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莫斯科１０月２７日电】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１年期间发生了对苏联产生严重后果的事件：苏联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要人养活的非农村人口超过了靠耕作土地养活自己的农村人口。
据估计，在１９６０年１月１日，苏联城市人口为一亿零三百九十万，农村人口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万。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１日，苏联城市人口为一亿零八百三十万，而农村人口为一亿零七百八十万。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２年，苏联人口增加了两千九百万，这个期间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千八百万。
人们可以估计，到１９６５年，一亿到一亿零五百万的农民需要养活自己，同时还要养活一亿三千五百万到一亿四千万城市居民。
在苏联，特别是在一个仍以面包和碎麦米为主食的国家，这些数字提出了农业上的问题。
苏联农业的生产率还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报纸并不隐讳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苏联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仍在从事农业劳动。
但是，苏联工业的发展要求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苏联的青年人不愿呆在农村和在农村落户。
对于苏联人来说，问题在于在农业劳动者的人数下降的情况下，寻求养活人数不断增加的城市居民的办法。
在人们称之为“斯大林死后的第一个农业时期”，即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２年期间，普遍实行的制度一方面是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是加紧实行农业劳动机械化，最后是改组农业管理制度本身。
回顾一下扩充耕地这一作法的结果，看来，并没有实现一切希望。苏联目前必须从国外购买大量小麦。
这种紧急措施只能用这种情况来解释，即收成大大低于预计数字。低到什么程度？塔斯社评论员在驳斥西方报界的猜测时说，收成接近于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的收成。当时的收成分别为一亿二千五百九十万吨和一亿三千四百四十万吨谷物，其中小麦为六千五百一十万吨和六千四百三十万吨。
赫鲁晓夫１９６２年３月５日在中央委员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了为了充分保证人民对谷物和肉类的需要，从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５年的谷物生产指标：
１９６２年：一亿六千三百八十万吨
１９６３年：一亿七千二百万吨
１９６４年：一亿八千零四十万吨
１９６５年：一亿九千一百八十万吨
这些数字是很乐观的。
事实上，１９６２年的粮食产量为一亿四千七百五十万吨，其中小麦的产量为七千零六十万吨。
如果１９６３年的粮食产量——
数字还没有透露——相当于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的粮食平均产量的话，那么是接近一亿三千万吨。这个产量将比最乐观的数字少四千多万吨，即四分之一左右。
在１９６２年，收成是相当好的，但是比乐观的数字少一千六百多万吨，这一事实表明，苏联没有贮存粮食，因此去年冬季和今年夏季的恶劣气候加速了危机的发展。
苏联在今年已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罗马尼亚得到九百万吨小麦。如果美国出售四百万吨已确定的话，那么苏联购买粮食的总量将接近一千四百万吨，其中包括已经签订合同的小量粮食。
可以认为，这些小麦主要是用来供应城市的。事实上可以认为，计划家们是优先重视城市供应的，因为在农村中集体农庄庄员的实物报酬和农民的“自留地”使农民的生活有可能改善，即使粮食只能有限量地购得。
国家在１９６１年的小麦收购量按照城市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约三百公斤。如果城市人口在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度达到一亿两千三百万人，现在需要储存小麦三千七百万吨，才能保证每个市民平均三百公斤。
那时苏联将要购买三分之一的粮食来弥补同１９６４年产量的“差距”。
这个三分之一的最后估计，似乎符合于目前的缺粮数。它符合于这一事实，即今年的产量比最低的估计数字少四分之一，这可能引起“歉粮”，除了这一歉粮之外，前年还有亏空，约占最乐观数字的十分之一。
苏联目前购买粮食似乎只是为了应急。
明年，城市人口可能还要增加一千多万，农村人口可能减少几十万。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１１日广播】海外通讯（节目）。
以日本广播协会特派记者身份在莫斯科逗留六年的广播记者吉川，最近回国，今晚请特派记者吉川谈谈莫斯科的市民的生活。
吉川说：
“我是在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去的，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个大事情：一个是在７月放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所谓的斯大林派的事件，另一个是在１０月‘东方一号’人造卫星的发射获得成功。苏联则以这一年为转折点，清算斯大林时代，而进入赫鲁晓夫时代，栽植了与美国并肩的世界第一流国家的威信。但从苏联内部来看，人民生活相当困难。
“在莫斯科的百货商店和仓库中，最近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衣服和鞋。所以发生上述情况，其全部责任并不在于工厂的领导人。与高昂的物价相比较，工人的基本工资很低，因此，为了增加津贴，不考虑改良质量等问题，而总想只凑齐数量。只要产量大量增加，在街上的商店陈列大量的商品，即使销不出去，也就总算完成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
“这次我于９月２３日离开莫斯科，当时，在莫斯科缺乏主食面包，每人一次只能买一个两头尖的面包或白面包。每天带着篮子来我们的公寓卖面包的国营商店的俄国人说，没有可卖的面包，因此，带着鸡蛋来卖。
“去年，电视机上涨２０％，牛肉和黄油上涨３０％，至于汽车，以示范试验费为理由上涨将近４０％，取消所得税的计划停止执行了。
“另外，在出售新鲜蔬菜、水果、肉类等的集体农庄的市场，根据当天的供求情况，价格有所变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
“当急需食品尤其是新鲜蔬菜、牛肉、鸡蛋等时，不得不到集体农庄的市场去，按照当天的行情购买。尽管说是集体农庄的市场，实际上是在集体农庄劳动的农民出售在自家周围的私有地种的东西的市场。在苏联已经缺乏新鲜蔬菜和肉类，因此，必须以至少比国营商店贵２０％—３０％的高价来买这些东西，到了年底或革命纪念日五一节等节日前夕，就必须以将近两倍的高价购买这些东西。
“关于住宅，修建相当多。虽然如此，但是，在莫斯科，如果不是等了十年以上的人就不能领到新住宅。如果是黑市买卖，一个房间平均得花上二万日元，（如果一个人领取平均工资数目的工资，那就是说一半的工资花在这上头。）
“现实的市民生活相应地显得困难了，关于这一点，令人感到与日本的现状很相似。”
【本刊讯】据匈通社８月１７日报道：西德《午报》记者弗尔富尔特访匈教会负责人之一、布达教会负责人维达尼·捷尔吉，谈话情况如下：
维：匈有天主教徒６００万，改革教徒２００万，国家不能低估这份力量。共产党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国家同教会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有必要的。
活动范围是有限制的，但是在限制的范围内，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举行祷告仪式。今年复活节时，有２４０个儿童祝福，２２０个孩子登记上宗教课。
去年举行了二千次宗教仪式的葬礼，三百次洗礼。当然宣传机器在国家手中，但是上教堂的人仍然很多。
记者：你们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吗？
维：有，我们有足够的神学家，约３００人。现有神职人员５，０００人。在这种情况下，神学家是足够了。
记者：神职人员收入情况如何？
维：国家对没收的教会财产给予一些赔偿，这就是给神职人员的薪金。１９５０年时已有协定。负责的神父每月得３００福林，年轻神父得４７０福林。从１９５０年起到１９７５年止，这种薪金本要逐年减少。但国家至今仍按照最高薪金支付。
另外，教堂可以募捐，神父可以访问家庭，在这种时候，教徒大部分都会给一些钱。
因此说，在物质方面积后备力量方面，我们没特别问题。
记者：教会满意自己的地位吗？
维：不完全。我们希望缔结一个新的协定。现在国家和梵蒂冈正在谈判。不过这里有个大问题，这就是明曾蒂问题。
记者：你如何想像匈牙利教会的未来？
维：在法国，教会和国家也严格分开，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这样。
【本刊讯】
匈牙利《人民之声报》８月２９日发表了题为《他们不觉得自己行动的严重性》的文章，摘要如下：
有些青年流氓——他们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养着长长的头发，还留着小胡子，说这是现代化的表现——在街道上寻衅闹事，在娱乐场所喧哗胡为，结成流氓集团，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布达佩斯，夏天时则是在巴拉顿的休养区。不少人受到法律制裁。
去年有二十多个流氓被捕，他们犯了三百多次罪。
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是调戏妇女。有一批流氓曾因为一个姑娘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而把她扔进多瑙河。有一家人，父母造了新房子，旧房子空给孩子用。这套空房子成了流氓集团的中心，他们共偷窃和抢劫了６万福林，犯了５５次罪。
有一个青年人卖黑市电影票６００张。他说，他已经长大了，要独立生活。女人都喜欢他。他是一些夜总会、“欧洲”咖啡馆的老主顾。他不喜欢劳动。
记者就这些青年问题同布达佩斯警察局总局青少年处副处长谈了一次话。副处长说：
犯罪青少年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经济困难才犯罪的。在大集团中，做头的或者主要台柱都是老罪犯，大部分是成年人。他们还遵守流氓的所谓“义气”。侦探电影片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有些青年按照电影中看到的办法来偷汽车。有些青年常自以为是电影中的主角，寻找浪漫。
家庭生活不和，父母管教不严，对子女过分溺爱，是孩子们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现在最操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在首都保证青年人的晚间娱乐问题，咖啡馆不是好学校，夜总会更不是，而且非常贵。这些青年不好意思只喝一杯咖啡就坐一个晚上。流氓集团在这时就会想法给他们搞钱。
在首都，除了“青年公园”和“大力亚咖啡馆”以外，没有便宜的青年娱乐场所，就是上面这两个地方，情况也不是完全正常的，共青团应该多帮忙。各区应该建立一些青年俱乐部，吸收一些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可以在俱乐部里跳舞、玩乐和进行有益的学习讨论。
【本刊讯】匈《人民之声报》９月２８日发表了题为《失去了事业心》的社论，摘要如下：
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白白送掉７１万福林，但是没有任何人过问过这一笔大的款项，老实讲，这一笔钱是没有希望偿还了。
这一笔钱倒底是谁的呢？它是国家用于培养今年罗兰大学７１个毕业生的。国家培养一个教师大约需要一万福林。今年，罗兰大学７１个毕业生没有接受国家的分配。
应该指出的是，国家都是按照他们的专业分配的，一般都分配在大城市或靠近城市的地方。而他们决定不愿做教师了。今年体育学院毕业生中有９人提出，如果不根据他们自己的志愿分配的话，那么他们就根本不做体育教员了。
布达佩斯医科大学有１１０个毕业生对国家给他们的分配提出反对。
有一位姑娘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写道：“我所以要报考做教师，因为我知道教育儿童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是多么重要。今年秋天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外地城市任教员，因为都想留在首都工作。如佩特蒂·艾摩凯她的双亲都住在齐尔纳，国家分配他到齐尔纳，但她离不开布达佩斯闹市。”
有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为什么大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不服从分配呢？很明显，在我们大学里，除去教学外，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很不够，因此很多人大学毕业后丧失了原有的事业心。
【塔斯社布达佩斯十一日电】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今天抵达匈牙利。代表团团员们将了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十二日电】南联邦议会主席卡德尔今天接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接见时，联邦议会代表同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在接见时苏联代表团团长马祖罗夫向卡德尔主席赠送了最高苏维埃给南议会的礼物。
【法新社华沙十二日电】据此间今天获悉，波兰共产党书记哥穆尔卡不久将前往匈牙利作正式访问。哥穆尔卡将率领一个正式的波兰党政代表团应匈牙利政府和党的邀请前往访问。代表团中将包括西伦凯维兹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