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４日发表了该报记者托平的一篇专电，标题是《莫斯科处在犹豫不决的冷静的心情中，苏联正在重新考虑某些政策——筑墙使它感到高兴》，摘要如下：
按照历来的传统，正月是苏联领导对它的政策重新进行大量的思考并且准备发动新攻势的一个月份。
但是赫鲁晓夫总理和他的助手们今年面临的问题是异乎寻常地多。有经验的西方外交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也许会对它国内外政策的某些当前的目标进行一番研究。在过去几个星期中，证明苏联领导是在原地踏步，而且偶而出现表明优柔寡断的迹象。
莫斯科人和外国观察家都在提出一些一直存在的问题。
莫斯科对于柏林和它同共产党中国及阿尔巴尼亚的意识形态分歧将采取什么行动？
从个人自由来说，非斯大林化的实际影响是什么？
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前后次序将怎样安排？
怎样使农业摆脱效率不高的泥沼？
莫斯科现在认识到，它必须对付一个新的强有力的西欧实体。
当西方倾向于团结一致时，莫斯科现在必须考虑共产主义集团的磐石般的团结的破裂，而过去它以为这种团结是不成问题的。同阿尔巴尼亚的分裂和同共产党中国的分歧打乱了整个集团统一的经济计划并在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了分裂。
这里有一派西方专家的意见认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问题的压力下，克里姆林宫急于要摆脱柏林问题，把更多的精力化在发展苏联集团和吸引不发达国家的工作上。
西方外交官推测说，莫斯科将要求在春季以前解决柏林危机，以减轻它的资源在军事上的消耗。……
有某些迹象表明，把预算经费用于同柏林危机有关的军事准备上对苏联的经济已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这里的西方专家说，苏联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巨大的。但是他们指出，官方制定的１９６２年的工业发展速度只是８．１％，而１９６１年是９．５％。
农业仍然是苏联经济中最软弱的地方。赫鲁晓夫先生希望大大增加对这一部门的资本投资，以提高产量。
这位总理说，１９６１年向国家交售的谷物共约５２，４００，０００吨，比前两年的数字高。但是产量仍然不够，赫鲁晓夫先生在一系列的农业会议上正在解决生产率低的问题。
【本刊讯】《纽约时报》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刊登了四摩尔·托平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总理本周在农业地区旅行。
这次当他路过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哈萨克的生荒地地区、阿尔泰地区而进入西伯利亚时，工作效率不高的农业管理人员和党的负责人感到赫鲁晓夫骂人时他的舌头的厉害。
既然，赫鲁晓夫执政并不依靠从老百姓那儿取得选票，那么，人们可能要问：他为什么要化这么多时间同他们谈话呢？
有一次，一个西方记者问赫鲁晓夫，他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米高扬插嘴回答说：“他的舌头就是他的武器”。赫鲁晓夫对此显然是同意的。他乐于同人们混在一起，发表演说和让人分享他的至为丰富的、五花八门的经验。他认为，他的冗长而漫无边际的演说是富有启发性的，告诉人们怎样办事，并且是进行关于他的政权的政策和目标的一种普遍教育。赫鲁晓夫已发现，时常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能使二些有缺点的计划继续下去。
赫鲁晓夫决心绝对不犯他在１９５６年谴责斯大林所犯的那种罪恶。在２０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宣称，斯大林对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愿意到处走走。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在从１９５９年开始的目前这个七年计划，未来的经济已非常详细地制定出来。对发展方针的决定已在１９５９年以前详细讨论过和通过了。偶而，这个计划不得不做些调整，但是赫鲁晓夫的任务主要是监督实现这些一致同意了的目标。只要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内的地位继续不受到挑战，他就有把握得到那些从党的单一的选票中选举出来的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在１１人的主席团对一项政策进行辩论的时候，赫鲁晓夫的权力地位就暴露无遗了。一旦主席团按照赫鲁晓夫的意愿把政策决定下来，实质上就等于给了他一纸信任票，这就可以使这位总理去旅行而不必特别担心会发生宫廷革命。在赫鲁晓夫外出的时候，人们相信，科兹洛夫——赫鲁晓夫的已经确定的继承人——来负责照料党的事务，米高扬和柯西金现在看来是在照料政府事务，而让米高扬特别注意对外事务。
但是，不管赫鲁鲁夫在什么地方，显然一切重大决定都是他说了算数的。
【本刊讯】《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４日刊载文章，摘要如下：
……宣传家目前担负的任务，是使每一个苏联公民不仅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且是在他生活的各方面作为共产党人——作为有要求的和无私的劳动者——来生活和行动。难办的问题是：对于改善生活水平和发展闲暇活动方面，许多苏联人的反应却跟西方人一样——他们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了。
【路透社莫斯科８日电】此间今天正式证实，莫洛托夫已恢复他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的旧职位。
苏联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记者们说：“他（莫洛托夫）星期六已动身去维也纳担任他的旧职务。”
他对莫洛托夫已被开除出党的消息“无话可说”。
这里的奥大利大使馆对此消息感到意外，它对记者们说，莫洛托夫并未在莫斯科申请签证，但是他可能有为期一年的外交签证。
【本刊讯】《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发表塞尔惹·马莱以《多列士—陶里亚蒂的争吵》为题的文章，摘要如下：
多列士在莫斯科发表演说后，人们明白，法共将“摈弃”阿尔巴尼亚人，以有所不同的格调对中国的立场表示不赞成，然后在权衡得失之后告诉法共党员说：“资产阶级报刊说是赫鲁晓夫所作的”那个（著名）“报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是做得对的。而直到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这位“法国的头号斯大林”却显然闭口不谈这些罪行。法国共产党非斯大林化中央委员会的最新颖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在两段文字中，一段是在最后公告里，它谴责……
“……主张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若干共产主义‘中心’的论点”；在法共看来，这个论点“只能损害运动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另一段是在罗歇的报告中，它攻击……
“……在意大利党内某些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发表的意见……”这些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一致，力图破坏列宁主义关于新型的党的概念，而有利于以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存在为依据的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党的老概念”。
头一段公开抨击陶里亚蒂率先提出来的“多中心”论。第二段很明显地是指责意共书记或政治局委员阿门多拉、巴叶塔和阿利卡塔这样一些显要人物在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
“非社会主义”世界这两个大党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在我们看来，向读者们介绍一下这场争论的主要方面，是有益的：可以看出，在一系列决定性的问题上，法共和意共的观点有根本的分歧。
在斯大林全盛时代，当最枯燥的僵硬准则在“阵营”内外统治着共产主义世界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就已经是欧洲共产党人的一个自由的场所。在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文化中心——罗马葛兰西学院的各个大阅览室里，研究员们和党员们可以自由翻阅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邪恶的毒蛇”的著作，而在所有其他的共产党内，甚至这些人的名字都是犯禁的。诚然，意共党内的讨论并不触及某些严禁谈论的问题，而且可以说，在对外政策上，意共同其他党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在有关制订意共对内政策，统一行动，工会运动，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这些问题上，党组织内部，甚至在党的刊物上，讨论是十分自由的。
这种局面和气氛的形成有两种因素。一方面是意共在１９４３年改组时所处的特殊政治条件，按在此之前的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使大部分党员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党不得不依靠抵抗时期和解放初年入党的年青党员重建党的机构。另一方面是葛兰西在思想上的深刻影响，他是意共的创始人，他在１９３８年死于狱中，他的遗著在解放后被发现出来。
葛兰西早在１９２２年就规定意共要成为：“要求以自己的力量通过社会经济组织争取从政治和工业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群众的党，而不是成为利用群众去摹仿法国雅各宾主义的英勇行为的党。”
葛兰西著作的发行，也是最初引起法共和意共争吵的问题之一。二十大和加罗迪—陶里亚蒂的争论
二十大和非斯大林化是意共摆脱俄国教条主义影响的机会。陶里亚蒂对《新议论》的谈话只是最正式地表达了在意大利所有共产党报纸和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的讨论中大大加以发挥了一个论点。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方案，并且从而对斯大林乃至列宁的某些原则提出了怀疑。同样，著名工会领袖维多里奥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关于工会作为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的著名理论提出异议，要求组织“一个统一的中央工会，不仅独立于政府和顾主而且独立于任何政党”。
法共当时由于自己党内的动荡和波匈事件而自顾不暇，不让它的基层党员知道法共和在法共党内极得人心的意共之间的纠纷的规模。但是早在１９５７年，陶里亚蒂为之对《再生》周刊作了远比法共为微妙的分析的匈牙利事件，使法共领导又能掌握住自己的队伍，新提拔到政治局的罗歇·加罗迪奉命在１月份的《共产主义手册》上揭发意大利共产党的改良主义倾向。
加罗迪在指出了“工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学校，而党是其最高的组织形式”这个正统论点之后，指责陶里亚蒂的如下论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宣告自己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不同政党存在”。在加罗迪看来，容许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多党制的主张，会承认“通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公开的争论
加罗迪毫不客气地指责意大利共产党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再生》周刊和《团结报》对加罗迪作了尖锐的回答。它们针对法共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划分成绝对各不相干的历史时期的两分论，提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进取性的主张。
由此可见，法共和意共领导之间再闹分歧，是不足为怪的。
这样，意共的演变就使它同法共目前的领导越来越疏远。意味深长的是：意共不仅同法国党内的某些反对派而且同统一社会党的大部分负责人日益频繁地接触起来。
不仅如此，法共党内的反对派向意共抄袭了斗争的主要课题，尤其是用上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这个提法。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试验。（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编者注）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５日登载了记者弗洛伊德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新的一辈俄国人愿意努力工作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使自己有电视机、电冰箱和小汽车，甚至是同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做生意。
他们自愿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赫鲁晓夫先生１９６０年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说，“我要再一次强调，在生产各种消费品，即人真正需要的一切东西方面，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就将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水平。”
赫鲁晓夫先生决不是肯定地能达到他的目标的。重要的事是他已经明白宣告要达到目标，是他正在鼓励苏联人民朝钱的方面想，是他们正日益意识到西方的水平。
世界上头号的共产主义国家不那么专心致志于摧毁头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专心致志于赶上它，这件事不无重要意义。
现在，新的一辈人正在排除阻碍涌到前列来。他们涌现得多快，这一点在莫斯科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表明，在那里，将近４０％的代表在４０岁以下，而在１９５６年的代表大会上，４０岁以下的人只有２０％。但是他们要再过十年才会占据支配地位。任何部门都不像仍然是苏联经济的弱点的农业这个部门那样尖锐地感到领导人和行政人员的缺乏。
看来在农业战线上仍然同过去一样远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从赫鲁晓夫先生花在这个问题上的时间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多么严重。
自从莫斯科代表大会在１１月的头几天结束以来，他一直几乎是专门处理农业问题。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从一个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到另一个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从一个农民会议到另一个农民会议。他以行家和权威的姿态长篇大论地谈到农业的每一个方面，人们都不禁要羡慕这个６７岁的政治家花在这个问题上的精力。
同时，在俄国国内，从斯大林主义的退却和“西方化人物”的兴起，已刺激了苏联经济所无法满足的胃口。新的一代人正在兴起，他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趣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他们想要尝尝西方世界的“好生活”的欲望却是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