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曾率领法国杂技团前来我国访问演出的法国剧作家、巴黎文学艺术社社长，乔治
·索利亚在我国访问期间对法国现代文学流派作了简略的分析。
索利亚认为，战后法国文学的主要流派是：
（１）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
（２）悲观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所谓“存在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让·保罗—萨特。他们主张反映现实，但认为现实是不能改变的，认为人是形而上学地、命定地要受社会控制。
（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用马列主义的光辉照耀法国的社会现实，通过全面而矛盾的典型性格来反映这个社会。
索利亚说，作家马赛尔·艾美是属于由（１）向（２）过渡的作家。他的近作“皓月当空”是所谓“现实边缘”之作，总算是进步的；其讽刺剧“蓝蝇”写于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接触了美国的社会问题，说明美国生活已经腐朽，使人失去了理智，但剧本还没有表现出美国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过着这种生活的美国人的疯狂性。
总的说来，它仍是一部悲观主义的作品。二十五年来，他的写作技巧一直是很好的，是法国现代最著名的“形式主义”作家；他在政治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进步份子。
路易·阿拉贡是法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不仅是法共和左翼作家承认，即使右翼批评家也都承认。阿拉贡在小说中反映了法国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费解。
阿拉贡是二十世纪的雨果，大家非研究他不可。最近他写了“神圣的一周”一书，叙述了拿破仑返回法国的那一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社会现实，报界认为是杰作，但很难懂。
索利亚最后说，有一些进步作家最近迷了路，如罗杰·瓦扬最近写了“法律”一书，技巧虽不错，但思想有问题，我们希望这种迷途只是暂时的。
【路透社纽约讯】联合国３月３１日公布了一项报告说，职业妓女，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的，正面临到“飞女”追求侈华和求侣的竞争。
这报告中还提到，不应使娼妓“正规化”或允许她们在领取牌照的妓院中存在。又说，拘留并不能阻止她们再犯。
报告说，把卖淫业当作犯罪，事实上会妨碍妓女重新做人；在很多国家，责备妓女传布梅毒病已变得“有些过时”了。
联合国秘书处的这项报告，将在４月２７日向社会委员会提出讨论。报告说：“已经调查出，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洲，已出现了一般所谓‘飞女’。滥交男友已成为大多数这类女子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样可以享受侈华，或找到伴侣。……这种趋势就减少了对娼妓的需求。”
谈到梅毒病情况时，报告里说：“在许多地区，梅毒病的危险正威胁着青年们，多数是由于胡乱性交，少数是由于娼妓而来。”
【本刊讯】据“众人周刊”报道：英国人的烟瘾，颇有越来越重之势。去年一年，他们在吞云吐雾中，花去了九亿七千九百万镑。
他们一年抽掉二亿一千五百万磅的卷烟，三千四百万磅烟丝。在１９１４年欧洲大战期间，卷烟的销量激增，１９２０年的卷烟销量已达八千万磅，远远地超过了烟丝的销量，成了一枝独秀的现象。
现在，英国的成年妇女平均每人每年吸卷烟三磅。据官方报载：四十年前妇女们是几乎没有人吸烟的，有之，也是为数不多，简直不成一个数字。但是现在，她们也居然上瘾了！
英国男人现在每年的平均吸烟量，是每人八磅，每磅卷烟是四五五枝计。
【美联社华沙３月２７日讯】千百万波兰人度耶稣受难节，挤满了所有的天主教堂。
华沙九大教堂都挤得满满的，排了许多长龙，到耶稣像前献鲜花。在最大的圣十字大教堂，有一幅五十尺高耶稣头像。
【本刊讯】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巴黎的一位名叫彭若拉依克的医生，在近十年内治疗过七十位抽象派画家。３月初旬在“艺术”周刊上撰文表示怀疑抽象派画家全是疯子。他说：“他们不但有病，而且越是‘抽象’得厉害的，病越重。”他将抽象派画家分为二类，第一类占绝大多数，他称之为“装腔作势”型，这类画家，只为了要附庸风雅，或者想偷懒走捷径，受了发财赚大钱的诱惑，甚至因为根本就没有艺术天才而沦为抽象派画家；彭大夫发现他们很少神经不健全。另一类，约占全部三分之一，对抽象派真虔得有些狂热，他们心身均具病征。
彭大夫说，最明显的是由神经紧张相伴而生的忡怔不宁症，包括无理性的恐怖、慢性神经错乱或早发性的痴呆症。同时，他发现他们患局部发痒的毛病。彭大夫将之归因于情绪基因的过敏反应。
更可惊的是，在彭大夫的许多患者病历表中，那些血压愈高，愈倾向抽象主义。
彭大夫之所以有这么些个抽象派画家来找他看病，如其说因了巴黎的抽象画家多得车载斗量，勿宁说因为他的太太也从事画画的关系。
将抽象主义与情绪错乱等量齐观的，不只彭大夫一个人。“艺术”周刊引了巴黎另一位医师的话道：“抽象艺术的创作过程，乃是著名的洛氏测验的反逆作用”又有一位医师也说：“抽象派的作品，乃其心理骚乱的另一形式的呈现，也就是这些画家把他们心中的痛苦，挂在墙上。”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２日电】今天在这里的一个音乐厅前面蜂拥着观看喇叭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南斯拉夫少年，在一队强有力的警察的弹压下才勉强维持住秩序。阿姆斯特朗是战后第一个访问这个共产党国家的美国爵士音乐演奏家。
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六人爵士乐队）的音乐会的票子尽管价格高达一千八百第纳尔（约合二英镑二先令十便士）——南斯拉夫音乐会的票价过去从没有这样高过——
但是在三星期前就卖完了。
在开始买票前八小时到三十小时，人们就排了队，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没有买到。
小说成了仅供高级知识分子欣赏的东西，“新小说家”以对政治一窍不通为荣，尽力避开现实社会，去追求“超时间性”的、“永恒”的“艺术”，因为人们害怕受到政治迫害，都学会了慎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战后的美国小说与战前有显著不同。主要之点是小说与美国现实社会完全脱节，渐渐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写给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
战后兴起的小说家，现在都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写作时，根本就未曾期望给一般人作为消遣解闷之用，而只是希望能受到权威批评家的刮目相看，以建立自己在美国小说中的地位。
无论如何，他们的写作态度都很严肃，理想也十分高。他们都希望照着最高的文学标准，创造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们在所写的小说中极力避免涉及社会与政治等现实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现实问题是有时间性的，只有艺术才能永恒。他们不写过去，不写现在，一心一意的要达到“超时间性”的崇高理想。在小说中也不表达作者个人的意念，仅客观的写出书中人物的活动。所以，美国战后的小说虽然是当时美国生活的产物，却与当时的美国生活极少关联。对美国战后这一批青年作家，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新小说家”，其作品则称为“新小说”，以与“新批评”及“新诗”鼎足而三。
典型的“新小说家”最初都是大学学生。他们先在学校中选读小说写作的高级课程，然后根据书本上所学得的知识，再请人不时加以指引，自己就开始创作。同时兼任一个小说写作课程的讲师以求自养。写的小说如果能够出版，就可望获得提名为副教授，他们也就此正式从事教书生涯，至于练习阶段的作者，从来没有能够在大学中谋得教师职位的。
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新小说家，他的研究室中下自地板上至天花板都放满了书。
这位年轻的“新小说家”自己写小说时不必费时间实验各种写作技巧，因为书架上已经摆满了前辈作家们实验的心血结晶。他只要按图索骥，就取用不竭了。
在他的书中，是找不到一点政治意味的。有些新小说家甚至以对政治一窍不通为荣。
虽然新小说的外表与美国社会及生活离得很远，但我们仍能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间接说明了美国的社会。
我认为新小说家作品中真正的背景，是一种对世界上偶发事件的恐惧——与一般人对原子武器，极权政府，冷战，与各国对个人自由所加限制的特殊恐惧不同，而是对五个世纪以来世界进步，文明开展结果的惊慌失措。人类文明进步太快，他们自己都追不上；他们的技术知识比他们的道德判断力，自制力与单纯的仁慈心增加得快得多，以致他们的知识力量足以把整个人类毁灭。
年轻的男女小说家无非希望对人类略献棉薄。但是这种迹象多数不直接表现在小说中，原因是小说家认为“小说不应讨论产生感觉的观念”。另外也是因为不得已的谨慎。在动不动就要调查的今天，美国人都学会了慎于发表意见，特别是有违传统的意见。因为这种原因，今天的小说已经成为知识份子写给知识份子读的；书中人物即使不是知识份子，也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观念，新小说是一字不提的。
不过，今天的小说多少还表现一种主要可说是“对社会情势的反动”的思想。第一，现在的小说表现出作者逃避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甚至地方问题——有些南方作家是例外——而只讨论较易获得结论的个人问题。第二，现在的小说表现出作者相信，各国与各阶级自杀性的愚蠢行为是个人自私心的放大。在战争小说中，则表现出作者对单纯的个人善良行为是崇拜得很；这种思想在美国文学中是颇新的。也有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完全是美德的人格化。在另一方面，现在的新小说一致的不赞扬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不赞扬美国拯救世界的使命——
这总算还保留了一点艺术的纯洁——但他们却表现了对美国中等阶级道德的同情。也表现了在混乱的社会中。在善恶标准混杂不清的今天，他们对于永恒信心的寻求；最后，还表现出新小说对安全与秩序的热望——即使这安全与秩序是极目污浊的唯一净土，也是这些战后新小说家梦寐以求的。
（原载“美国文学现状”
杂志）
【本刊讯】法国著名电影导演乔治·萨杜尔在今年第一期“法兰西文学报”上以“这是法国电影景气的一年吗？”为题发表文章，论述法国电影业面临的危机和“共同市场”给电影业带来的威胁。
萨杜尔一开头便指出：“今天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国电影活不活得下去？’”接着他引证道，法国电影在国内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法国电影税收较任何国家为重，例如比美国要重三倍。
另一方面，由于比内之流的“节约”计划，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根据去年１１月２０日“快报”发表的数字，全国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在１９５８年下降了１０％，无怪乎电影院上座率下降了２０％至２５％，某些制片厂已经停工。
但上述的国内危机还不是最严重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几年来方从好莱坞竞争下透过一口气来的法国电影业，随着“共同市场协定”的生效，又将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波恩草拟的计划即将执行。
根据去年１１月２９日在比利时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透露，最近将要成立一个“欧洲电影委员会”，作为共同市场各国在电影方面的联络机构，它的宗旨将是“建立一个欧洲电影银行，以取现行各种电影援助制度而代之”。这就是说，要将共同市场各国的电影拨款集中使用，这种做法显然只对西德有利：因为现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电影援助法案”，唯独西德没有。
西德之所以可以沾到便宜，还不仅是由于原来没有“电影援助法案”。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德每年电影观众人数达八亿二千八百万人次，而法国只有四亿四千二百万人次。“共同市场”的电影基金是要按观众人数分配的，这样，法国便只能分得西德所得的一半。而影片的生产量也将按照观众数进行分配。这一点已激起法国电影界人士很大的不满。
萨杜尔在文章的结尾写道：“难道我们在１９６０年还将象在１９４０年一样，眼见西德电影联盟通过欧洲银行来控制法国电影的关键部门吗？”
【本刊讯】曾率领法国杂技团前来我国访问演出的法国剧作家、巴黎文学艺术社社长，乔治
·索利亚在我国访问期间对法国现代文学流派作了简略的分析。
索利亚认为，战后法国文学的主要流派是：
（１）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
（２）悲观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所谓“存在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让·保罗—萨特。他们主张反映现实，但认为现实是不能改变的，认为人是形而上学地、命定地要受社会控制。
（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用马列主义的光辉照耀法国的社会现实，通过全面而矛盾的典型性格来反映这个社会。
索利亚说，作家马赛尔·艾美是属于由（１）向（２）过渡的作家。他的近作“皓月当空”是所谓“现实边缘”之作，总算是进步的；其讽刺剧“蓝蝇”写于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接触了美国的社会问题，说明美国生活已经腐朽，使人失去了理智，但剧本还没有表现出美国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过着这种生活的美国人的疯狂性。
总的说来，它仍是一部悲观主义的作品。二十五年来，他的写作技巧一直是很好的，是法国现代最著名的“形式主义”作家；他在政治上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进步份子。
路易·阿拉贡是法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不仅是法共和左翼作家承认，即使右翼批评家也都承认。阿拉贡在小说中反映了法国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费解。
阿拉贡是二十世纪的雨果，大家非研究他不可。最近他写了“神圣的一周”一书，叙述了拿破仑返回法国的那一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社会现实，报界认为是杰作，但很难懂。
索利亚最后说，有一些进步作家最近迷了路，如罗杰·瓦扬最近写了“法律”一书，技巧虽不错，但思想有问题，我们希望这种迷途只是暂时的。
【路透社纽约讯】联合国３月３１日公布了一项报告说，职业妓女，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的，正面临到“飞女”追求侈华和求侣的竞争。
这报告中还提到，不应使娼妓“正规化”或允许她们在领取牌照的妓院中存在。又说，拘留并不能阻止她们再犯。
报告说，把卖淫业当作犯罪，事实上会妨碍妓女重新做人；在很多国家，责备妓女传布梅毒病已变得“有些过时”了。
联合国秘书处的这项报告，将在４月２７日向社会委员会提出讨论。报告说：“已经调查出，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洲，已出现了一般所谓‘飞女’。滥交男友已成为大多数这类女子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样可以享受侈华，或找到伴侣。……这种趋势就减少了对娼妓的需求。”
谈到梅毒病情况时，报告里说：“在许多地区，梅毒病的危险正威胁着青年们，多数是由于胡乱性交，少数是由于娼妓而来。”
小说成了仅供高级知识分子欣赏的东西，“新小说家”以对政治一窍不通为荣，尽力避开现实社会，去追求“超时间性”的、“永恒”的“艺术”，因为人们害怕受到政治迫害，都学会了慎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战后的美国小说与战前有显著不同。主要之点是小说与美国现实社会完全脱节，渐渐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写给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
战后兴起的小说家，现在都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写作时，根本就未曾期望给一般人作为消遣解闷之用，而只是希望能受到权威批评家的刮目相看，以建立自己在美国小说中的地位。
无论如何，他们的写作态度都很严肃，理想也十分高。他们都希望照着最高的文学标准，创造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们在所写的小说中极力避免涉及社会与政治等现实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现实问题是有时间性的，只有艺术才能永恒。他们不写过去，不写现在，一心一意的要达到“超时间性”的崇高理想。在小说中也不表达作者个人的意念，仅客观的写出书中人物的活动。所以，美国战后的小说虽然是当时美国生活的产物，却与当时的美国生活极少关联。对美国战后这一批青年作家，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新小说家”，其作品则称为“新小说”，以与“新批评”及“新诗”鼎足而三。
典型的“新小说家”最初都是大学学生。他们先在学校中选读小说写作的高级课程，然后根据书本上所学得的知识，再请人不时加以指引，自己就开始创作。同时兼任一个小说写作课程的讲师以求自养。写的小说如果能够出版，就可望获得提名为副教授，他们也就此正式从事教书生涯，至于练习阶段的作者，从来没有能够在大学中谋得教师职位的。
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新小说家，他的研究室中下自地板上至天花板都放满了书。
这位年轻的“新小说家”自己写小说时不必费时间实验各种写作技巧，因为书架上已经摆满了前辈作家们实验的心血结晶。他只要按图索骥，就取用不竭了。
在他的书中，是找不到一点政治意味的。有些新小说家甚至以对政治一窍不通为荣。
虽然新小说的外表与美国社会及生活离得很远，但我们仍能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间接说明了美国的社会。
我认为新小说家作品中真正的背景，是一种对世界上偶发事件的恐惧——与一般人对原子武器，极权政府，冷战，与各国对个人自由所加限制的特殊恐惧不同，而是对五个世纪以来世界进步，文明开展结果的惊慌失措。人类文明进步太快，他们自己都追不上；他们的技术知识比他们的道德判断力，自制力与单纯的仁慈心增加得快得多，以致他们的知识力量足以把整个人类毁灭。
年轻的男女小说家无非希望对人类略献棉薄。但是这种迹象多数不直接表现在小说中，原因是小说家认为“小说不应讨论产生感觉的观念”。另外也是因为不得已的谨慎。在动不动就要调查的今天，美国人都学会了慎于发表意见，特别是有违传统的意见。因为这种原因，今天的小说已经成为知识份子写给知识份子读的；书中人物即使不是知识份子，也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观念，新小说是一字不提的。
不过，今天的小说多少还表现一种主要可说是“对社会情势的反动”的思想。第一，现在的小说表现出作者逃避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甚至地方问题——有些南方作家是例外——而只讨论较易获得结论的个人问题。第二，现在的小说表现出作者相信，各国与各阶级自杀性的愚蠢行为是个人自私心的放大。在战争小说中，则表现出作者对单纯的个人善良行为是崇拜得很；这种思想在美国文学中是颇新的。也有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完全是美德的人格化。在另一方面，现在的新小说一致的不赞扬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不赞扬美国拯救世界的使命——
这总算还保留了一点艺术的纯洁——但他们却表现了对美国中等阶级道德的同情。也表现了在混乱的社会中。在善恶标准混杂不清的今天，他们对于永恒信心的寻求；最后，还表现出新小说对安全与秩序的热望——即使这安全与秩序是极目污浊的唯一净土，也是这些战后新小说家梦寐以求的。
（原载“美国文学现状”
杂志）
【本刊讯】法国著名电影导演乔治·萨杜尔在今年第一期“法兰西文学报”上以“这是法国电影景气的一年吗？”为题发表文章，论述法国电影业面临的危机和“共同市场”给电影业带来的威胁。
萨杜尔一开头便指出：“今天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国电影活不活得下去？’”接着他引证道，法国电影在国内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法国电影税收较任何国家为重，例如比美国要重三倍。
另一方面，由于比内之流的“节约”计划，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根据去年１１月２０日“快报”发表的数字，全国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在１９５８年下降了１０％，无怪乎电影院上座率下降了２０％至２５％，某些制片厂已经停工。
但上述的国内危机还不是最严重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几年来方从好莱坞竞争下透过一口气来的法国电影业，随着“共同市场协定”的生效，又将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波恩草拟的计划即将执行。
根据去年１１月２９日在比利时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透露，最近将要成立一个“欧洲电影委员会”，作为共同市场各国在电影方面的联络机构，它的宗旨将是“建立一个欧洲电影银行，以取现行各种电影援助制度而代之”。这就是说，要将共同市场各国的电影拨款集中使用，这种做法显然只对西德有利：因为现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电影援助法案”，唯独西德没有。
西德之所以可以沾到便宜，还不仅是由于原来没有“电影援助法案”。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德每年电影观众人数达八亿二千八百万人次，而法国只有四亿四千二百万人次。“共同市场”的电影基金是要按观众人数分配的，这样，法国便只能分得西德所得的一半。而影片的生产量也将按照观众数进行分配。这一点已激起法国电影界人士很大的不满。
萨杜尔在文章的结尾写道：“难道我们在１９６０年还将象在１９４０年一样，眼见西德电影联盟通过欧洲银行来控制法国电影的关键部门吗？”
【美联社华沙３月２７日讯】千百万波兰人度耶稣受难节，挤满了所有的天主教堂。
华沙九大教堂都挤得满满的，排了许多长龙，到耶稣像前献鲜花。在最大的圣十字大教堂，有一幅五十尺高耶稣头像。
【本刊讯】据“众人周刊”报道：英国人的烟瘾，颇有越来越重之势。去年一年，他们在吞云吐雾中，花去了九亿七千九百万镑。
他们一年抽掉二亿一千五百万磅的卷烟，三千四百万磅烟丝。在１９１４年欧洲大战期间，卷烟的销量激增，１９２０年的卷烟销量已达八千万磅，远远地超过了烟丝的销量，成了一枝独秀的现象。
现在，英国的成年妇女平均每人每年吸卷烟三磅。据官方报载：四十年前妇女们是几乎没有人吸烟的，有之，也是为数不多，简直不成一个数字。但是现在，她们也居然上瘾了！
英国男人现在每年的平均吸烟量，是每人八磅，每磅卷烟是四五五枝计。
【本刊讯】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巴黎的一位名叫彭若拉依克的医生，在近十年内治疗过七十位抽象派画家。３月初旬在“艺术”周刊上撰文表示怀疑抽象派画家全是疯子。他说：“他们不但有病，而且越是‘抽象’得厉害的，病越重。”他将抽象派画家分为二类，第一类占绝大多数，他称之为“装腔作势”型，这类画家，只为了要附庸风雅，或者想偷懒走捷径，受了发财赚大钱的诱惑，甚至因为根本就没有艺术天才而沦为抽象派画家；彭大夫发现他们很少神经不健全。另一类，约占全部三分之一，对抽象派真虔得有些狂热，他们心身均具病征。
彭大夫说，最明显的是由神经紧张相伴而生的忡怔不宁症，包括无理性的恐怖、慢性神经错乱或早发性的痴呆症。同时，他发现他们患局部发痒的毛病。彭大夫将之归因于情绪基因的过敏反应。
更可惊的是，在彭大夫的许多患者病历表中，那些血压愈高，愈倾向抽象主义。
彭大夫之所以有这么些个抽象派画家来找他看病，如其说因了巴黎的抽象画家多得车载斗量，勿宁说因为他的太太也从事画画的关系。
将抽象主义与情绪错乱等量齐观的，不只彭大夫一个人。“艺术”周刊引了巴黎另一位医师的话道：“抽象艺术的创作过程，乃是著名的洛氏测验的反逆作用”又有一位医师也说：“抽象派的作品，乃其心理骚乱的另一形式的呈现，也就是这些画家把他们心中的痛苦，挂在墙上。”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２日电】今天在这里的一个音乐厅前面蜂拥着观看喇叭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南斯拉夫少年，在一队强有力的警察的弹压下才勉强维持住秩序。阿姆斯特朗是战后第一个访问这个共产党国家的美国爵士音乐演奏家。
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六人爵士乐队）的音乐会的票子尽管价格高达一千八百第纳尔（约合二英镑二先令十便士）——南斯拉夫音乐会的票价过去从没有这样高过——
但是在三星期前就卖完了。
在开始买票前八小时到三十小时，人们就排了队，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没有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