才。
    我曾参观过故宫,看过一套清宫用的金厨具,花用三千两黄金铸成。而当时一个普通农民,每月只能赚三分银,换句话说,皇帝一个金饭碗,等于穷人一世粮。但是在中国人身上吸血的,封建皇帝还不是罪恶魁首,有更厉害的在后头,这便是帝国主义者。乾隆嘉庆之世,中国人尚有啖好食,一到鸦片战争,使民无噍类矣。关于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请让笔者明天介绍我国经济学权威勇龙桂的文章给读者诸君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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