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25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新华社金边23日电】《柬埔寨电讯报》评论说,中苏分歧的后果有不可估计的意义,“中立国家和中立可能遭到不幸。事实上,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就等于加强西方阵营,西方阵营必将不断地对不结盟国家施加压力,以便使后者参加他们的阵营。当然压力将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波浪式的,巧妙的压力,大量的微笑,各种形式的外交压力,所有这些都是从讹诈欺骗到更厉害的手段”。评论又说,“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必须平衡两个阵营的力量,不结盟国家本身的存在就取决于这种力量的平衡。一些人称之为恐怖的平衡和另外一些人称之为不稳定和靠不住的这种平衡仍然是我们自己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家报纸说,“在这场捍卫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艰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远远不是孤立的。它的支持者的数目是丝毫不可忽视的。”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7月24日出版的一期登载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在莫斯科举行东西方关于禁止原子试验的谈判前夕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也是要使西方深信赫鲁晓夫在同中国的争执中是当真的。
    赫鲁晓夫——自从他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不幸的最后通牒和在古巴从事不光采的冒险以来一直在追求突破性的外交胜利——
    十分懂得为了他的目的利用西方对亚洲“最粗暴的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因此,这位克里姆林宫首脑多年来对他的竞争者毛进行背后说坏话的宣传运动,他力图在西方把毛抹黑,说他是好战的冒险家和实行斯大林式的对公民的恐怖。
    在上上个礼拜天,赫鲁晓夫把面具放下来了。在他的主持下,苏联党主席团公开地作了在红色兄弟争执中至今为止最尖锐的指控。当然这些指控是以同样可疑的来源为基础的。这就是苏联人捏造的好战的中国人的观点:“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在中国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赫鲁晓夫1961年7月8日说,“那时候(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人类将一劳永逸地消灭产生侵略战争的制度。”中国人在他们的小册子中也同样断言。
    据《纽约时报》报道,1958年6月15日铁托对伊斯特拉的拉宾市矿工说过:中国人喜欢拿他们的6亿人夸口,他们认为这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保证。他们预计,损失三亿中国人,还剩下三亿人。
    现在苏联7月14日的信把这位南斯拉夫元帅的相当含糊的说法提示给了“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
    也正是南斯拉夫人说出了赫鲁晓夫在不断地诅咒中国的战争幽灵的时候所要说的话。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7月21日刊登克兰克肖所写的一篇题为《党的内部分裂》的评论,摘要如下:
    中国对莫斯科的立场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使得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发生了动荡。
    欧洲的最复杂的党之一——
    比利时共产党已经分裂了。党的正式领导前不久开除了整整一批掌权的干部。据信,目前“中国派”在党员中得到了将近25%的人的支持。
    俄国人本身不得不承认在各党内部存在着尖锐的内部分化。他们在星期日对北京的攻击中具体提到了意大利、印度、比利时、澳大利亚、巴西和美国的党。事实上,哪里有共产党人,哪里就有分裂和斗争。
    几乎每个党内都有一些人真诚认为,全神关注苏联的繁荣和安全的莫斯科已经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旗帜。另外有些人对于苏联党的傲慢的保护者态度感到愤慨,因此看到中国人使它丢了一些面子而感到高兴。
    不要忘记,自今以后,每个想要反对它自己正式党领导的共产党少数派集团都能够以中国为榜样,而又充分显示其思想意识上的正确性。
    现在巴西党是分崩离析的,一半人支持普列斯特斯,一半人支持激烈反美而亲华的格拉波伊斯。在一个非法的党内,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新华社雅加达24日电】《独立报》24日在第三版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人民日报》20日编者按的全文。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大战和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该报同时摘要报道了中共中央发言人19日声明。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将公布一切重要的言论》。
    《东星报》在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刘主席等欢送中共代表团去苏的图片。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24日发表了该报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共产党越来越对中国感到惊慌》《指责行贿》,摘要如下: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对于中共在他们各党队伍中进行的活动感到惊慌。最近莫斯科驱逐五名中国人和布拉格驱逐三名中国人可能就是一个旨在减少中国在共产党国家的影响和宣传活动的运动的开场白。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的最严重的指责是被禁止的西德共产党提出的。这个党的政治局本星期发表的声明指责中国人贿赂西德共产党人为北京服务。
    西德共产党声明的语气表明,党内有亲北京派。世界各国的党内早已有了类似的派系。在西欧,意大利和比利时共产党内的亲华党员在过去数星期中特别活跃。主要的忧虑
    东德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德意志报》的一篇社论第一次说中国人的这些活动是颠复活动。在这以前用词都是比较委婉的。莫斯科担心的主要是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中的影响。(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24日日晚上以占4版的篇幅发表了“中苏论战的文件”。这家报纸把中国共产党在6月14日信中提出的论点、苏联共产党的答复以及1957年和1960年共同宣言和声明中的有关段落进行了比较。在这些文件的上面,这家报纸发表了按语,按语中说:
    中国的信件在形式上比苏联的信件严紧得多、理论性强得多。这封信谈到的相当多的问题和提出的相当多的批评,苏共都认为重新表示它对这些问题和批评看法是没有好处的。另一方面,苏联的信件,除了具有更富于论战性的语调而外,一再对于向久经考验的党提出的谴责表示愤怒,同时也回答了不包括在25点信件内而是包括在以前文件中的那些攻击和说法,它特别是对《人民日报》3月间对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既是“冒险主义”又是“失败主义”的行为的批评,和对北京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中关于热核战争一段进行了答复。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21日刊载了该报远东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思写的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优秀将领不费一矢而取得战斗的胜利,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学说。因此若是认为,北京由于同莫斯科发生了分裂,而会采取惊人的侵略性政策,那将是错误的。
    不论赫鲁晓夫先生怎么说,中国人不相信较大屠杀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手段——虽然他们确实认为,有些时候小规模的暴乱可以大胆地冒险一试的。俄国人自称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中国人对俄国这种说法的主要答复,很可能是利用中国对亚非不发达国家的吸引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在亚洲进行了一场农民革命;同时他们又是纯粹派,力主在这样一个地区中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在这个地区里发动暴乱有获得政权的希望,而按死板的合乎宪法的办法(即议会道路——本刊编者)是没有这种希望的。越南共产党、北朝鲜人和寮国都是亲华的。流亡在外或遭践踏的马来亚和泰国马克思主义者眼光望着北京。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亲华的。缅甸人已转向中国。
    今天中国是自力更生的。苏联施加经济压力的能力已大大削弱。中国人不会再把他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俄国人的篮子里了。他们将设法使他们的对外商业关系多样化。


    【本刊讯】英国《统计家》周刊7月5日发表约翰基普写的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几年来,到莫斯科去的人很少有像邓小平和彭真那样不被热情地接待的。他们带着中国在辩论中最新发表的长文,这实际上是一篇反赫鲁晓夫檄文。
    毛泽东抨击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做法,是触及了赫鲁晓夫的痛处。赫鲁晓夫也同样地难于抵挡这样一个论点,即苏联目前的犯罪浪潮已使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成为胡诌了。


    【本刊讯】法《世界报》7月5日发表社论:《暴风雨的“初步结果”》,摘要如下:
    事实真相是,从今天起,共产主义事实上的分裂开始产生后果。虽然作个总的估价尚为时过早,然而至少有些事实是值得指出的。
    关于亚洲方面,首先,北京似乎在极力把亚洲共产党争取到中国共产主义周围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分裂中最注目的一面之一是,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亚洲教派。
    其次,北京和莫斯科在走上发展道路的非洲和南美各国中,正式处于竞争状态。他们将争夺这些国家的革命活动的领导。
    最后在欧洲,我们开始看到,中苏分歧可能产生超出人们想像的后果。中国特别在它新近发表的25点信中,以维护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以及维护经济独立原则自居。这难道不会成为要苏联的卫星国解除莫斯科束缚于它们的连系的一种挑唆吗?
    至少罗马尼亚看来极想利用共产主义两个圣地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表明它打算对经济互助委员会采取自主的决定。尽管华沙、布达佩斯和索非亚暂时是支持赫鲁晓夫用以对付北京极端分子的共处路线,但在布拉格和东柏林,无疑存在着这样一些党员:他们对可能同资产阶级世界实现的休战的后果感到不安。


    【本刊讯】法《民族报》22日刊载了乔治·布鲁西纳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为中国代表们举行的“友好的”晚宴不应当在两个共产党首都之间造成错觉,这是一次破裂。正像两国交换的公开信件——北京的25点信和《真理报》刊登的苏联的公开信——所表明的那样,这是意识形态的破裂。但是,也像双方领导人的讲话所证明的那样,这也是两国政策之间的破裂。
    苏联共产党书记经常巧妙地加以利用的苏中关系的演变,使他能对西方重新采取主动。由于在损害被指责为“战争煽动者”的中国人的情况下取得的缓和气氛,赫鲁晓夫就可以指望在欧洲获得他在1958年的最后通牒所未能给他带来的解决。
    实际上,除了宣传活动外,为苏联领袖敞开的有两条道路:共产主义道路和民族道路。如果采取的是共产主义道路,那么,不论斗争的结果怎样,西方都将要付出代价;如果采取民族道路,那么,西方和苏联之间将可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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