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泰晤士报》（晚版）１４日发表了该报特派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举行双边会谈对中国有利》，摘要如下：
中国对俄国关于举行双边会谈的邀请迟迟两个多星期才答复。在这一期间，中国全文发表了所有对他们的攻击，并做了长篇的答复，要求俄国人像他们公布对他们的攻击那样，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布这些答复。中国人在爆炸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装置以后又热烈而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俄国的邀请，甚至在交换的信件中还继续进行争论。
的确，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俄国人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或那些队伍的活动条件不同”这一点进行的，对这一点中国人反驳说，更主要的因素是“对马列主义的认识”的问题。
中国的答复透露了去年４月他们给俄国人写的要求举行由所有共产党参加的会议的第一封信的细节。在世界共产党会议——像１９６０年那样——上，中国人可能有希望取得更大的进展。在目前已同意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中国人肯定认为他们自己是能够同俄国人匹敌的。
究竟举行执政党兄弟党会议还是举行１９６０年那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问题也贯穿在整个争执中。俄国人在兄弟党会议上地位比较有利。而在一次世界会议上，正如俄国的信所承认的那样，中国人甚至可能在“国内政治情况复杂”的西欧共产党当中制造麻烦。
【本刊讯】巴黎《战斗报》１４日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讨论，从而使赫鲁晓夫进退维谷》为题发表米歇尔·瓦罗耳写的一篇评论。评论说：在苏联和中国进行的紧张竞赛中，赫鲁晓夫新近又犯了错误。北京建议举行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莫斯科首先是拒绝，因为它怕看到自己的威望受到损害。然而这种拒绝把克里姆林宫置于道义上不利的境地：在东方和西方一样，逃遁被看作是软弱的证明。
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于是２月２１日写信给中共，建议两党之间对争执的问题进行双边讨论。
北京抓住了机会。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但它附带提出一些条件，致使克里姆林宫目前为找到一种适当的答辩而不得不抓耳搔腮。
《费加罗报》在评论中写道，显然，中国方面在结束对莫斯科的攻击中一无所失，因为它已经在社论中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
【路透社北京１４日电】（记者：凯利特—朗）今天所有的北京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交换的信件全文。信中要求举行会谈。
中国的信件详细地谈了一下拟议中的会谈的程序和议程。它让苏联人采取下一步行动。
中国人在信中又一次说，他们认为，对于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成功与否，很重要的一点是：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恢复两党和两国的正常关系。中国人认为，在这方面，应该由苏联人采取主动。
从苏联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以及中国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的不屈不挠的态度来看，这大概是双边会谈中要发生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
据外交观察家们看来，中国的信虽然措词客气，但没有显示迹象表明中国党准备在它所认为是共产主义原则的基本问题上妥协。
【美联社东京１４日电】（记者：罗德里克）苏联总理在２月２１日写给毛和中国党的信中要求举行高级会谈。
毛在３月９日回信中邀请赫鲁晓夫在今年春天访问北京。
可是中苏和解的道路看来崎岖不平，也许不可能走通。毛强调地指出了争执。他重申反对南斯拉夫，他说，南斯拉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坚持要求，赫鲁晓夫采取主动同阿尔巴尼亚和解。毛还简略地——然而显然没有改变措词——重申中国在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的、不妥协的方针。他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斗争而不是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
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渝地贯彻和维护这些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接着就赫鲁晓夫所说的话（即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分歧产生的原因可以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或那些队伍的活动条件不同来解释）对他进行训斥。毛说，“我们认为，更主要的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对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认识和态度的问题”。
【共同社东京１４日电】莫斯科１４日电：标题：《中苏争论即获解决的希望不大》
在１９６０年４月围绕着中苏两党的文章而使（争论）公开表现出来，在莫斯科八十一国会议后，反而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批评了阿尔巴尼亚，苏联同南斯拉夫恢复和好，而且在去年秋季发生的古巴危机以后，（争论）更加扩大，更加严重了。如果考虑到上述情况，那么就不能认为，因为要举行两党会谈，所以（争论）会马上得到解决。
中共现在基本上仍然没有放弃停止攻击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并且，它虽然将暂时停止公开的争论，但是对于对中共的公开攻击，声明保留答复的权利，采取着高姿态。不过，可以认为，尽管两党的立场存在着分歧，然而两党今后都将朝举行会谈的方向走去。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１４日广播】阅读一下中苏两国交换的信件就可以了解，彼此非常慎重地避免使用那种触怒对方的言词，因此，看样子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中苏会谈不是虚声喧嚷，而是定会开始举行的。
中共３月９日的复信中写道：如果苏联希望举行高级会谈，那末赫鲁晓夫总理在前往柬埔寨的时候是否可以路过北京举行会谈呢？但是赫鲁晓夫总理恐怕不会从最初起就亲自飞往北京。
他身为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到北京去这件事情，是他的自尊心所不能容许的。
另外，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在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方面是极其机灵的；但是，在理论斗争方面，好象很不在行。因此，人们认为，恐怕赫鲁晓夫总理在最初不会到北京去，而苏联方面可能派苏斯洛夫书记到北京去，或者派伊利切夫书记到北京去。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１４日电】（记者：汉斯莱）苏联问题专家今天表示怀疑俄国总理赫鲁晓夫会接受共产党中国的邀请访问北京讨论他们的意识形态争执问题。
他们说，从来都不可能确切地预言赫鲁晓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他们认为他更可能愿意举行低级会议。
中共的邀请表明，北京的立场和以前一样，还坚持要俄国采取步骤同阿尔巴尼亚和解和惩罚南斯拉夫作为任何解决问题的条件。
克里姆林宫显然是不能接受这种条件的，因此，此间人士估计，中国的邀请使赫鲁晓夫为难并使他处于守势。
说我经济建设由于自然灾害从１９６０年进入“休养期”；即使没有自然灾害调整期迟早都是必要的。说我农村已恢复稳定和生气，最坏时期确已过去；公社已克服初期产生的缺点，造林、水利工程已渐奏效；只要我继续采取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政策，我经济潜力就会在最近几年内变得出人意料的强大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２月５日号刊登了日本众议院自由民主党议员宇都宫德马（他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中国访问了约二十天——本刊编者注）写的一篇题为《我看到的中国》的文章。摘要如下：
１２月３０日会见周恩来总理那一天，我们在外交学会副秘书长肖向前等人陪同下游览了万寿山。
我在去年也来过万寿山，那时候是夏天，湖里荡漾着许多游船，年轻人精力充沛地在游泳。这次是冬天，湖里结着厚厚的冰，游客也很少。称做“八字政策”的调整政策
在途中，从车窗望去，北京街头同去年并没有显著的变化。我只是看到，拆毁城墙的工程正在进行，店铺里的蔬菜和水果更多了。宽阔而清洁的马路以前就有，象人民大会堂和新北京车站那样宏伟的建筑，以后并没有增加。
大体上说来，新中国的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和宏伟的建筑物，是在１９５９年以前进行的。１９６０年的自然灾害非常严重，恐怕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建设由于受到这次自然灾害的打击而进入了休养期。即便没有发生自然灾害，对中国的建设来说，调整期、休养期迟早都是必要的。因为社会的能力有限，一旦产生疲惫，就会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平衡的现象。
中国目前把经济政策的中心内容归纳为下面八个字，即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政策。这项政策的意思就是说，要恢复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不实行扩建而要巩固基础，弥补不足，不重视提高数量而要重视提高质量。新中国抱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整顿和开发中国自清朝末年以来荒芜了的山林原野，稳定和发展自清末以来已经雕蔽、最近又遭到自然灾害的打击的农业。农村恢复了生气
人民公社的集体行动对于通过治水和水利建设工程从荒芜状态中挽救山林原野（这是农业生产的条件）是有效果的，但是，对于农业耕作本身不一定是有效果的。因此，（中国）改变了过火的集体行动的作法。在耕作技术方面，也提倡尊重老农的经验，而且，人民公社的以村为单位的组织——小队已经成为负责组织生产的主体。总起来说，人民公社也已克服初期产生的缺点，逐渐适应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迄今进行的造林和水利工程也逐渐产生效果，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农村已经恢复了稳定和生气。
能够同去年进行比较的，只是广东郊区、汉口郊区和北京郊区，而且，在这些地方夏天和冬天还有不同，不过，已经看不到那种忽视耕作的现象。
汉口至桂林，桂林至南宁，桂林至阳朔，这些地方都是我第一次所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引人注意的是造林的成功和自留地里种着很多蔬菜的情况，而且，稻田里仔细地施上了底肥。
陈毅外长对我说：“在松村、高?J两位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还不知道秋收的结果，请您转告他们，说秋收比预先估计的好。”这恐怕是事实。
听说１９６０年的灾害是严重的，华中、华北的广大地区遭到旱灾，东北三省的南部遭到水灾，北部遭到霜灾，而福建、广东等省遭到了暴风雨的灾害。
据说，１９６２年，湖北、湖南、河南等华中一带和东北三省、新疆等省的收成良好，广东省也比上一年度增产了６％。
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亿多农民、一亿多公顷耕地的国家，农作物的丰歉对经济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我认为，只要中国继续采取使工业为农业的发展服务的这种低姿势的现实政策，中国经济的潜在力量就会在几年内变得出人意料的强大，而且，如果日中经济交流这种自然潮流的发展不受到阻碍，那么日中经济交流也会远远超出目前人们的想象，得到巨大的发展。“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桂林原来是广西省的省会，有广西军阀的住宅。现在住宅已经变成了师范学校。漓江的对岸有冶金大学的新校舍。令人钦佩的是，新中国在各地设立了许多高等教育机关，并且特别重视进行科学教育。甚至在南宁也有七所大学。我参观了医科大学。地方医科大学除了培养独立工作的医生以外，还在短期内培养大量的群众卫生专家。
南宁在解放前只有九万人，但是今天已经超过了四十万，它是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首府。僮族是在广西省二千万人口中只占八百万的一个少数民族，为尊重僮族而改变了广西省的名称。僮族不使用汉字，现在正在使用拉丁文字标音的文字。听说南宁的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是僮族人。
在南宁繁华的街道上，商品也是丰富的，农民摆摊出卖自留地生产的蔬菜、鸡蛋的自由市场也很繁荣。小锅、大锅、竹篓等小家具、钟表和朴素的纺织品等很多。
广东也比去年好得多了，店铺里摆着多种多样的商品，已经恢复了商业城市应有的收貌。我得到的印象是，正象陈外长所说的那样，最坏的时期的确已经过去了。（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编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