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突尼斯《青年非洲》周刊７月８日刊登了卡马尔·贾瓦德写的社论，题目是《支持或反对中国》，摘要如下：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严格地说，在共产主义两大国之间有朝一日达成一个认真的协议的可能性肯定是不存在的。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始终可能，而且越来越可能达成一项协议，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只能设想最坏的情况。
在局势的这一巨大变化中，没有任何令人吃惊的因素。它是酝酿了多年的。最初的说明问题的迹象是在１９５６年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用了七年的时间才走完走向大家都认为早已确定的一个目的的第一阶段。这个党是以同样缓慢的速度，同样顽强的精神夺取政权的。我们正在观看一次新的长征，它把中国人导向“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政界人士激动不安的情况下，对于这种冷静的行动和坚定的信心只能表示钦佩。毫无疑问，这是最伟大的政治，最伟大的战略。
在这长长的七年中，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些什么事呢？他们首先巩固了他们党内和国家内部的队伍。
结果似乎是十分积极的。中国共产党是非常团结一致的。
也利用了这七年的时间来争取国外的盟友。要做中国人的盟友，就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毛泽东主义的、从头到脚革命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并不是单纯的同情者，而是一些严肃的、愿意干到底的人们。
在这些盟友当中，有两个亚洲共产党国家：北朝鲜和北越，以及亚洲大部分的大共产党（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共产党除外，它并不支持中国对它的国家的侵略。甚至在欧洲，中国人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各个共产党的内部，都有人数或多或少的一个派别表示赞成北京的主张。在法国、在意大利、在第三世界的各个共产党当中，都有一些“亲华派”。他们有时在组织内部进行斗争，另一些人则只具有“中国的思想”，一些人出版报纸。毛泽东主义正在以千百种方式在各地出现。
中国的运动是否有任何发展的机会呢？毫无疑问，在世界范围内，它刚刚在开始。在本周或晚些时候将要发生的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肯定的破裂将在世界范围内澄清局势，并将使到目前为止还不肯定的许多盟友出面支持毛泽东。
北京预见到这些事件，它加强了宣传运动，应该承认这一运动是相当有效的。北京主张的意识形态为那些自从反斯大林修正以来失去领导和不知所措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有条理的纲领和一个明确的方针。最近这封用２５点归纳了中国论点的信件是很明确的，无可争辩的。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这些是简明的说法，没有知识分子的含糊口吻，而是足够通俗化的，给人一种没有忽视任何因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的印象。
斯大林主义吸引了几代的革命战士。而现在这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斯大林主义，因为它显然适合于现代世界的需要。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套有条理的说法，它是一个强大的宣传武器，由于它没有真正的对手，因而显得格外强有力。在这次事件中冒一切风险的赫鲁晓夫，或西方和第三世界都提不出任何代替品。因而中国主张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肯定会取得胜利的话，至少在第一阶段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亚洲共产党人的这一攻势迫使全世界不得不作出选择和答复。赫鲁晓夫目前是很稳固的，但是如果在明天有一个或两个其他的欧洲共产党国家不支持他的政策而站在中国人这一边那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是否抵抗得住他今天所领导的这个集团的崩溃或甚至是破裂的开始呢？
中国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不期待这个或那个大国来帮助他们摆脱不发达状态。首先他们并不操之过急，因为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当前问题的解决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其次，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同斯大林一样，在国外建立一个完整的支持网，以便更好地继续走他们的道路。
像我们一样置身冲突之外的这些人也相当直接地受到影响。在非洲人当中，在各界人士中将越来越多地出现亲中国的人。人们可以预料到这一点，完全不会有错。绝对的革命主义始终吸引着不那么坚定的革命者。
【美联社东京１７日电】共产党中国星期二对它的人民说，苏俄终于答复它６月１４日对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和俄国共产党的攻击了。
鉴于过去的做法，看来它大概会发表这封复信。
中国人骂俄国人，说他们怕让人民知道中国信件的内容。由于受中国人辱骂的刺激，俄国人终于在收到中国的信件后一个月，在７月１４日公布了它。
现在的可能性是，中国人将对苏联的这个答复进行驳斥。
【美联社莫斯科１７日电】中苏谈判者星期三在列宁山上的迎宾馆恢复了他们的会谈。
星期三上午两车的俄国人进入了这个别墅，几分钟以后乘载中国代表团的三辆汽车也开了进去。
中国人和俄国人除了互相指责行为不好而不是进行冷静的谈判以外，都没有发表实际会谈的细节。
会谈是在休会了一天之后举行的，在休会期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谣传和揣测。有一个谣传说，赫鲁晓夫总理故意设法使人觉得会谈是长期的，这样，他就可以把他同中国的分歧当作一个论据，来说服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禁止试验谈判的西方代表团不要逼他太甚。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１７日电】高级苏中谈判者今天恢复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会谈，在此之前休会了２４小时。
代表们在上午十点在列宁山上的“迎宾馆”举行了会议。
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党中央委员会总部举行了四次会议，在列宁山上也举行了四次会议。
【法新社莫斯科１７日电】苏中共产党代表团今天在这里在本地时间十点左右恢复了它们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谈。会议是在列宁山上的“迎宾馆”举行的。在这个时间以前不久，人们看到了有中国大使馆号码牌或苏共中央号码牌的黑色汽车开进迎宾馆。
昨天没有举行会议。这个在７月５日开始的会谈，除了假日以外，一直是有规则地每隔一天举行会议。
【路透社哥本哈根１６日电】丹麦共产党报纸《国土与人民报》驻莫斯科记者今天写道，在中苏在莫斯科举行的意识形态会谈形成僵局以后，世界共产党会议可能比原定计划要提前得多召开。
这位记者说，因为涉及到的问题范围太广泛不是仅仅由两党能解决得了的。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可能性在最近几天里愈来愈大了。
他又说，“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可能有助于缓和敌对情绪”。
【美新处华盛顿１６日电】（记者：韦斯特）说经济决定一切的人如果想在经济上为中苏分歧找到确有根据的解释，那么他们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中苏疏远的最初迹象的确是在共产党中国想以大跃进方式直接做到完全工业化和农业完全社会主义化那时出现的。所有这些，特别是农业公社问题，受到了苏联很厉害的批评。
但是争论真正突出地涉及经济，那只是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的事；那时，成千成万名被派到中国去的苏联专家连同图纸和其他一切东西来了个大撤退。他们扔下了造了一半的工厂和完成一半的其他计划。他们的撤走，再加上自然灾害，就使共产党中国的雄心遭到很大挫折。
从那时起，苏联的经济援助就被用来作为企图迫使北平在意识形态上屈服的压力。但是这些压力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只是进一步坚定毛的不惜一切代价抵制苏联的路线的决心。
事实是，毛的政治路线以及经济政策都是那种深刻的没有伸缩余地的意识形态献身精神的产物；看来任何力量、任何情况都不能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离开这种精神。
他的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狂热的献身精神不仅在同莫斯科冲突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国内的经济政策中表现出来。虽然在两年之前对放宽政策进行了自由的辩论，官方今天强调的仍然是，不得把技术和“增加社会生产率”放在“必须挂帅的”政治之上。
这种正统思想仍然是毛的指路明灯，不管它在国内外产生什么后果。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７月１６日刊载了署名“收听者”的一篇报道，题为《莫斯科让公民参加对中国争论；电台攻击北京的斯大林主义政策》。摘要如下：
莫斯科电台取消了诸如华沙寄送节目或北京寄送节目这样的单独特稿节目。
昨天下午在从前是专门广播北京寄送节目的时间，用来广播一篇《真理报》上纪念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的文章，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
莫斯科电台还广播了苏联普通公民对星期日《真理报》透露的同中国争吵极为深刻情况发表的意见。许多俄国人对于占了这家党报整整七版的中国６月１４日信件全文和俄国答复这封信件的“公开信”显然感到震惊，他们在这以前一直认为这个争吵是次要的“学究的”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分歧。
苏联这封信中提到中国政策中的种族因素，将会煽起两国间的旧有怨恨。然而这封信中说中国鼓吹恢复斯大林的“警察国家”方法的部分，大概将引起最激烈的反对。
据俄国这封信说，中国人扮演了“个人迷信保卫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鼓吹者”的角色。它指责他们“要把在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方法、思想、心理状态以及那些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强行推广到其他党去”。
这封信问“那些在那个时候遭受镇压”，而在那时以后获得自由的“无辜人们”，他们是否认为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改善了，这样来使东欧各国的人民回忆起那个时期的充分意义。
中国人是否真的在事实上支持“公开赞扬个人迷信”——或者实际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那是完全另一回事。然而，这对赫鲁晓夫是一个最有效的团结人们的口号。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１４日刊载爱德华·
克兰克肖的一篇文章，题为《北京正准备独力干》，摘要如下：
北京高级的计划官员们在１９５７年告诫党说，它必须准备独力干而不依赖外国的帮助。
次年建立人民公社和实行大跃进，标志着对那些担心同俄国人发生严重不和会在经济上以及战略上引起的后果的人们的一个胜利。
从那时候以来，俄国直在施加压力。头一次高潮是在１９６０年秋天发生的。当时，俄国不仅撤回了它的技术人员，并且指示他们把他们的设计图带走或者烧掉，以使中国人自己不能动用大约值２０亿美元的从俄国人那里来的工厂装备。俄国人的讹诈同年，苏联对中国的军事供应大大削减。在削减军事供应背后，隐藏着最大的威胁，即停止供应苏联集团的石油。据信，中国每年石油消耗量的至少半数是仰赖苏联集团的石油的。
在１９６０年举行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俄国人真的进行了停止石油供应的正式预演，打算施加讹诈性压力。原先答应的石油供应非常迅速地停止，从而中国人被迫把他们的一部分公共汽车从用汽油改用煤气了。
１９６１年，当中国工业化计划由于苏联的技术人员的撤走已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当中国经济由于在大跃进中的过火行为之外又加上自然灾害而弄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俄国冷冰冰地要求中国支付它在朝鲜战争中所欠的债款。再没有什么制裁手段
可采取了
中国人怒不可遏，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因而不愿意恳求延长时间，而是决定尽可能快地支付，不管要化出多大的代价。
事实上，除了军事装备和石油以外，看来好像俄国人在实行经济制裁手段方面已没有多少办法了。有些专家认为，中国自产的石油最近几年的增长已使它足以能在受到石油制裁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从理论上说，没有理由说明，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确定他们经济的方向。（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