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密执安州安阿布尔３月１３日讯】一位美国政治地理学专家在这里建议，允许共产党中国自由贸易可能是使那个国家不那末依赖苏联的一个好方法。
他还说，中共确实存在着，而且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是美国正视这一事实的时候了。这个意见是纽约西拉克斯大学教授克里赛在访问这里的密执安大学的时候提出来的。
他所强调的各点如下：
一、自由贸易可能使北平和莫斯科疏远。
二、尽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采取反对承认中国的态度，最后是一定要承认中国的。杜勒斯说，在朝鲜战争之后没有签订条约，美国不能在同一个国家交战的同时又承认它。
三、也许台湾可以在美国的托管下，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四、共产党中国尽管通货膨胀，但是在物质方面有惊人的进展，在几年中，就可能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
这位教授说，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做法使得它的海外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危害。他说，美国应该向北平说：“我们并不爱你，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你”，从而表明美国准备进行交易。
【合众国际社东京３月１９日讯】共产党中国今天在大规模地开展一个新的“脏手”（指在劳动中手会弄脏——编者注）运动。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工厂经理，甚至红军将官们都下放到基层，在田地里和工厂里劳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要克服官僚架子和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视。
北平的宣传机构几乎每天都发表消息，谈到又有好些批公务人员离开了他们舒适的伏案工作去拿一会儿锄头或压气钻空机。
比如，在本星期，就有７０００名公务员离开了北平去这个国家的公社和矿井，用北平电台的话说，“通过体力劳动来锻炼他们自己”。华中武钢的四十名高级负责人离开了他们的办公桌，去了车间和建筑工地。
数以百计的人民解放军军官和上校暂时降级为小兵，开始在士兵队伍里服一个月或更多时间的兵役。
最近一期的“红旗”杂志的社论号召进行这次运动。它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红旗”继续说，干部下放到农村中，成为一个普通的公社社员，下放到工厂中，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必须和其他社员、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去年，成千上万的干部下放了。有的在经过一两个月的“锻炼”以后就被调回来工作，但是有的人却在内地烦恼地度过了一年之久。据“红旗”说，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同群众接触”，“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发动这次运动是由于共产党人担心：由于他们现在的地位日益巩固，离游击战和不安定生活的日子越来越远，官僚作风和不爱劳动的情绪会影响政府。共产党人已经遇到过这个困难。“红旗”说，“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官员们接近群众。”
目前这个运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消除官员们的他们要比任何人高一等的看法。“红旗”在社论中极为痛苦地提醒干部们（他们显然已经忘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尽管人们在职务上的分工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贵贱之分。”
杜勒斯唱独脚戏的作风，使美国的职业大使们对他大为不满。他们说，他们只是给雇用来办零碎琐事的。其中一个抱怨说：“一到了要办点任何一件比发美援更重要的事，杜勒斯便放心不下，他会带着太太亲自飞来或派特使来处理。”他已上过月球？
杜勒斯出任国务卿，六年以来，他和他太太已飞行了五十万里，这是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两倍。他这样飞来飞去，使得美国的外交工作一直保持在紧张状态中。一个驻某国的美国代办说：“如果你能在二十四小时前获得他要到达的通知。已经是很幸运了。”
另一个国务院官员说，对于杜勒斯来说，“坐飞机已经不止是一件方便事情，而是一种诱惑。”
前些时候，杜勒斯和他太太从马尼拉飞回华盛顿，发现有一批电报正在等着他拆阅，这些电报使他决定要到波恩去。几小时后，他留下了他的疲惫不堪的太太和秘书，带了另一批顾问，另一名秘书和一套干净的尼龙底衫裤，又上飞机走了。
他的专机是一架有四具引擎的巨型“星座”机。他在机上照例先换上运动恤衫和一条宽裤管的裤子，他换上一对毡拖鞋，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喝鸡尾酒的时间，他又在飞机的休息室里安安逸逸地吃东西了。满天飞的外交
晚饭后，他一面吃花生（他喜欢吃花生），一面看电报。到九点钟，他便在飞机尾部那舒适的卧室里睡去。次晨他听了驾驶员关于地面气温的报告，换上一套适当的衣服。飞机着陆，他下飞机时，精神已经完全恢复，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一个曾经许多次陪同杜勒斯飞行的人说：“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喜欢打高尔夫球，杜勒斯就喜欢满天飞。”他又说：“杜勒斯坐飞机，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可以毫不紧张地休息。飞行对于他个人的外交事业是有帮助的。最近我曾听见他对喷气客机表示不满，说这种高速度的飞机将减少他的思考时间。”
杜勒斯醉心于个人外交，不管对他的敌人发生了什么效果，但却经常为难了他的朋友。自认是边缘圣手
他认为个人外交是“走向战争边缘和如何避开它的艺术”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他有一个基本信念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中，只有他才有这种本事，而且他苦练了一辈子的边缘艺术，因此他有权利来表演一番。
的确，他是受过充分训练的。他的祖父约翰·福斯特和他的叔父罗拔·蓝辛都当过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是美国内战时期一名勇将。当年他曾给年轻的杜勒斯很大的影响。杜勒斯蓄起长胡子摆出一副知识渊博的神气，当别的青年醉心于美国西部牛仔和印第安人故事时，年轻的杜勒斯却给他祖父所告诉他的外交上的阴谋活动故事迷住了。
介绍杜勒斯到著名的“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楼工作的就是他的祖父。杜勒斯在那里为许多国家调解争端，促成借款，草拟宪法。奎宁丸吃得太多
他在未入这律师楼工作之前，曾在华盛顿大学读法律。这个课程要三年读完，但是他只花了两年便读完了，而且他的分数之高也是破纪录的。当他的朋友向他问起这件事，他只是说：“我有考试及格的妙诀。”
他做事极有自信心，但是，这种信心有时却给他带来麻烦。当他结婚时（二十四岁），他病倒了，患的是疟疾，但是他有信心地对医生和新闻记者说，他要依照预定计划度蜜月。
他回来后，他的疟疾已经痊愈。但是他的左眼却不时抽动。这是因为他服过多的奎宁丸。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１月５日发表了该报记者阿贝格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仿造一切”。全文如下：
有一个外国人，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的展览会上看到了一辆中国仿制的默塞德斯式汽车，车上不乏默塞德斯的特点。承认仿制的那个中国人，受到了官方的叱责。然而，游历中国的人更加寻常地遇到这样的事，工长和工程师竟天真地宣称，他们的产品比同时展出的放在左右边的英国或日本的展览品要好的多。就连官方也认为，某些产品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例如数十年来为许多国家所运用的绳索牵引机大概是１９５８年４月中国发明的吧！
只要中国人能够做到，他们就仿造一切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他们特别仿造的是那些他们希望大量生产的东西。德国的迪塞尔发动机、瑞士的钟表、英国的汽车、拖拉机和自行车，以及其它许多东西都被拙劣地或成功地为中国所仿制。某些仿造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向东南亚市场抛售。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产品——恐怕还有其它东方集团国家的产品——中国人也不请求允许，就加以仿造。在某些情况下，捷克人对此非常不满。
中国人的厚颜无耻也胜过于以往的日本人。日本的私人企业曾仿造过，今天还有人试图这样做。但是，在中国是国家要求仿制。在日本不久就成立了正式办公的专利局。但是北京却不或者说自以为不受专利权保护的约束。如果：中国人突然不再订购过去一直从外国进口的机器和其它产品的话，西方的工商界人士有时感到非常惊异。原因是很显然的。中国人欢迎外国的工业展览会，到不是为了大量订购，而是为了学习和摹仿。如果他们喜爱让别人领着在德国、瑞士、英国和法国的工厂中四处乱窜，或对于产品提出详细的问题，那么他们的脑子里这时也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前几年某些西方工业企业不再给来访的日本人看真东西，或者不让他们摄影。这个经验，在和中国人做买卖的时候，不消说是更不应该忘记的。
【本刊讯】据香港“大公报”２月２３日报道：由日本民艺、俳优座、文学座三大话剧团联合演出的“关汉卿”从１月９日开始在大阪演出以来，就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尽管这个话剧的翻译和导演未能彻底地表现出原作的思想性以及主角的性格和艺术形象，也赢得了观众对主角关汉卿和朱廉秀的向往和热爱。
有的观众向剧团负责人表示说：“我愿意象关汉卿那样的活下去”。这说明日本现代的处境和关汉卿生活着的时代有着共通点：受着异族的压迫和统治。正象日本“赤旗报”在它的剧评中所说的：“这个剧虽然是在解放后的中国创作演出的，但是在现代的日本可以看到象舞台上登场的人物，所以不能单纯的看作是解放后的中国作品。”日本观众在“关汉卿”舞台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尝到自己所体验的苦处，所以日本观众热烈欢迎“关汉卿”不是偶然的。
三剧团过去三次的联合演出，最多不过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公演，有时甚至不离东京，只在小剧场演出；而这次却不同了，除在东京、大阪、名古屋演出外，并且到了京都、神户、和歌山、静冈等地，公演时间也比过去长。直接到剧场的观众有七万多，如果加上日本广播协会的实况广播和电视广播，那么观众就要以千万来计算了。所以近来在电车里、街头上、茶馆里、时常可以听到日本群众谈论“关汉卿”的话题。
到剧场直接看演出的观众，包括各阶层的男女老少，范围比演任何外国话剧时都广。主要的原因，由于话剧“关汉卿”所表达的内容平易近人，人物的舞台形象没有勉强做作的地方。
“纽约时报”３月９日转载了印度“思想”周刊诬蔑我人民公社的反动漫画，并加了个题目： “印度对公社制度的一个评论”。
房屋大门上面的字是：“国家奴隶食堂”，士兵坐着的牌子上写着：“为了国家的光荣再去工作”。
【合众国际社东京３月１９日讯】共产党中国今天在大规模地开展一个新的“脏手”（指在劳动中手会弄脏——编者注）运动。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工厂经理，甚至红军将官们都下放到基层，在田地里和工厂里劳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要克服官僚架子和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视。
北平的宣传机构几乎每天都发表消息，谈到又有好些批公务人员离开了他们舒适的伏案工作去拿一会儿锄头或压气钻空机。
比如，在本星期，就有７０００名公务员离开了北平去这个国家的公社和矿井，用北平电台的话说，“通过体力劳动来锻炼他们自己”。华中武钢的四十名高级负责人离开了他们的办公桌，去了车间和建筑工地。
数以百计的人民解放军军官和上校暂时降级为小兵，开始在士兵队伍里服一个月或更多时间的兵役。
最近一期的“红旗”杂志的社论号召进行这次运动。它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部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红旗”继续说，干部下放到农村中，成为一个普通的公社社员，下放到工厂中，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们“必须和其他社员、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去年，成千上万的干部下放了。有的在经过一两个月的“锻炼”以后就被调回来工作，但是有的人却在内地烦恼地度过了一年之久。据“红旗”说，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同群众接触”，“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发动这次运动是由于共产党人担心：由于他们现在的地位日益巩固，离游击战和不安定生活的日子越来越远，官僚作风和不爱劳动的情绪会影响政府。共产党人已经遇到过这个困难。“红旗”说，“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官员们接近群众。”
目前这个运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消除官员们的他们要比任何人高一等的看法。“红旗”在社论中极为痛苦地提醒干部们（他们显然已经忘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尽管人们在职务上的分工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贵贱之分。”
【美联社密执安州安阿布尔３月１３日讯】一位美国政治地理学专家在这里建议，允许共产党中国自由贸易可能是使那个国家不那末依赖苏联的一个好方法。
他还说，中共确实存在着，而且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是美国正视这一事实的时候了。这个意见是纽约西拉克斯大学教授克里赛在访问这里的密执安大学的时候提出来的。
他所强调的各点如下：
一、自由贸易可能使北平和莫斯科疏远。
二、尽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采取反对承认中国的态度，最后是一定要承认中国的。杜勒斯说，在朝鲜战争之后没有签订条约，美国不能在同一个国家交战的同时又承认它。
三、也许台湾可以在美国的托管下，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
四、共产党中国尽管通货膨胀，但是在物质方面有惊人的进展，在几年中，就可能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
这位教授说，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做法使得它的海外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危害。他说，美国应该向北平说：“我们并不爱你，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你”，从而表明美国准备进行交易。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１月５日发表了该报记者阿贝格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仿造一切”。全文如下：
有一个外国人，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的展览会上看到了一辆中国仿制的默塞德斯式汽车，车上不乏默塞德斯的特点。承认仿制的那个中国人，受到了官方的叱责。然而，游历中国的人更加寻常地遇到这样的事，工长和工程师竟天真地宣称，他们的产品比同时展出的放在左右边的英国或日本的展览品要好的多。就连官方也认为，某些产品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例如数十年来为许多国家所运用的绳索牵引机大概是１９５８年４月中国发明的吧！
只要中国人能够做到，他们就仿造一切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他们特别仿造的是那些他们希望大量生产的东西。德国的迪塞尔发动机、瑞士的钟表、英国的汽车、拖拉机和自行车，以及其它许多东西都被拙劣地或成功地为中国所仿制。某些仿造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向东南亚市场抛售。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产品——恐怕还有其它东方集团国家的产品——中国人也不请求允许，就加以仿造。在某些情况下，捷克人对此非常不满。
中国人的厚颜无耻也胜过于以往的日本人。日本的私人企业曾仿造过，今天还有人试图这样做。但是，在中国是国家要求仿制。在日本不久就成立了正式办公的专利局。但是北京却不或者说自以为不受专利权保护的约束。如果：中国人突然不再订购过去一直从外国进口的机器和其它产品的话，西方的工商界人士有时感到非常惊异。原因是很显然的。中国人欢迎外国的工业展览会，到不是为了大量订购，而是为了学习和摹仿。如果他们喜爱让别人领着在德国、瑞士、英国和法国的工厂中四处乱窜，或对于产品提出详细的问题，那么他们的脑子里这时也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前几年某些西方工业企业不再给来访的日本人看真东西，或者不让他们摄影。这个经验，在和中国人做买卖的时候，不消说是更不应该忘记的。
“纽约时报”３月９日转载了印度“思想”周刊诬蔑我人民公社的反动漫画，并加了个题目： “印度对公社制度的一个评论”。
房屋大门上面的字是：“国家奴隶食堂”，士兵坐着的牌子上写着：“为了国家的光荣再去工作”。
【本刊讯】据香港“大公报”２月２３日报道：由日本民艺、俳优座、文学座三大话剧团联合演出的“关汉卿”从１月９日开始在大阪演出以来，就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尽管这个话剧的翻译和导演未能彻底地表现出原作的思想性以及主角的性格和艺术形象，也赢得了观众对主角关汉卿和朱廉秀的向往和热爱。
有的观众向剧团负责人表示说：“我愿意象关汉卿那样的活下去”。这说明日本现代的处境和关汉卿生活着的时代有着共通点：受着异族的压迫和统治。正象日本“赤旗报”在它的剧评中所说的：“这个剧虽然是在解放后的中国创作演出的，但是在现代的日本可以看到象舞台上登场的人物，所以不能单纯的看作是解放后的中国作品。”日本观众在“关汉卿”舞台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尝到自己所体验的苦处，所以日本观众热烈欢迎“关汉卿”不是偶然的。
三剧团过去三次的联合演出，最多不过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公演，有时甚至不离东京，只在小剧场演出；而这次却不同了，除在东京、大阪、名古屋演出外，并且到了京都、神户、和歌山、静冈等地，公演时间也比过去长。直接到剧场的观众有七万多，如果加上日本广播协会的实况广播和电视广播，那么观众就要以千万来计算了。所以近来在电车里、街头上、茶馆里、时常可以听到日本群众谈论“关汉卿”的话题。
到剧场直接看演出的观众，包括各阶层的男女老少，范围比演任何外国话剧时都广。主要的原因，由于话剧“关汉卿”所表达的内容平易近人，人物的舞台形象没有勉强做作的地方。
杜勒斯唱独脚戏的作风，使美国的职业大使们对他大为不满。他们说，他们只是给雇用来办零碎琐事的。其中一个抱怨说：“一到了要办点任何一件比发美援更重要的事，杜勒斯便放心不下，他会带着太太亲自飞来或派特使来处理。”他已上过月球？
杜勒斯出任国务卿，六年以来，他和他太太已飞行了五十万里，这是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两倍。他这样飞来飞去，使得美国的外交工作一直保持在紧张状态中。一个驻某国的美国代办说：“如果你能在二十四小时前获得他要到达的通知。已经是很幸运了。”
另一个国务院官员说，对于杜勒斯来说，“坐飞机已经不止是一件方便事情，而是一种诱惑。”
前些时候，杜勒斯和他太太从马尼拉飞回华盛顿，发现有一批电报正在等着他拆阅，这些电报使他决定要到波恩去。几小时后，他留下了他的疲惫不堪的太太和秘书，带了另一批顾问，另一名秘书和一套干净的尼龙底衫裤，又上飞机走了。
他的专机是一架有四具引擎的巨型“星座”机。他在机上照例先换上运动恤衫和一条宽裤管的裤子，他换上一对毡拖鞋，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喝鸡尾酒的时间，他又在飞机的休息室里安安逸逸地吃东西了。满天飞的外交
晚饭后，他一面吃花生（他喜欢吃花生），一面看电报。到九点钟，他便在飞机尾部那舒适的卧室里睡去。次晨他听了驾驶员关于地面气温的报告，换上一套适当的衣服。飞机着陆，他下飞机时，精神已经完全恢复，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一个曾经许多次陪同杜勒斯飞行的人说：“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喜欢打高尔夫球，杜勒斯就喜欢满天飞。”他又说：“杜勒斯坐飞机，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可以毫不紧张地休息。飞行对于他个人的外交事业是有帮助的。最近我曾听见他对喷气客机表示不满，说这种高速度的飞机将减少他的思考时间。”
杜勒斯醉心于个人外交，不管对他的敌人发生了什么效果，但却经常为难了他的朋友。自认是边缘圣手
他认为个人外交是“走向战争边缘和如何避开它的艺术”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他有一个基本信念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中，只有他才有这种本事，而且他苦练了一辈子的边缘艺术，因此他有权利来表演一番。
的确，他是受过充分训练的。他的祖父约翰·福斯特和他的叔父罗拔·蓝辛都当过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是美国内战时期一名勇将。当年他曾给年轻的杜勒斯很大的影响。杜勒斯蓄起长胡子摆出一副知识渊博的神气，当别的青年醉心于美国西部牛仔和印第安人故事时，年轻的杜勒斯却给他祖父所告诉他的外交上的阴谋活动故事迷住了。
介绍杜勒斯到著名的“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楼工作的就是他的祖父。杜勒斯在那里为许多国家调解争端，促成借款，草拟宪法。奎宁丸吃得太多
他在未入这律师楼工作之前，曾在华盛顿大学读法律。这个课程要三年读完，但是他只花了两年便读完了，而且他的分数之高也是破纪录的。当他的朋友向他问起这件事，他只是说：“我有考试及格的妙诀。”
他做事极有自信心，但是，这种信心有时却给他带来麻烦。当他结婚时（二十四岁），他病倒了，患的是疟疾，但是他有信心地对医生和新闻记者说，他要依照预定计划度蜜月。
他回来后，他的疟疾已经痊愈。但是他的左眼却不时抽动。这是因为他服过多的奎宁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