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３月９日一期的英《经济学家》刊载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主义的怪影在欧洲游荡。１９６３年，中国共产党人以最明显的影射向着赫鲁晓夫先生宣布，“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凡是完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作业的党员，谁都不可能不了解这句一百十五年前的话的回声，也不可能误解这句话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让……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
对赫鲁晓夫先生的这一严厉挑战，刊登在《人民日报》２月２７日表面上揭露多列士先生的错误的一篇社论以及《红旗》星期二一篇表面上谴责陶里亚蒂先生的堕落的长篇大论的文章中。两篇文章都以诸如“有些人”或“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这样的代称提到赫鲁晓夫先生。
中国人坚持认为如何对待铁托主义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对待一个兄弟党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这句话就是直截地同俄国人展开争论。赫鲁晓夫对于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中对铁托主义的谴责确实已大大改变了看法。
现在，中国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在最近的最明确的阐述中提出了他们对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解放运动等问题的观点，同时大量隐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情况并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的言论。他们认为他们的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道理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他们的论据。赫鲁晓夫先生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是比较明智的，可是在意识形态上却并不那么正确。陶里亚蒂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很容易被人认为是退回到马克思和列宁很久以前就谴责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中国人最大的弱点是他们对核战争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能从共产党奠基人们那里援引有用的引语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这些奠基人是生活在有核武器以前的时代。他们竭力否认核武器能够毁灭人类或者决定战争的胜负。这种论据显然对中国人非常重要，因为奇怪得很，他们从中得到了对付俄国人的最有力的武器。他们把自己拒绝让核战争威胁妨碍解放斗争的态度同俄国人不肯为革命运动而使和平的维护受到威胁的态度加以对比。换言之，中国人把自己描绘为试图扩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的代言者，言下之意，就是指责俄国人采取“敷衍的、民族自私或沙文主义态度”，也就是更多关心自己国家的福利，而不关心世界共产主义的福利。看来可以肯定认为，这次中国人没有歪曲赫鲁晓夫。
中国人认为，俄国党已破坏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所商定的共同路线，它企图把自己党代会的决议（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错误的）强加于别人，它撕毁同中阿的经济协议，而把思想意识争吵扩大到国家关系中。它坚持要别人停止公开攻击而自己却继续进行攻击。尤其是俄国人以继续争论的方式有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中国人又满怀信心地说，“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起诉书。这对赫鲁晓夫一定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合众国际社东京９日电】共产党中国今天把它的愤激转向印度共产党，因为印度共产党在去年秋天中印边境战争期间使国家先于党。
北京的《人民日报》在过去８天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谴责，指责法国、意大利、甚至美国共产党是“修正主义”，而真正的目标一直是莫斯科。
然而，《人民日报》今天拼命攻击印度共产党人，攻击非常凶猛。
在先前的谴责中，指责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共产党以及暗中指责俄国共产党是——
例如——“胆小如鼠”，但是在要说的话说完之后称它们是“同志”。
但是，北京对印度共产党人丢弃了修词手法。广播说：“丹吉集团”只不过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
社论一开头就来势凶凶地说：“在过去一年里，以丹吉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利用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反华反共反人民运动的机会，取得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
社论厌恶地援引了丹吉在边界战争爆发后写给尼赫鲁的信。社论说，“这是丹吉集团背叛印度无产阶级的政治誓言。”
社论援引印度共产党同意在边界危机期间不罢工，以此说明“丹吉集团”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路透社北京９日电】（记者：凯利特—朗）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今天的社论对印度共产党主席丹吉发动了激烈的攻击，因为它说他“背叛了无产阶级”。
在过去几星期里这里发出的反对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的成千上万字的文章以外，这篇社论又加上了大约三千字。
但是，这里的观察家们指出，它同以前的批评不同，因为丹吉和他的同僚们在去年秋天的边界战斗中曾公开支持印度政府的政策。因此，丹吉和中国人之间的根本分歧不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
【印新处新德里９日电】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共产党主席丹吉３月８日在高哈蒂的一次公众集会上说，他的党的全国委员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完全支持尼赫鲁总理，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
丹吉嘲笑了那些批评尼赫鲁总理的不结盟政策的人，并且说，要说这个政策已经使印度没有朋友，那是错误的。
他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不结盟政策，印度才既得到美国又得到俄国的帮助。
【中央社台北９日电】此间三家日报今日社论，评述陈副总统访问越南的成就。一致认为陈副总统访越之行，对中越邦交具有深远影响。同时指出陈副总统访越后，将于本月２０日访问菲律宾，甚至访问韩、泰等国，因此将促进亚洲国家携手合作，创造亚洲的新世纪。
《联合报》指出，陈副总统一行访越，是中越两国全面接触的开端。
该报说，中越间的密切合作与互助，不仅为客观事实所必须，且亦有水到渠成之势。所谓团结共存，分裂俱亡，中越现虽各有其困难，全面合作互助，亦绝难一蹴而成。但若这两国真正团结，这股力量也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
该报结论认为，虽然不能过份高估此种访问的结果，奢望有何奇迹出现，但以中越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精神，若从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各方面一步步作起，力谋加强两国间的互助合作团结行动，则远东反共大业实在还大有可为。
《公论报》呼吁亚洲国家领袖，应该携手合作，加强团结，歼灭共党，创造亚洲新世纪。
【中央社台北９日电】中国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本月４日代表蒋总统到越南去访问，已于９日下午坐专机回到台北。他曾和越南总统吴庭艳会谈。
他在向中外记者们宣读的一篇书面谈话中说：
本人访问越南以后，深信只要自由亚洲各国肯负起保卫亚洲的责任，自动坚强团结起来，则亚洲的局势必将迅速改观。
【中央社９日西贡专电】中越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全文（本刊作了删节——编者）如下：
“吴总统、阮副总统与陈副总统曾举行数度恳谈，检讨世界大局及亚洲反共斗争情势，对越中两国共同利益的各项问题坦率交换意见。两国政府对下列各点具有共同的认识与愿望：
一、国际共党并未因其内部的严重危机而放弃其统制世界的野心。当前亚洲的危机较过去更为严重。
二、越南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至为重要。越南共和国政府与人民为保卫国家独立自由而从事的反共斗争，应获得所有自由国家在各方面一致的积极支持。
三、盘据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不仅为亚洲祸乱根源，且亦构成对整个世界安全与日俱增之威胁。同时所有自由世界各国应充分了解此一共同敌人之危险性，以及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为解救在共匪桎梏下之中国人民所作之奋斗有予以道义与物质上支持之必要。
四、‘和平共存’乃共党最大的谎言。共党侵略中立国家的暴行无异宣告中立主义已不能有效保障自由国家的独立与安全。
五、在共产党明目张胆坚持贯彻统制世界之侵略政策下，自由世界各国更应保持警觉，团结一致。
六、自由世界各国不应忽略共党之攻势并不限于政治及军事，且目前正向经济方面扩大其活动。
七、越南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决心以现存的友好合作为基础，采取各种适当步骤加强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与文化交流，以巩固两国之间的团结”。
【印度报业托辣斯旁遮普邦罗塔克９日电】尼赫鲁总理今天说，整个亚洲的前途及其进步都同中印冲突有关系。他还说，这次冲突的结果将形成亚洲历史。
他说，因此，印度在同中国打交道时负有特别的职责。
尼赫鲁是在这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中国抛弃了一切国际行为准则，而试图建立暴力迷信。
尼赫鲁在谈到印巴关系时说，印度将作一切努力来消除同巴基斯坦的分歧，可是它在这样作的时候，不会放弃原则。
总理说，虽然在东北边境特区和拉达克的战斗已经停止了，应该记得，中国仍然在西藏集结大批军队。他还说，随时都可能发生另一次袭击。
尼赫鲁说，中国对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采取“傲慢”态度。
关于科伦坡建议，尼赫鲁说，中国还没有接受它们。尼赫鲁说，“现在他们从实力地位讲话。连他们所使用的措词也是不十分文明的。”
印度反对战争，可是抵抗中国侵略的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这个国家的国防，。因而，他号召人民作出一切努力以使国家强大。
尼赫鲁说，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付这种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加强我们自己。
【法新社旁遮普邦罗塔克９日电】尼赫鲁说，印度反对战争，可是对付中国侵略的唯一可取的办法是抵抗它，而且是全力以赴地抵抗它。
他号召人民以全部精力来执行加强国防的任务。他说，这是他们的自由和荣誉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不能妥协。”
他说，中国的错误这么严重，以致甚至共产党人也谴责它。
他说，“然而，在旁遮普有些共产党人甚至在现在还支持中国。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９日电】达赖喇嘛今天在一项声明中要求仍旧留在西藏的西藏人不要对真理的最终胜利失去信心，要继续进行反对暴政和压迫的消极斗争。
发表这项声明是为了纪念西藏起义的四周年。
达赖喇嘛呼吁中国人改变他们在西藏的政策并且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是一种符合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和平解决办法。他还要求他们撤出西藏。
达赖喇嘛今天还公布了西藏将来的宪法。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１０日电】达赖喇嘛今天发布了一项西藏的新宪法，他说这项宪法“在西藏获得独立以后将立即生效”。
这项文件宣布西藏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并成立三个单独的国家机构——立法机构、执行机构和司法机构。
宪法是在西藏起义四周年发表的。达赖喇嘛并没有正式宣布这一宪法，而只是把它交给了外国记者。
达赖喇嘛在他写的前言中表示他完全深信西藏一定会独立，他发誓在中国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以前决不会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