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23日参考消息 第4版

美报说戴高乐正策划向南美扩大势力,由法国领导「开发南美」法报鼓吹同美争夺在非洲拉美的影响,宣传拉美有天生的反美情绪
    【本刊讯】美《纽约先驱论坛报》21日刊载一则消息,题为《法国谋求增加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摘要如下:
    法国在戴高乐总统的直接鼓励下,正在重新考虑它同南美的关系,其目的是要加强欧洲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和投资。虽然至今还未作出任何具体的决定,但是戴高乐将军——他喜欢在广泛的战略方向中计划政策方针——已对他的亲信说,欧洲必须要参加开发南美,而法国必须要起领导作用。
    大体上,戴高乐将军认为拉丁美洲在目前只面临两种选择:倚赖美国,还是倚赖共产主义。因此他认为,欧洲,以法国为首,必须要向南美提出第三种选择——欧洲提供援助、帮助和支持,摆脱“美帝国主义”的臭名。
    迄今,还没有支持这种新戴高乐主义的计划,或者政策。但是这位将军喜欢至少提前两、三年加以考虑,他显然考虑一项由共同市场提供资金、欧洲给予南美经济和文化援助的计划。因此,他现在正在开始把法国在外交上置于领导地位,为执行这样一项计划准备道路。
    【本刊讯】法《民族报》8日刊登一篇评论说:我们的美国朋友——目前我们和他们意见不和,就像好朋友之间发生的不和那样——应该自问一下,戴高乐主义是否发展了呢,或者他们领导大西洋联盟和对待共同市场的方式是否好呢。
    来自巴格达的消息着重表明了那里自从签订埃维昂协议以来对一切法国的东西表现的热情,而且是在伊拉克和法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甚至还未恢复的时候表现的。我们的一位大教授在纪念伊拉克哲学家坎迪的仪式上所作的阿拉伯文电视演说,据说使亲法感情达到了顶峰。
    除此之外,还有拉丁美洲的几乎是天生的反美情绪,这也给予我们在这个地区一些王牌,何况还有法国的完美无损的、因为戴高乐而又提高了的威望,可惜我们的工业家并没有足够地利用这些王牌。
    最后还要谈一谈:阿尔及尔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改善,而法国和整个操法语的非洲的关系也好到无以复加了。


    【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2月20日在《世界舞台》栏中登载了该报外交观察家的一则短评,题为《斯蒂克博士是有怀疑的》,《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全文如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蒂克博士不相信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的建议有实现的希望。他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回到诺斯塔德将军的战略上去,即以机动的中程核火箭武装驻在铁幕附近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
    斯蒂克博士发现自己同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芬勒特先生越来越意见不和。芬勒特先生是力主建立多边力量的人,他还赞成迅速大大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常规部队。
    斯蒂克博士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任总司令兰尼兹尔将军的关系也未好一些。斯蒂克博士认为兰尼兹尔将军太接近五角大楼,而且和诺斯塔德将军很不一样,诺斯塔德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为实现他的想法作艰苦努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中愈来愈多的人感到遗憾的是只有派一个较强有力和较为独立的人物担任这个职务。


    【本刊讯】日共《赤旗报》1962年12月24日载文,题目:《回顾1962年的音乐界》,作者:北条哲。摘要如下:
    1962年的日本乐坛,大有洪水汛滥之势。看样子,日本已经很快变成一个国际音乐市场。在这种洪水汛滥中,反动音乐正以很快的速度,有组织地展开攻势。
    自从1962年1月,日美教育文化交流联合委员会成立以后,美国音乐家,特别是轻音乐家,成批地跑到日本来;日本音乐家访美的也增多了。10月间,在“日韩会谈”声中,香港举行“亚洲音乐节”,把日本、菲律宾、韩国、台湾拉在一起,而阻挠日本同中国和朝鲜的交流;与此相呼应,国内则大唱其军歌,垄断资本还成立一个叫“全国文化团体联盟”的音乐组织,企图同“劳音”唱对台戏,并邀请美国演奏家到全国演出。
    资本家对职工群众的“歌声运动”以及“劳音”干部的压制和笼络变本加厉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不让职工唱俄罗斯民歌,还模仿“歌声运动”的作法,大搞一些“歌咏会”。他们把《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改成《莫斯科夜深深》,通过广播、电视等用猥亵的调子来唱它。而且假借民歌的流行风气,编出一大堆庸俗不堪的歌曲来丑化民族形式的音乐。
    在困难的情况下,日本的群众音乐运动这一年仍然继续深入开展。日本的“歌声节”十周年纪念大会获得很大的成功,参加的人比去年多10%以上,而且大部分是青年一代的新生力量,许多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主动地前来参加。这一情况说明,“歌声运动”十年来日益发展壮大,它的精神还为新的阶层所继承,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力量。这一次的“歌声节”演出了全日本十九种地方民歌和舞蹈。劳动人民能够自己展开这样的运动,完全用自己的力量编出这样生动活泼的歌舞,是前所未见的。这一年创作的歌曲达六百五十五首,为去年的三倍半。由于学习了中国的集体创作办法,出现了很多作曲的人,而他们作出来的歌曲,很快就在各地方的运动中被歌唱着。
    今年群众创作的歌曲有六十三首人选为“推荐作品”,每一首都洋溢着活生生的现实主义音调,是专业作曲家所没有的。


    【本刊讯】日本《文化评论》1962年12月号刊载一篇题为:《1962年的戏剧界概况》的文章,摘要如下:
    1961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戏剧运动的停滞不前和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感。1962年则是为了打开这一局面和克服危机而积极开展活动的一年。
    战后十七年的今天,当人们正在认真议论“爱国心”问题的时候,话剧界演出了木下顺二的《被叫做奥托的日本人》和石崎一正的《马革裹尸》。这促使了话剧界对“爱国心”问题重新加以深思。《被叫做奥托的日本人》和《马革裹尸》都是围绕“爱国心”问题写下的剧本,然而它们却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前者以太平洋战争前夕发生在日本的事实材料为根据,塑造了尾崎秀实(剧中称为奥托)等少数日本人在当时的严重局势下进行反战运动,并最后对于自己作为日本人所采取的行动毫不悔恨地从容就义的感人形象。相反地,《马革裹尸》却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皇宫前广场上集体剖腹自杀的一群右派军官为题材。作者认为应“从集体剖腹的人们中寻觅日本人的共同问题。”然而该剧的致命点却在于作者试图从右派中找出日本人的典型,看来这个剧团弄不清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作为打开话剧运动的具体办法,去年还上演了许多老剧目。通过这些剧目的重演,人们重新认识了话剧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对话剧本身的估价问题。1962年创作了不少巧妙的“新左翼”作品,形成了“时事剧”的又一种新的形式。同时,人们还感到有必要探讨戏剧创作的问题,特别是集中为如何掌握现实主义戏剧的多种含义的问题。除了这些创作方法论的问题之外,人们还认真地讨论了应当如何认识“政治与戏剧”的关系问题,这是日本无产阶级戏剧运动产生以来的话剧界的课题。“新左翼”作品似乎就是在这种讨论中有意识地创作并演出的,但是它们并没有扎下根。引起话剧界强烈注意的却是上述那些激起“爱国心”议论的作品以及许许多多话剧遗产的重演。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无法理解“话剧人会议”从阻止“日美安全条约”运动转入粉碎“日美安全体制”运动以后,在参议院竞选运动中所表现的积极行动,也无法认识整个话剧界所以一致欢迎中国访日戏剧代表团的意义。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1962年12月18日报道:自从德国在美国纽约建成歌德馆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文化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立并发展歌德馆这一事业的是德国驻美使馆前任文化参赞勃鲁诺·凡尔纳和他在纽约的女代理人海黛·露赛尔博士。对于他们这种工作目前还没有给予足够高的估价。凡尔纳目前的主要活动是建立德国和美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这方面歌德馆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现代的政治、历史和其他文化领域内的一些卓越代表常在这里举行报告会。同时美国和德国的文化界人士如作家、艺术家等还常在这里会见。
    此外,歌德馆还常年办展览会,作用最大的是有关作家托马斯·曼和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展览。该馆还举办过一系列由美国和德国的音乐家演奏的音乐会,并拥有一所藏书一万二千卷的图书馆供人阅览,而该馆举办的德语学习班也有一定影响。


    【本刊讯】据拉丁美洲通讯社捎息:哈瓦那省文化委员会举办了「何塞·安东尼奥·拉莫斯」全国戏剧作者评奖,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有:劳尔·冈萨莱斯·卡斯科罗的《那个青年人》和雷纳耳多·埃尔南德斯·塞维奥的《在背后》。
    在这次评选中,还特别推荐了何塞·布兰科·费尔南德思的《在太阳地平线上的麦穗》和雷纳耳多·埃尔南德斯·塞维奥的《战士》。
    所有得奖的作品不久将由哈瓦那话剧团上演。


    【法新社伦敦三十一日电】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已将写自传的工作交与其子兰多尔夫·丘吉尔。
    兰多尔夫·丘吉尔要求各方面将任何有关文件如信件等交与本人处理,以便进行此种工作。
    通告内说,丘吉尔爵士传记预定五册,须待丘吉尔死后方付印。
    (原载一月二日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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