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联合国３１日电】联合国今天报道，世界的离婚率正在上升。联合国最新发行的人口年鉴第一次详细报道了关于结婚和离婚的国际统计数字。
婚姻关系维持得长久一些的原因是由于结过婚的人的死亡率低，而且还在继续下降。这个年鉴说，事实上，不论男女，结过婚的人都比单身的人活得久一些。
离婚率增加的幅度从西德的千分之０．１到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千分之３．８不等。增加的情况首先出现在欧洲和美洲各国。美国的离婚率在１９４０到１９５０年之间上升了１．５。
据传在阿拉斯加、巴拿马运河区以及福克兰群岛极其缺乏达到结婚年龄的妇女。另一方面，据说在东西德、波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地区达到结婚年龄的妇女又极其过剩。
新娘的平均年龄最轻的是在斐济群岛、阿尔巴尼亚、埃及、菲律宾、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最大的是在法国、圭亚那、马可和西印度群岛。新郎年龄最轻的是在菲律宾、墨西哥和保加利亚；最大的是在法国、圭亚那和西印度群岛。
爱尔兰的单身男女所占比率最高，其中年龄在４５—５４岁之间的单身男人占３１％，单身女人占２４％。
美国的离婚率最高，每一千人中达２．２人。在一些主要国家中离婚率最低的有：北爱尔兰（千分之０．０７）、葡萄牙（千分之０．０９）以及拉丁美洲国家。
年鉴指出在某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爱尔兰、菲律宾和西班牙，根本没有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
【本刊讯】据美国“戏剧”杂志报道，在美国贩卖毒品的生意很兴隆，一篇专门介绍美国毒品推销情况的文章写道：
毒品推销者不独是罪恶的贩子，也是瘾君子的陷阱。初时，他们用赠送的方式，诱人上钩。当牺牲人上钩之后，便立刻停止派样品，于是，他又多了一个顾客。
在我国各城市的贫民窟满布海洛英的推销站。除了东方（某些地区）之外，纽约可称为最大的瘾君子中心。
贩卖麻醉品是一门有计划的生意。在那些对贩毒者处以重罚的州，推销者要不断更改“工作”的路线。
推销者感觉兴趣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钱。一个有魄力的推销者，每周可赚五百元。他们可能住在下级的寓所，不过，大都衣裳楚楚。这是他们的制服，也是必需的光棍皮——可避人耳目。他们常到下级的夜总会去。
人们一旦成为瘾君子，甚么都干得出来。他会向人乞求、偷窃甚至杀人。如果是女人，甚至会用肉体去换取每日所需的毒品。在若干地区，百分之四十一五十的罪犯与吸毒有关。
毒品是怎样经营的呢？
首先要说明的，在毒品组织中，推销者只是较低级人员，虽然他们自视为“要员”。毒品批发人才是高级人物。
在船边交货，纯海洛英每公斤的价钱是二千元。由“进口商”收购之后，分别送交各批发人，然后才到达推销者之手。这些毒品，每转手一次，加入百分之五十的乳糖，把它冲淡。当它到达推销者之手的时候，它的力度仅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于是，成本二千元的货物，当它到达零售贩之手，可以造成十万剂——价值二十万元。
在纽约，一个高等的职业扒手，每星期获得两三千元的收入，并非希罕的事。
戏院、跑马场、足球场、火车站及一切集会的场所，都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地方。每到周末，他们的工作便紧张起来。他们找寻目的物的方法是注意胀鼓鼓的口袋，另一法子是在“谨防扒手”的标语牌附近徘徊。因为身上有钱的，看见这个标语时，多数是会摸摸自己口袋的，钱越多的也摸得越急。如果没有上面说的两种机会，扒手们也会自己去制造出来的。有一次，扒手们在繁盛的马路旁，设立一个大摊子，以不近人情的价钱出售领带。等到人们拥挤着围观时，那个售货员便好意地劝告各人，当心钱袋，别给那可恶的扒手偷了去！于是，他们杂在人群中的同伙，得以从容择肥而噬了。（原载５月２２日香港“真报”）
【本刊讯】“华尔街日报”５月５日发表了伊果尔·奥加内索夫从香港发去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赤色中国的与世隔绝状态——有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使领袖们低估西方”，文章说：
这里的某些西方观察家开始怀有一种不安的信念。这就是：虽然苏联由于认识到西方的力量及其对共产主义的反抗而不见得会发动甚至是局部的军事冒险，但是与世隔绝的共产党中国可能证明完全是另一回事。朝鲜事件、金门事件和最近的西藏事件都已经表明，中国使用武力是不大犹豫的。
这样看来，赤色中国正在迅速接近类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地位。不要许多年，它将是一个新的工业化国家、而全副武装（也许有核武器）、充满了自信，而且也许对外部非共产党世界一无所知到危险的地步。这是一种很可能出乱子的局面。
这些人士说，由于中国相信，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是怀有不共戴天和危险的敌意的，因此它可能执行在军事上逐步征服亚洲的计划。或者，像日本贪婪偏心的军国主义分子一样，赤色中国的统治者可能只是由于掠夺的野心的促使而发动进攻。这些专家说，中国对西方误解越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虽然这可能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形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九百万人左右，它到１９７５或１９８０年将有十亿人。这千百万的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但是也将很难养活，显然，将会在中国边境上出现扩张的压力。
同时，中国人可能有理由认为，他们同其他任何国家比较起来，远不像它们那样容易为报复性的攻击所摧毁。
中国的工业，由于建立在小规模的基础上，而且极其分散，因此可能是难于用炸弹和导弹来摧毁的。打进去的军队可能发觉那里的广阔崎岖的地势从后勤上说是一个无法维持的战场。
这里的这些西方人士推理说，在这些可能的战争的条件下，美国所采取的不承认中国和把它摈斥在联合国之外从而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许会造成某些新的危险。
【本刊讯】美国“每月评论”２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公社”的文章。摘要如下：
１９５８年是中国“大跃进”的一年。人们现在也普遍承认中国在１９５８年获得了神话般的成就。学者们和编辑们一直在争相发表解释和阐释性的文章。
中国的经济成就得到普遍承认，但是，用来解释这些成就的是这种或那种所谓“奴隶劳动”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共产党已经把数达五亿的农民赶在一起，组织成一个个称做公社的巨大的工作营，强迫他们做无所不包的工作，而他们遭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通常是头脑清醒的外事记者哈希所说的“人的秉性、人的生活舒适和人力的前所未有最巨大的集体牺牲”。
让我们试着以比较正确和现实一点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吧。
首先，据我们看来，它不是由共产党高级领导方面发起的，而是在农民本身中间产生的。已经摆脱了个体耕种的限制的农民，完全从实际的观点出发，最先看到更大规模的组织的巨大利益，这看来是完全合理的。把公社推广到中国全国农村大概是党推广的，但是，我们认为既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运动的产生是自发的，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运动一旦进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农民普遍拥护和参加公社这种情况确实是明显的证据。
最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建立公社这一年中所获得的成就的实际记录。据１月１日的“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中国官方年终宣布的数字，１９５８年谷物（包括薯类）总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如果这是奴隶劳动的成就，那末，许多理论都需要修改——不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了。
至于新的公社生活方式造成了所谓人的生活的重大牺牲，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公社制度能够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大大增加生产和生活得好些，他们为什么不应当拥护这个制度呢？
但是，问题当然还不仅于此。公社制度还有非常深远的非经济的意义，无疑，使美国记者们感到愤怒的就是这些意义。中国人正在遭到狂热的抨击，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成为现实的最巨大的斗争中。
清教徒主义、狂热、傲慢、强迫的精神一致，这些都是革命进程中出现的特点。也许，这些特点是使各个民族和国家脱离旧规矩和旧习惯的使它们走上达到新的更高的成就的道路的不可少的杠杆。但是，这些特点绝不是可爱的特点，至少据我们看来，没有任何以这些特点为标志的社会能够称做是一个好社会。这些特点将在中国继续存在多久，将把它们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假装着知道。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将渴望地等待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中出现一些放松和自由化的迹象，我们确信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也是这样。
【中央社旧金山讯】一个名叫塞缪尔·福克斯的“中国通”在５月２３日说，他赞成同共产党中国贸易，即使这意味着美国承认北平政权。
即将退休的加利福尼亚的汇丰银行行长福克斯在单独接见“旧金山考察者报”记者时说，他认为美国应该同共产党中国贸易，因为在“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而且通过贸易可以产生友好的感情”。
【路透社华盛顿讯】英苏两国５月２４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正在这个时候，华盛顿要求结束美中贸易的全部禁运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了。
５月２１日参议院正在辩论煤炭的发展和研究问题，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恩格尔为首的五名民主党参议员突然插进来要求政府同中国人进行谈判，讨论像同目前美国对俄贸易那样地同中国贸易的可能性。
恩格尔的建议的意思是，允许美国出口商把非战略物资表上开列的东西卖给大陆中国，而战略物资不得出口的禁令则仍维持。
恩格尔参议员在要求重新审查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时敦促政府采纳一个五点纲领：
一、讨论开始非战略物资贸易的可能性。
二、讲明美国将维持它对国民党中国的条约义务，但是无意支持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冒险行为”。
三、采取主动把福摩萨的防御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基础上，并请一个由亚洲的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建议。
四、在高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一级谈判同中国的争端。
五、允许中国记者前来美国，以换取让美国记者到中国去的允准。
恩格尔参议员的谈话将为关于中国问题的全面辩论铺平道路。这里的观察家预料参院外委会于７月初开会考虑艾森豪威尔关于由帕森斯继任罗伯逊的提名时将展开这种辩论。
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曾暗示，他要彻底地研究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欧洲的局势发展和故国务卿杜勒斯的病情使他推延了他的计划。
【新华社维也纳讯】若干星期以来，奥地利人民党机关报和以联邦总理拉布的喉舌著称的“奥地利新日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一次有计划的污蔑运动。甚至每周有一两天在第三版上留有一块专对中国进行污蔑的地方。这家报纸象保皇的哈布斯堡报纸一样，只是搜集台北方面关于中国的“消息”，并且经常刊载关于人民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
发动这一顽固的运动的原因，必须要从奥地利工业家同商人的矛盾中去找。其中有一部分人正在要求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作为发展奥中贸易关系的前提。总理周围的官方人士无法用可以讲得通的论据来答复这项要求，而是设法利用报纸宣传加以回击，把那些赞成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人们说成是伪装的秘密共产党人。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３１日电】联合国今天报道，世界的离婚率正在上升。联合国最新发行的人口年鉴第一次详细报道了关于结婚和离婚的国际统计数字。
婚姻关系维持得长久一些的原因是由于结过婚的人的死亡率低，而且还在继续下降。这个年鉴说，事实上，不论男女，结过婚的人都比单身的人活得久一些。
离婚率增加的幅度从西德的千分之０．１到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千分之３．８不等。增加的情况首先出现在欧洲和美洲各国。美国的离婚率在１９４０到１９５０年之间上升了１．５。
据传在阿拉斯加、巴拿马运河区以及福克兰群岛极其缺乏达到结婚年龄的妇女。另一方面，据说在东西德、波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地区达到结婚年龄的妇女又极其过剩。
新娘的平均年龄最轻的是在斐济群岛、阿尔巴尼亚、埃及、菲律宾、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最大的是在法国、圭亚那、马可和西印度群岛。新郎年龄最轻的是在菲律宾、墨西哥和保加利亚；最大的是在法国、圭亚那和西印度群岛。
爱尔兰的单身男女所占比率最高，其中年龄在４５—５４岁之间的单身男人占３１％，单身女人占２４％。
美国的离婚率最高，每一千人中达２．２人。在一些主要国家中离婚率最低的有：北爱尔兰（千分之０．０７）、葡萄牙（千分之０．０９）以及拉丁美洲国家。
年鉴指出在某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爱尔兰、菲律宾和西班牙，根本没有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
【本刊讯】据美国“戏剧”杂志报道，在美国贩卖毒品的生意很兴隆，一篇专门介绍美国毒品推销情况的文章写道：
毒品推销者不独是罪恶的贩子，也是瘾君子的陷阱。初时，他们用赠送的方式，诱人上钩。当牺牲人上钩之后，便立刻停止派样品，于是，他又多了一个顾客。
在我国各城市的贫民窟满布海洛英的推销站。除了东方（某些地区）之外，纽约可称为最大的瘾君子中心。
贩卖麻醉品是一门有计划的生意。在那些对贩毒者处以重罚的州，推销者要不断更改“工作”的路线。
推销者感觉兴趣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钱。一个有魄力的推销者，每周可赚五百元。他们可能住在下级的寓所，不过，大都衣裳楚楚。这是他们的制服，也是必需的光棍皮——可避人耳目。他们常到下级的夜总会去。
人们一旦成为瘾君子，甚么都干得出来。他会向人乞求、偷窃甚至杀人。如果是女人，甚至会用肉体去换取每日所需的毒品。在若干地区，百分之四十一五十的罪犯与吸毒有关。
毒品是怎样经营的呢？
首先要说明的，在毒品组织中，推销者只是较低级人员，虽然他们自视为“要员”。毒品批发人才是高级人物。
在船边交货，纯海洛英每公斤的价钱是二千元。由“进口商”收购之后，分别送交各批发人，然后才到达推销者之手。这些毒品，每转手一次，加入百分之五十的乳糖，把它冲淡。当它到达推销者之手的时候，它的力度仅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于是，成本二千元的货物，当它到达零售贩之手，可以造成十万剂——价值二十万元。
在纽约，一个高等的职业扒手，每星期获得两三千元的收入，并非希罕的事。
戏院、跑马场、足球场、火车站及一切集会的场所，都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地方。每到周末，他们的工作便紧张起来。他们找寻目的物的方法是注意胀鼓鼓的口袋，另一法子是在“谨防扒手”的标语牌附近徘徊。因为身上有钱的，看见这个标语时，多数是会摸摸自己口袋的，钱越多的也摸得越急。如果没有上面说的两种机会，扒手们也会自己去制造出来的。有一次，扒手们在繁盛的马路旁，设立一个大摊子，以不近人情的价钱出售领带。等到人们拥挤着围观时，那个售货员便好意地劝告各人，当心钱袋，别给那可恶的扒手偷了去！于是，他们杂在人群中的同伙，得以从容择肥而噬了。（原载５月２２日香港“真报”）
【本刊讯】美国“每月评论”２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公社”的文章。摘要如下：
１９５８年是中国“大跃进”的一年。人们现在也普遍承认中国在１９５８年获得了神话般的成就。学者们和编辑们一直在争相发表解释和阐释性的文章。
中国的经济成就得到普遍承认，但是，用来解释这些成就的是这种或那种所谓“奴隶劳动”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共产党已经把数达五亿的农民赶在一起，组织成一个个称做公社的巨大的工作营，强迫他们做无所不包的工作，而他们遭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通常是头脑清醒的外事记者哈希所说的“人的秉性、人的生活舒适和人力的前所未有最巨大的集体牺牲”。
让我们试着以比较正确和现实一点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吧。
首先，据我们看来，它不是由共产党高级领导方面发起的，而是在农民本身中间产生的。已经摆脱了个体耕种的限制的农民，完全从实际的观点出发，最先看到更大规模的组织的巨大利益，这看来是完全合理的。把公社推广到中国全国农村大概是党推广的，但是，我们认为既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运动的产生是自发的，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运动一旦进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农民普遍拥护和参加公社这种情况确实是明显的证据。
最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建立公社这一年中所获得的成就的实际记录。据１月１日的“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中国官方年终宣布的数字，１９５８年谷物（包括薯类）总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如果这是奴隶劳动的成就，那末，许多理论都需要修改——不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了。
至于新的公社生活方式造成了所谓人的生活的重大牺牲，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公社制度能够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大大增加生产和生活得好些，他们为什么不应当拥护这个制度呢？
但是，问题当然还不仅于此。公社制度还有非常深远的非经济的意义，无疑，使美国记者们感到愤怒的就是这些意义。中国人正在遭到狂热的抨击，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成为现实的最巨大的斗争中。
清教徒主义、狂热、傲慢、强迫的精神一致，这些都是革命进程中出现的特点。也许，这些特点是使各个民族和国家脱离旧规矩和旧习惯的使它们走上达到新的更高的成就的道路的不可少的杠杆。但是，这些特点绝不是可爱的特点，至少据我们看来，没有任何以这些特点为标志的社会能够称做是一个好社会。这些特点将在中国继续存在多久，将把它们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假装着知道。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将渴望地等待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中出现一些放松和自由化的迹象，我们确信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也是这样。
【路透社华盛顿讯】英苏两国５月２４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正在这个时候，华盛顿要求结束美中贸易的全部禁运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了。
５月２１日参议院正在辩论煤炭的发展和研究问题，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恩格尔为首的五名民主党参议员突然插进来要求政府同中国人进行谈判，讨论像同目前美国对俄贸易那样地同中国贸易的可能性。
恩格尔的建议的意思是，允许美国出口商把非战略物资表上开列的东西卖给大陆中国，而战略物资不得出口的禁令则仍维持。
恩格尔参议员在要求重新审查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时敦促政府采纳一个五点纲领：
一、讨论开始非战略物资贸易的可能性。
二、讲明美国将维持它对国民党中国的条约义务，但是无意支持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冒险行为”。
三、采取主动把福摩萨的防御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基础上，并请一个由亚洲的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建议。
四、在高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一级谈判同中国的争端。
五、允许中国记者前来美国，以换取让美国记者到中国去的允准。
恩格尔参议员的谈话将为关于中国问题的全面辩论铺平道路。这里的观察家预料参院外委会于７月初开会考虑艾森豪威尔关于由帕森斯继任罗伯逊的提名时将展开这种辩论。
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曾暗示，他要彻底地研究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欧洲的局势发展和故国务卿杜勒斯的病情使他推延了他的计划。
【中央社旧金山讯】一个名叫塞缪尔·福克斯的“中国通”在５月２３日说，他赞成同共产党中国贸易，即使这意味着美国承认北平政权。
即将退休的加利福尼亚的汇丰银行行长福克斯在单独接见“旧金山考察者报”记者时说，他认为美国应该同共产党中国贸易，因为在“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而且通过贸易可以产生友好的感情”。
【新华社维也纳讯】若干星期以来，奥地利人民党机关报和以联邦总理拉布的喉舌著称的“奥地利新日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一次有计划的污蔑运动。甚至每周有一两天在第三版上留有一块专对中国进行污蔑的地方。这家报纸象保皇的哈布斯堡报纸一样，只是搜集台北方面关于中国的“消息”，并且经常刊载关于人民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
发动这一顽固的运动的原因，必须要从奥地利工业家同商人的矛盾中去找。其中有一部分人正在要求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作为发展奥中贸易关系的前提。总理周围的官方人士无法用可以讲得通的论据来答复这项要求，而是设法利用报纸宣传加以回击，把那些赞成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人们说成是伪装的秘密共产党人。
【本刊讯】“华尔街日报”５月５日发表了伊果尔·奥加内索夫从香港发去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赤色中国的与世隔绝状态——有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使领袖们低估西方”，文章说：
这里的某些西方观察家开始怀有一种不安的信念。这就是：虽然苏联由于认识到西方的力量及其对共产主义的反抗而不见得会发动甚至是局部的军事冒险，但是与世隔绝的共产党中国可能证明完全是另一回事。朝鲜事件、金门事件和最近的西藏事件都已经表明，中国使用武力是不大犹豫的。
这样看来，赤色中国正在迅速接近类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地位。不要许多年，它将是一个新的工业化国家、而全副武装（也许有核武器）、充满了自信，而且也许对外部非共产党世界一无所知到危险的地步。这是一种很可能出乱子的局面。
这些人士说，由于中国相信，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是怀有不共戴天和危险的敌意的，因此它可能执行在军事上逐步征服亚洲的计划。或者，像日本贪婪偏心的军国主义分子一样，赤色中国的统治者可能只是由于掠夺的野心的促使而发动进攻。这些专家说，中国对西方误解越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虽然这可能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形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九百万人左右，它到１９７５或１９８０年将有十亿人。这千百万的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但是也将很难养活，显然，将会在中国边境上出现扩张的压力。
同时，中国人可能有理由认为，他们同其他任何国家比较起来，远不像它们那样容易为报复性的攻击所摧毁。
中国的工业，由于建立在小规模的基础上，而且极其分散，因此可能是难于用炸弹和导弹来摧毁的。打进去的军队可能发觉那里的广阔崎岖的地势从后勤上说是一个无法维持的战场。
这里的这些西方人士推理说，在这些可能的战争的条件下，美国所采取的不承认中国和把它摈斥在联合国之外从而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许会造成某些新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