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地拉那２１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今天欢呼斯大林“不朽的光荣”并对赫鲁晓夫“以最不人道的方式”向克里姆林宫的已故主人“进行报复”这一点进行新的猛烈的攻击。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说，该报写道：“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一样将永远感谢热爱阿尔巴尼亚的斯大林。”
该报又说，“我们的心中将始终记得斯大林，他的伟大的著作将始终是鼓舞我们进行实现共产主义和和平的神圣斗争的源泉。”
报纸接着说：“赫鲁晓夫正在设法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一个暴君和一个谋杀犯，并以卑鄙的方式指责列宁的继承者。”
《人民之声报》写道，“苏联政府首脑可以毁掉斯大林像，改变斯大林格勒地名，并以把他的遗体搬出莫斯科陵墓这种最不人道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可以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但是斯大林的不朽的光荣仍然不变。”
【本刊讯】《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１２月７日一期刊载雅克·米歇尔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人民民主国家：分歧》，副标题是：《在各国共产党内现在已经反映出二十二大的影响；共产主义阵营不再是一个团结无间的集团了吧？》，详细摘要如下：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引人注目地再次发动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后，各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相继开会来研究这种新情况，并从中得出结论。各个共产党的立场，即使单拿执政的党来说，看来比二十二大以前分歧更大。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久前察觉到的细小差异已变成相当明显的分歧。从哥穆尔卡……
走得最远的、比赫鲁晓夫还走得远些的，无疑是哥穆尔卡和波兰共产党。他不仅批评中国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立场，他不仅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强烈地谴责斯大林主义，而且在铁幕另一边的人们中间，也是只有他比赫鲁晓夫更深入地着手分析了斯大林罪行的原因。这种初步的分析，即使不是必然不准确的，即使不是很新奇的（以集体化的困难、苏联的孤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叛乱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来解释），然而毕竟是值得一提的努力。另一位波兰领袖奥斯卡·兰格，在对斯大林主义作了特别严厉的批评之后，走得更远了。他还批评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和缺乏共同的投资政策。
匈牙利共产党则通过卡达尔对斯大林主义严加谴责，尖锐地批评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且驳斥了周恩来反对公开讨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分歧的论据。
可见，在二十大发动的非斯大林化第一阶段最身受其苦的两个党，也是在毫无保留地赞同二十二大这方面走得最远的两个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中，一贯反俄的、民族主义的和天主教的感情，加上农民对合作化的对抗，终于迫使这两个党在１９５６年采取了特别灵活的路线，也正是在这两个国家中，苏联的现行政策最受理解。
反之，在经历重大困难较少的国家中，接受非斯大林化的再次发动也就比较胆怯，一似人们满足于遵循最不费力的路线。保加利亚就是这样，在那里，传统上不是那么反俄、早在１９４５年就相当“左”、已经习惯于某种合作化形式的农民，比较容易接受集体化。捷克斯洛伐克亦然如此，在那里，凭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强大的共产党，一开始就能粉碎农民的抵抗。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近来以激烈攻击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立场著称。当前，捷（共）中央委员会只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处理矗立在布拉格的高达２５米的斯大林纪念碑。……到金日成
两个特殊的例子。首先是东德。在绝大多数居民反对的情况下，乌布利希只能哀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面临着“工厂中缺乏秩序、不守纪律”，面临着大学里“偏爱西方没落风尚的倾向”，等等。第二是北朝鲜。在朝鲜共产党第一书记金日成先生看来，“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活动和作用的问题，是属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他说，“这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但是在这以后，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朝鲜劳动党对这种事态表示深深的忧虑”。要恢复托洛茨基的名誉么……？
至于莫斯科，报纸刊载了所有这些言论的详细摘要。它刊载了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立场的谈话和诺沃提尼反对这位意大利领袖的谈话。它发表了相当称赞南斯拉夫的文章。此外，如果说迄今是赫鲁晓夫小心谨慎地从铁托主义那里得到启发而搞非斯大林化和权力下放等等，那么，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反过来也从苏联的关于共产党绝不应该和国家同时“灭亡”的新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启发。现在南斯拉夫人声称：“在目前的情况下”，“且不作长期的预计”，“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作用日增无已”。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共产党人》则在最近认为，可以在不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铁托和哥穆尔卡的“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得到认可……
苏联共产党在“自由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真理报》刊载了哥穆尔卡讲话中的这样一段：“党……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不相信单独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的这种想法实际上等于要革命投降。”这样，苏联读者就察觉到，托洛茨基不是“叛徒”，更不是“纳粹的代理人”，而是也许仅仅是犯了错误。这难道不是证实了陶里亚蒂最近声称莫斯科准备“恢复被判罪的托洛茨基的名誉”的说法么？“深思一番”
那么赫鲁晓夫的“自由主义”的限度何在？这是很难说的。虽然各国共产党领袖们还没有举行会谈，然而他们的独白已经考虑到别人是怎么说的。既然不再有现成的完整解决办法，共产党人们就得深思一番了。（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编者注）
【法新社罗马２０日电】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召开一次决定性的会议，讨论解决保守的领导和“少壮派”（他们要求有更大的党内民主，对苏联有更大的独立性）之间的分歧。
这两派的冲突在１１月１０日和１１日上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已经出现了。当时，党的总书记陶里亚蒂设法暂时停止了辩论，在辩论中“少壮派”领袖阿门多拉要求意大利共产党民主化，在同苏联党的关系方面有更大的自治权，废弃党内“一致的神话”，并且要求举行意大利党的特别代表大会讨论苏联党最近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这些问题将在今天举行的会议上再次讨论。陶里亚蒂和他的追随者说过，他们赞成自治和自由讨论，但是要在意大利党内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与苏联共产党“团结”的范围内进行。
【路透社渥太华２０日电】赫鲁晓夫今天说，俄国将尽它的最大力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与一切国家的关系，“尽管那些企图使各国间的关系紧张的人制造阴谋诡计”。
这位苏联总理是在给《埃德蒙吞新闻晚报》的海特尔先生的一份电报中为加拿大人祝贺新年的时候说这番话的。
他说，“愿来年是一个和平、繁荣和幸福的年头。”
“尽管那些企图使各国间的关系紧张的人制造阴谋诡计，苏联政府将像它以前所做的那样尽它的最大力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它将不遗余力地设法使一切国际争端通过谈判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获得解决。”
【本刊讯】巴黎《战斗报》１１月３日刊载皮埃尔·法扬写的题为《根据２２大的揭发》的文章，摘要如下：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当许多评论家还在庆贺马林科夫的时候，我们就在《战斗报》上以《贝利亚被枪毙了，但‘贝利亚事件’的最后一幕还没上演》为题说过，继“贝利亚的春天”之后事实上将是即将显露头角的“赫鲁晓夫的夏天”。２２大的揭露只能证实，我们对斯大林死后苏联连续发生的危机发展的那些解释或理解。
这一危机的关键之一是从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８大）到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１大）期间，先后上任的前斯大林政治局的旧人员低估了赫鲁晓夫，低估了他的工作能力和雄心。还有另一个关键是，他们把帝国时期一些棘手的问题推卸给他，甚至如１９５３年空前逼人的农业危机，但，他们没有看到：１９５３年９月通过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个大报告以及同一时期批准他以第一书记职务时，他们为他在帝国范围内进行人员调配作了准备工作，这可能增加他们权力，可是他们却认为，由于党的主席团在国家机构中的影响，无论如何政权是巩固的。
赫鲁晓夫把他们弃之于官僚主义，他走遍各加盟共和国，到处安插了负责重新控制和监督恢复农业秩序的“特别书记”。这些给第一书记提供了一些基层追随者。
赫鲁晓夫上升的第一阶段，取得了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积极的农业结果。当然，后来就不是这样了，不过，赫鲁晓夫已经掌握了成立的一个人事机构，并且在人员减少为４个正式委员、两个后补委员（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的主席团和很快又添了三个委员（他本人、苏斯洛夫和波斯彼洛夫）的书记处拥有了支持，书记处从此便在各个转折点给了他支持。
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与布尔加宁访问北京之后，第一书记认为，整个问题应引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的中央委员会与书记处的改组，以便使这些机构允许他把自己的干部安插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最高机构，从而有利于举行２０大。赫鲁晓夫巧妙地不触及各加盟共和国与地区的第一书记，而只是在他们背后又设立了第二书记：如乌克兰的波德戈尔内，几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他们在他的身边——在主席团里了。１９５６年２０大任命的２５５位中央委员中有１０２人是第一次进入这一机构。
从２０大起，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重新成为苏联真正权力的拥护者，原因是任命全国级的干部和执行或不执行主席团决定的方针要取决于它。反党活动失败后改组主席团的人员充分证实：１、从１７名正式和后补委员到２４名。这一次，赫鲁晓夫除书记处成员之外，把下列人弄到了委员会里：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科罗特钦科、基里连科、柯西金等。换句话说，即第一书记今后在这里有了２４人中至少１６个人的支持。
２、在书记处，仍保持８个成员，库西宁代替了失败的谢皮洛夫。几乎是数学的把戏，至此结束，因为尽管１９５７年６月初这个数学还起着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作用，正如他在２２大讲的那样，可是他已扭转了这个数学来反对他的敌人，这一回，中央委员会反对反党集团了。
莫洛托夫和他的人的反对立场，目前在苏联和在某些外国共产党内一样，仍然能得到支持。“膨胀”制度既已使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和他的高级领导机构一级内获得成功，从２０大之后２５５名正式与后补委员的中央委员会１０月１７日在克里姆林宫只剩下了１４６名。在尚受宠的１４６人中，有百十来人是忠于赫鲁晓夫的人。“反党分子”的反应来得太晚了，１９５７年才有反应。莫洛托夫１９６１年的反应只是最后的挣扎了。
【本刊讯】１２月８日一期《新闻周刊》在《潜望镜》栏内刊登了从维也纳发出的这样一条消息：这是不是表明俄国的对外政策软化的一个迹象？这里的情报人士说，强硬的老斯大林主义者苏斯洛夫已经被赫鲁晓夫从国际舞台上调开。虽然这位长期来的决策人将保留他的党书记的地位，但是他今后将只限于管内部事务。
【本刊讯】《纽约时报》１１月１８日在《问题》栏内登载了一篇题为《更多的困难将要到来》的文章。摘要如下：
显然，在改名这件事上，我们还只是在半路上。一个原因当然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城市命名为赫鲁晓夫格勒，然而现在在莫斯科掌政的这个人显然在盼望有一天地图上会出现几个这样的名字。如果有任何怀疑者以为，这个把斯大林的各式各样的名字从苏联地图上抹掉的人，对于用他自己的名字来代替不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建议这样怀疑的人注意苏联报纸。我们在《真理报》上又一次看到了个人天才、个人正确、个人英明。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些赞美的集体农庄农民、敬仰的美国工人和恐惧的共产党官员们包围着一个人的照片。赫鲁晓夫可能已摧毁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但是，这些日子里对赫鲁晓夫的迷信搞得并不坏。
【路透社莫斯科２０日电】今天最高苏维埃在这里发布命令说，远自１９３６年以来规定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一些城市、矿、运河和一个骑兵队的法令都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