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洛杉矶２０日电】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星期三详尽地叙述了从１９４６年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任务”。
在一篇准备好向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的演说中，他指出，斯大林在那一年（１９４６年）非常明确地说，在战后世界里，苏联的目的“不是缔造和平，而是为争取世界权力而积极斗争”。
罗斯托说，因此，“我们这个国家投入冷战差不多已经有二三十年了”。
他在说明当前世界正在度过的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以和缓而论，赫鲁晓夫明确地规定了活动余地很小的限度。
在禁止大气层试验协议和热线协议上，赫鲁晓夫表明他多少了解到他同美国在制止核武器扩散和避免由于偶然事件或错误估计而发生大战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此外，他对扩大同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世界的贸易也表示感兴趣。因此，在目前来说，这就是可以达成共同谅解和采取共同行动的非常狭小的领域。事实上，关于目前这个暂息时期可以谈到的最根本的一点是，发射人造卫星以后的野心勃勃的攻势至少暂时是被制止了。克里姆林宫在国内外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问题以及策划新的战略的需要。
这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含意呢？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自由世界的实力、坚决态度和团结一致才获得这一暂息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里的目标应当是甚么呢？
首先，让我从反面来答复这个问题。我们面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在这个暂息时刻里放松或涣散我们要来解决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仍面临着的许多危险局势的实力或意志。当克里姆林宫里的人环顾周围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希望一定是，美国和西方可能证明不能够坚持到底，希望我们出于错觉而误认为冷战趋于结束，希望我们由于厌烦情绪、一心专注国内的事情和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推进纯粹是民族的目标，而为共产党人的挺进创造新的机会。
因此，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自由的人的集体在１９４６年以来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历次攻势下不得不予以回答的五个基本问题，我们必须准备着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回答。那就是，美国必须坚定地保持对西方世界的安全所承担的义务；西欧必须继续显示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生活能力；整个西方必须准备着有效地对付共产党的冷战边界上的任何冲刺；我们必须在不发达地区继续实现这种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情况：那里的人民和政府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维护他们的独立以及逐步建立和形成符合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抱负的现代社会；以及，最主要的，西方必须继续武装自己，并在行动上使核讹诈成为一种会在外交上或军事上产生反作用的手段。
在１９４６年以来在许多方面对我们进行了严峻的考验以后，莫斯科可能已不大愿意重新采取那些不成功的办法。但是，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安份守己的现象。我们可以肯定，自由世界内任何弱点被发现后都将被利用，只要莫斯科断定它握有能在不必付出过多的代价和冒过多的风险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弱点的能力。我们必须尽量不让共产党人有可乘之机，我们必须使他们在企图利用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１２日发表了该报驻里斯本记者康里斯的一篇航讯，题为《葡萄牙经济中的新因素》。摘要如下：
里斯本商会主席加里亚最近在伦敦向英国商人说，葡萄牙非常需要钱来建设新的企业和旅馆。
要求为建设新的企业提供新投资的呼吁之提出，是在非洲防务需要空前多的款子正改变着经济气候的时候。经济学家萨拉查了解，如果不扩张工业，他就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预算平衡和在这个地区维持一支八万人的军队，维持一支八万人的军队每月要花费整整六百万英镑。
在最近十年，葡萄牙的工业已表现出稳步的增长，每年是４％，但是，这是不够的。
人们正在设法建立更多的工厂和为出口制造更多的产品，为此，葡萄牙正在放宽对它的企业的限制。如果资本家不能在葡萄牙获得工厂和设备的话，他们可以免税从国外进口。
西德在１９６１年同意提供经费来援助阿连特省的需费一千二百五十万镑的灌溉工程，这包括在阿尔加维省建设一个飞机场。自从那时以来，一直在国外进行价值五千二百万英镑的借款的谈判，预料，另外将从世界银行得到八百万英镑，经济部长正在设法取得另一笔八千一百万英镑的款项，以便用来完成葡萄牙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的发展计划。
【路透社伦敦１９日电】一位政府发言人今晚说，英国需要一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以免受核讹诈的威胁而不履行它的义务。
不管大臣、上院领袖卡林顿勋爵对上院议员们说：
“如果所有核力量全都掌握在美国一个国家手里，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苏联——也许在我们所不能预见的某种危机的局势中——可能认为在欧洲进行有限侵略可以捞到好处，并且会易于认为美国不会在保卫外缘的利益中冒遭受浩劫的风险。”
一旦英国得到北极星导弹，在很有可能要使用它的仅有的情况下——当国家最高利益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它将对它拥有充分的控制权。卡林顿勋爵是在答复工党的论点时说这番话的，工党说英国不需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法新社波恩２０日电】西德总理艾哈德今晚乘火车离开波恩赴巴黎。
预料，艾哈德在访问法国期间将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会谈两次。他们可能将讨论北大西洋联盟、欧洲的政治和农业以及有关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
【法新社波恩２０日电】西德总理艾哈德今晚说，他希望“加强和加深”西德和法国之间的“友谊”，继续由戴高乐总统和阿登纳总理开始的工作。艾哈德是在接见法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时发表这个谈话的。
总理强调他有意识地选择巴黎作为他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对象时说，他认为，加强法德友谊是“建立（统一的）欧洲的动力，这是一项我们必须一起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艾哈德在谈到法国和德国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时候表示他相信巴黎会谈将有助于两国和他本人与戴高乐总统之间增进谅解和发展友谊。
【南通社波恩２０日电】此间就艾哈德总理对巴黎的访问强调指出，他选择巴黎作为他去三个西方大国首都访问中的第一个目标，是要驱散在阿登纳退休后笼罩在这两国关系上的阴云。换句话说，他先去巴黎而后去华盛顿要是排除戴高乐总统的这种猜疑：这位新的西德政府首脑也许会忽视阿登纳毕生所致力的同法国建立密切联系这一工作。
此外接近西德政府的人士强调，预料在目前情况下，戴高乐和艾哈德的会谈在消除意见分歧上不会取得具体结果，特别是有关西德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对外贸易上和让更多的国家参加这个组织的问题所持的开明态度上。
巴黎会谈中可能讨论的问题大概除目前的共同市场问题外，还有东西方关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
预料，西德总理将努力获取巴黎对联邦共和国的特殊地位的了解。艾哈德也曾暗示他将力图向戴高乐总统保证：联邦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基础决未发生变化。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８月１日报道：联邦共和国约有三百种书籍（主要为当代文学作品）将由德国书商协会运至日本展出。
在书籍的出版量方面，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占世界第三位。按照东京出版机构不久前公布的数字，１９６２年日本出版的书籍达二亿五千五百万册，书目共计二万五千五百五十四种，其中从外文翻译成日文的书籍占有很大的比例。
日本各界自从１８７２年以后就接触了欧洲文学，当时欧美有大量的文化输出品涌向日本。１８８０年，日本就有了第一批歌德著作的译本。但当时法兰西、俄罗斯和英美作家的作品占领先地位，德国作品占第四位，这种情况至今不变。
但同战前相比，德国文学在日本的影响稍有缩小。德国在二次大战中的失败无疑影响了德国文化的威信，但爱好德国书籍的人还是有相当数量，而且还在不断增多。今年夏天，在日本畅销的五十四种世界各国书籍中，有七个德国作家的作品。
在日本，在一定的范围内来说，德国的赫尔曼·赫塞、卡罗莎和吕尔克等三人受到的评价最高。这三个人的作品是受欢迎的，因为这些外国作家表现了远东的生活情感。在这三个受欢迎的德国人的作品以外，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克、卡夫卡、文里希·凯斯特纳尔、楚克梅耶尔以及雷马克等老作家的作品销售量也不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也出版了鲍尔·杜伦马特、法里希和凯斯登的作品。
此外，在日本年轻一代中间，对于德语的学习兴趣，正在逐年增长。日本的日耳曼学会会员和日本高等学校中的德语和德国文学的师资总数在一千五百名以上。光在东京大学一处，讲授德语和德国文学的教授、讲师和教员就达三十九人。
【本刊讯】《纽约时报图书评论》７月７日发表一篇评述苏联小说《“新生活”农庄的一天》的书评，摘要如下：
在俄国今天存在着两种文学反对派。一种是想要打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口号，把属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化的那种形式上的试验、强烈的主观性、怀疑论等多少带一些到苏联文学中去。另一种在文学技巧上是相当正规的，但是在描绘苏联生活时，想要带有一种起码的诚实性和批评性的头脑。
从长远来看，以沃兹涅欣斯基的诗和特兹的小说等为代表的第一种文化叛变更有价值一些，因为它吸引了最优秀的天才，并且不仅反对这种或那种斯大林主义的遗产，而且坚持作家有言论自由的原则。从眼前来看，《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新生活”农庄的一天》等这种新闻揭露性小说在俄国可能更起作用，因为作者敢于抨击苏联社会的错误的勇气一定会使许多俄国读者深感满意。
费奥道尔·阿布拉莫夫的《“新生活”农庄的一天》，如果仅仅作为一部小说来看是平凡的，它的形式、风格和人物刻划都很原始。但是它的社会含义却是爆炸性的，因为这本书出自一位从１９４４年以来就是共产党员的诚实的俄国作家之笔；它证实了这样的指控：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农业集体化仍然给经济和人们带来灾难，滋孕着消极颓废情绪、浪费和欺诈。
故事开始时，俄国北部一个名叫“新生活”的集体农庄在收获工作中发生了危机。农庄主席米索夫斯基是一个忠实的党员，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他必须在多事的党组织的官僚们和疲沓的、困苦的农民们之间试图进行斡旋。官僚们最关心的是取得惊人的产量数字以便提高自己在莫斯科的声望；而农民们却竭力设法把精力和时间投在自己的小块自留地上，因为“新生活”农庄既不提供物质上的也不提供精神上的鼓励。米索夫斯基不能再用老一套的斯大林主义的威吓办法，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何况他还是一个通情理的人。然而，为了不让庄稼毁掉，他必须从农民那里挤出更多的劳力来。
米索夫斯基挨门挨户动员农民，要他们星期天也去上工。每去一家访问，农民都说了话，而且常常说得很机灵。
推土机手彼得和气地解释说他如何想办法搞到了允许他不出工的医生证明，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种他的一垅洋葱。一个老农妇对米索夫斯基说：“我讨厌的是那些头头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过不了好日子。”曾经是为人可靠现在却变成醉鬼的建筑工头抱怨说，由于人家不给他证明所以他不得不困守在农庄里过着二等公民的日子。到最后，农民们终于出工进行了收割，因为米索夫斯基几乎是不留心脱口而出地答应分给他们收成的３０％。这样作违犯了党规，米索夫斯基不久就要倒霉了，可是眼前他挽救了收成。小说的前言作者麦克斯·海华德写道：“阿布拉莫夫提示的答案是：既然你不能改变制度，唯一光明正大的道路就是去破坏它，象书中主人公那样一位党员干部也不例外。”
这本书证明学者们关于斯大林主义者强用极权主义对待农业经济而遭到失败的种种发现都是对的。阿布拉莫夫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而是改良它。可是由于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不能不揭示出多年以来那些批评这个制度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讲的：为了深刻改变俄国经济以及整个俄国社会，主要的前提是民主。象其他许多诚实的作家一样，阿布拉莫夫所揭示的比他所明说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