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地拉那２４日电】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今天指责（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集团企图把“对革命有致命害处的”政策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该报在长篇文章中说：“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越来越认清赫鲁晓夫—铁托集团及其仆从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巨大危险。”
《人民之声报》完全支持中共６月１４日包含２５点内容的信件中提出的全部论点，并且指责说：苏联人经过一个月之后才终于发表中国这封信件，是由于“舆论的压力”，而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则是诬蔑和捏造，以“更彻底地掩盖这封信的真正性质”。
该报详细叙述了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具体批评如下：
——为了使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陷于瘫痪，他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和工人扮演资产阶级和有产者的卑躬屈节的仆从的角色；
——遵照莫斯科的劝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放弃革命的思想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苏共已宣布关于国家、“全民的党”、个人迷信和对个人迷信后果进行的斗争的有害的概念；
——关于共处，苏联人由于希望把自己装成是发明“和平战略”的“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而尽一切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思想混乱；
——事实上，这些现代修正主义者已滚入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泥坑，甚至支持维护被压迫者和他们的主人之间的“和平共处”；
——修正主义者现在把他们对和平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建立密切联系上面，而且为了保持这种联系，准备把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置于社会主义集团的利益上面；
——此外，赫鲁晓夫及其朋友违反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采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和“大国沙文主义”。
《人民之声报》说，“赫鲁晓夫集团”像“主人对待仆人似地”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国际劳动分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企图限制这些国家的独立以便为苏联积累更多的利润”。
【新华社仰光２５日电】缅甸《人民报》今天在一篇评论捷政府提出的召回中国记者的无理要求的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应该在共产党国家中通过谈判求得解决。这种分歧不应扩大到使共产主义阵营分裂和恶化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的程度。”
文章说：“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不应做会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和鼓舞的事情。”
文章指出：“在有关意识形态的看法方面，如果一方认为它的看法是正确的，它可以通过提出足够的理由和历史背景的办法来表明它的正确性。”
文章说：“总之，真理就是真理，谎话就是谎话。谎话决不会成为真理。我们必须有勇气让人民知道我们的观点，同时也让人民知道别人的观点。如果有人害怕公布别人的观点，他将被谴责为不敢正视真理。”
文章说：“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等于害怕真理，并且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
【新华社阿尔及尔２４日电】最近一期的《圣战者报》法文版在《围绕中苏会谈》的标题下写道：“毫无疑问，西方报纸根据双方报纸正继续进行指责和攻击的宣传而谈论破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看来，这是西方的不可告人的愿望，并且在愿望和事实之间，只有一步之差，而帝国主义报纸轻易地跨过了这一步。”
《圣战者报》接着说，“苏联共产党和人民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确实是严重的。虽然正在举行的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没有任何人怀疑与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０年会议相类似的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将恢复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为了各国人民与和平的利盆而抵抗帝国主义所不可缺少的。”
最近一期的《阿尔及利亚阿特拉斯》画刊在题为《东方：在莫斯科既未休战，也未和解》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赫鲁晓夫可能认为，通过裁军会议，可能是在同西方和平共处道路上前进重要的一步，而毛泽东认为他在亚洲和甚至在欧洲（例如比利时）所取得的不可争辩的成功可能在这些地方看到对他的理论的正确的证实和肯定胜利的标志。因此人们只能当然地得出结论说，北京和莫斯科所表现的对立的立场将再度强硬起来。”
画刊说，“革命斗争活动的恢复，只有在只考虑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才能对人有利。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主要的。如果人们事实上想象到今后老挝、越南或委内瑞拉的运动能够获得的发展，那么人们就能预测，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这将使克里姆林所相信能够在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建立的靠不住的平衡发生变化。”
【共同社东京２３日电】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前往中国进行了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宿谷荣一已于２２日晚间回国。
宿谷理事长在机场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如下：
一、中国现在已经奠定了坚实的自力更生的基础。中苏争论好象是在１９６０年那个时候就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不能认为它将对日中关系产生特别的影响。
二、情况反倒是这样：日本和西欧各国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关系很突出。特别是英国很积极，据说英国甚至已经在香港和上海设立了信用贷款银行。因此，日本不能一味地乐观。
三、在维尼龙成套设备问题上，（中国）是给了日本优先权的，但是欧洲各国也在注视着这个问题。
四、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工业展览会抱着很大的期望。如果展览品的内容能够同中国方面的要求相吻合，那么，今后我国就不会输给西欧各国。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７月１８日报道：日本众议院议员、外务委员会委员帆足计，前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及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秘书中尾和夫等一行三人，昨天乘西德航空公司班机由东京抵港，今晨乘火车去广州，转往北京访问。
帆足计在机场贵宾室接见记者时说，他于十一年前曾访问过北京，他知道十年来中国各方面有很大进步，因此决定再去访问，和许多老朋友会面谈谈，到各地参观一下各项新建设。他准备在中国逗留三个星期至一个月，希望此行对促进日中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好关系能作出贡献。
【合众国际社德国科隆１３日电】西德工业研究所今天说，共产党中国取代了美国的位置而成为世界烟煤主要生产国。
在１９３８年，世界硬煤产量是十二亿吨，其中美国占３０．７％，西欧占４０．３％，而今天组成共产党集团的国家占１７．３％。
据研究所说，去年，世界烟煤产量达到二十一亿吨，其中共产党集团占４９．４％，美国占１９．１％，而西欧占２０．９％。研究所说，居第一位的产煤国是共产党中国，它生产了５１５，０００，０００吨，其次是美国（它生产了３９６，０００，０００吨）和苏联（３７８，０００，０００吨）。
【本刊讯】１９６３年５月出版的委内瑞拉共产党组织部的刊物《组织者》第４期，刊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的第１２节——抗日的政治动员，标题是《政治动员和战争》。
【本刊讯】美《时代》杂志７月２６日发表一篇题为《共产党人》的文章，摘要如下：
拉美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是坚定地亲莫斯科的，但是一般党员则倒向北京。巴西共产党人已分裂为三个互相角逐的派别。乌拉圭的一位高级共产党人最近由于同情赤色中国人而被开除。
【路透社伦敦２３日电】（本稿作者：多伊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同苏斯洛夫先生的代表团进行了约两周会谈后，带着非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莫斯科。在那里，人家对待他们几乎像是对待麻疯病人。见他们走了，俄国人很高兴。双方一致同意以后“恢复谈判”，但双方都清楚，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不会恢复会谈。事实上，他们才结束的会谈很难叫作谈判。在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其主要作者是赫鲁晓夫先生——时，会谈仍在继续中。中国人进行反驳，揭露苏联在“意识形态”辩论中所采用的手法，并说明赫鲁晓夫对他们采取的经济报复措施的情况。北京将要发表一连串进一步揭露性材料。
这样一来，双方将要把同它们的冲突有关的文件档案向我们公开。这些揭露和反揭露，对一向深信不疑的中俄广大群众和别处的共产党人说来，将会感到莫大震惊、突然和迷惑不解。
中苏分裂对外交政策立即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苏联总理现又重提他在１９５９年访问艾森豪威尔总统时在美国所宣扬的“戴维营精神”、“诚意”和和解。他重又把在四、五年前拟就的争取和解的建议提上了日程，这些建议是：禁试协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集团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防止突袭和欧洲实行部分军事脱离接触等等。他急于要迅速取得惊人的结果，以此来向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动摇分子表明，他的“和平共处”并不是像中国人所说是虚无飘渺的。
从长远来说，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影响可能比眼前的外交反响重要得多。整个运动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中。的确，一场地震正在动摇着共产主义运动，而莫斯科却没有充分预见到这场地震的力量。已经在产生迅速的变化和惊人的重新排队。磐石事实上已经破裂，谁也不能使之重新结合在一起了。
还要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新的队形和赫鲁晓夫主义或毛主义得势的机会才会明朗化。在我以前对俄—中冲突的研究中，我曾指出，除了印度共产党这个重要的例外以外，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共产党对毛（泽东）主义的接近远超过对赫鲁晓夫主义的接近。现在，甚至这个例外也值得怀疑了。最近得到的消息表明，（印共中间的）亲华派——它的领导人在中印战争以后一直被监禁着——
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总书记、亲赫鲁晓夫分子丹吉只是在名义上领导该党，而毛（泽东）主义者在重要的孟加拉省有着８０％党员的支持。他们在其它许多地区的追随者也在日渐增加。这些消息如果是可靠的，就证明，假使毛（泽东）主义在一个就在不久前反华情绪甚至把共产党都卷进去的国家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可见它在亚洲的吸引力是多么巨大。在马来亚、缅甸、暹罗、老挝、柬埔寨以及较远的日本，毛（泽东）主义的趋势已经占了上风，这种趋势将继续扩大，这必然引起莫斯科的焦虑。
还有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共产党基层党员中的预兆性的骚动也必然引起莫斯科的焦虑。在所有的地方，布鲁塞尔党组织被毛主义者夺过去一事肯定是意味深长的。这也许表明赫鲁晓夫低估了他的敌人甚至在西欧共产党人中能够得到的影响。中国人把阿尔巴尼亚人作为他们在欧洲唯一的盟友这看来相当可笑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变化也许会引起莫斯科一些党的思想工作者的三思，这些人可能怀疑赫鲁晓夫是不是在把他们推进他们将来可能要感到遗憾的分裂中去，但是，只要赫鲁晓夫仍然居于掌舵的地位，看来就不会有后退的道路。
但是，在赫鲁晓夫去世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在１９７０年前后，也许早一点，也许晚一点，当莫斯科经过了不可避免的“非赫鲁晓夫化”运动以后，苏联主席团的某些代表可能会突然向北京移樽就教，就象另外一些人１９５５年向贝尔格莱德移樽就教一样，尴尬地表示道歉并害臊地说是我们错了。但是，这一天还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