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２月２４日刊载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正在加紧对中国的研究。摘要刊载如下：“朝日新闻”编者按：直到现在为止，美国最不喜欢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去年中国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后，美国对她的感情似乎更加恶化了。不过把这种恶化的感情看作是美国人民的中国观，也恐怕不十分妥当。目前，美国大学的许多学者正在冷静地研究中国。据了解，无论研究时间的长短，他们都逐步在获得一定的成绩。这里我们请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介绍一下美国学者不受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坚决保卫学术的公正的情况。战争使中国问题
学者大量涌现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比欧洲国家迟了一个世纪。因此在战前，美国除了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稍有传统性的特点之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引人注意之处。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飞跃的发展。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动员了许多大学和研究所培养了一批训练很彻底的语文军官，他们被派到各有关地区工作。战后，大部分人仍回到大学继续从事有关国家的研究。目前在美国站在研究中国问题最前线的人们，如哈佛大学副教授施瓦茨等人都是语文军官出身的学者。坂野说，他们最大的长处是可以毫不困难地阅读中文书籍。开展地区研究
语文军官不单在语文方面受到训练，他们作为执行占领政策的行政官员，对各地区也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并获得了很大成就。在这样一种刺激下，战后美国对世界各地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开展。因此，对中国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变化。战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主力是语文学者和历史学者，而战后，由于受了地区研究的影响，有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陆续从事研究中国。当然，研究中国问题的主力仍是历史学者。现在，美国对中国问题正在进行有计划的综合性研究。如哈佛大学的“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计划”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
此外，现在美国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很盛行，斯丹福大学内也组成了以雷特副教授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史共同研究小组。
总的看来，美国正在集中精力研究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自然，这也就是美国学术界的传统。但是，以思想史学家施瓦茨的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抬头”一书为例，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比重却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从这一点来分析，上述现象很难说成仅仅是由于传统。石川忠雄指出：“这是由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失败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出现而产生的现象。这些事实，使美国知识阶层深感有必要从根本问题着手研究中国。他们感到有必要重新分析共产主义中国所以出现的历史根据，并试图对她的未来作一个展望，以便从根本上重新制订美国对华政策。”
【新华社新德里航讯】“印度时报”１月２３日刊登了一篇评论，题为“两条腿走路”，文章说：
中国和苏联发展计划的主要不同点是，在中国，没有因为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或者农业，中央集权没有使不同地区丧失主动性。这部分是因为中国乡村的剩余人口太多了，不可能都被没收到大规模的工业中去，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领袖们知道，苏联在集体化开始的几年在农业上所遭到的那种严重倒退能够破坏所有的发展计划。
中国发展的新的指导原则体现在这句口号当中：“两条腿走路”。事实上，这不是意味着两条腿走路，而是十条腿走路。这将是艰巨的。
【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３月１２日在“世界强国首都”专栏发表安东尼·勒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那里的许多家庭正在进行共产主义训练”，摘要如下：
今天，北京不仅是一个强国首都，而且是一座发电厂。它的外貌像大多数共产党国家的城市一样，平淡无奇。灯光是节省的。街上的人们一律穿蓝棉袄。但是，在骨子里，北京却以精力充沛和意识到拥有尚未解放和无限的力量的节拍跳动着。加鞭
中国去年的口号是“大跃进的一年”。在一年以前，口号是“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现在大概可以在１９６５年以前超过英国的产量。
这座发电厂也是一块磁石，吸引散布在南亚各地的一千三百万华侨。他们祖国的发展使他们感到惊讶，其中有许多都充当共产党政权的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代理人。
毛泽东主席不仅使亚洲而且使共产党世界上的遥远地区如波兰和南斯拉夫也感到他的影响。今天他是无可非议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他也是极其了不起的人材：诗人、军人、无情的政治家。纪律
他的生平充满了传奇：长征、横渡长江、把土地分给人民、以及他拥有军事天才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就是上述一切的基础。
他和他的同事在征服中国以后，正在把中国组织起来，他们断定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加以组织和纪律化，这是新中国给人影响最深和最不寒而栗的特点。
如果下令举行反对西方示威的话，五十万人就会在英国使馆门前经过。如果下令展开捉麻雀运动，北京的所有屋顶和树上立即会成为漆黑的一片，因为充满了打麻雀的男女和儿童。如果下令展开炼钢运动，机关工作人员就会建成小型炼钢场，在晚上炼钢。仇敌
在口号和标语中，到处可以看到反西方情绪是如何强烈。中国人被告知：“每一把米就是抵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子弹。”美国是第一号仇敌，这一部分是由于它支持蒋介石，一部分只是由于它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是第二号仇敌。
北京已经宣布，它在柏林问题上支援苏联，但是这个问题太遥远了，不能使群众引起很大的兴趣。但是，殖民地的暴动、例如目前尼亚萨兰的骚乱却成了尖刻的文章和漫画的有利题材。信念中国今天主要关心的事是它本身的发展。它正在进行锻炼，正如新近从北京回来的桑尼克罗夫特对我说：“普通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得到一碗饭和一个政府，虽然这两件事都不算圆满，但是总算是一些东西。尽管我们不赞成这种制度，西方必须问自己：如果这种试验失败了，情况将如何？”
但是西方还必须记住，北京的主子在忠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方面从未退却寸步。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政治力量是依靠枪炮成长的。”或者正如列宁在很早以前说的：“通往伦敦和巴黎的道路经过亚洲”。
【法新社巴黎２日电】“纽约时报”“外国事物”专栏作家苏兹贝格今天在向巴黎美国人俱乐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道，美国在外交上承认其他国家的政策“是极其愚蠢的”。
苏兹贝格说，因为美国不喜欢共产党中国的政府而不承认共产党中国，这是荒唐的。他问道，“难道我们喜欢苏联或者匈牙利的程度要大些吗？”
这位美国新闻记者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国外交政策有什么毛病”。他说，“我们承认在二十年前就不再是独立国家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但是我们并不承认阿尔巴尼亚和蒙古。我们拒绝承认梵蒂冈，虽然它和像日本等许多非基督教的国家维持着关系。我们必须正视事实，奉行老老实实的政策，消除厌恶的看法。依靠其他国家的大使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最重要敌人之一——共产党中国——情况，那是没有理由的。
苏兹贝格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积极的成功的方面，像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联盟，但是它“也有许多消极的方面”。
在这些消极的方面中间，他列举了这样一些“自欺欺人和虚假口号的倾向，在遏制和解放的政策中间游移不定、建立小国没有能力支持的军事机器、帮助扶植那些转而反对我们的独裁者，在国外鼓吹民主，但是让我们自己的有色公民得到民主方面却蹒跚不前，最后是没有作出长期的计划”。
【本刊讯】据印度尼西亚报纸３月下旬报道，安塔拉通讯社（印尼官方通讯社——编者）总编辑查沃多访问我国归国后写了几篇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查沃多首先谈到了访问新滘公社的情况。他说，他在听了社主任关于农民过去如何受地主压迫和现在公社的民主选举生活后，感到受了一次“具体的教育”。接着他就谈到了他们一行人访问中国前存在的疑问和在中国的观察。下面是他的报道的摘要：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什么？其工作方法是怎样的？
我到香港时，曾遇到一位菲律宾记者，他和我们谈到了中国人的工作方法。他说，我仇视自由主义，但我也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在今天世界发展的局势下，我们怎能和中国比？我们输入恰恰恰舞，而他们是炼钢。
在我们回国几天以后，正巧我遇到我们一个有名望的领导人。他问我们的一个同事：你赞同中国人的工作方法吗？那位同志回答：赞同。他又说：人家会说你是共产党人。那同志又答：我同意的是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努力工作。难道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努力工作？我们的领导人又开口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和我的看法是一致。
下面有关人民公社的简短报告，我必须汇报，中国人民是在努力工作。农业中国有六亿人口，过去由于封建制度，他们经常遭受饥饿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但现在他们再也不会因缺乏耕地而担心人口过剩。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失业问题，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成为问题。他们目前反而感到劳动力不足。他们采用合理密植的耕作方法，耕地不是少了，反而多了。干如此繁重劳动是否可能？
西方一个外交家跟我说：中国“跃进”得太快了。他怀疑，如此繁重的劳动能长期进行。他说：最多十年。他的观点是：这一代不应该为下一代的利益而进行过份繁重的劳动。
另一位同事插嘴说：不对。假如这一代耗费了所有的财富而遗留给他们的子孙繁重的负担，这是罪过。免费供应
我们访问公社的公共食堂，看见母亲们抱着小孩吃饭。人人可随意盛饭。他们说，妇女在经济上可不依赖她们的丈夫和父母，而且可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妇女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是否能消灭社会上的娼妓，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进行调查。家庭关系
回到香港时，一位记者代表首先向我提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访问中国的家庭？由于妇女下地干活，是否破坏了家庭关系？我除了把中国人谈的加以说明外，很难答复这些问题。
他们说，中国的确已摧毁封建性质的家长制。在中国，人们建立了民主和睦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少见的。小孩免费上学
我们所访问的公社，１９５８年劳动者和他们的子女每年免费领取两件衣服；但今年他们领钱去买服装，以便每人可随心所欲的选择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值得提一提，我１９５４年访问中国时，看到广州的人民一般来说是穿黑色和质量差的服装，甚至广州市市长身穿染过蓝靛的白布。但现在我们看到人们穿各种颜色和样式的服装。他们有些还穿高价料子的服装。不是“兵营”
“民兵”的意义是什么？公社的组织形式怎样？
他们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值得提的是在公社的范围内“军队”的意义，即所指的“民兵”。劳动人民认识到假如自己武装起来，他们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
【本刊讯】据印度尼西亚报纸３月下旬报道，安塔拉通讯社（印尼官方通讯社——编者）总编辑查沃多访问我国归国后写了几篇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查沃多首先谈到了访问新滘公社的情况。他说，他在听了社主任关于农民过去如何受地主压迫和现在公社的民主选举生活后，感到受了一次“具体的教育”。接着他就谈到了他们一行人访问中国前存在的疑问和在中国的观察。下面是他的报道的摘要：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什么？其工作方法是怎样的？
我到香港时，曾遇到一位菲律宾记者，他和我们谈到了中国人的工作方法。他说，我仇视自由主义，但我也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在今天世界发展的局势下，我们怎能和中国比？我们输入恰恰恰舞，而他们是炼钢。
在我们回国几天以后，正巧我遇到我们一个有名望的领导人。他问我们的一个同事：你赞同中国人的工作方法吗？那位同志回答：赞同。他又说：人家会说你是共产党人。那同志又答：我同意的是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努力工作。难道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努力工作？我们的领导人又开口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和我的看法是一致。
下面有关人民公社的简短报告，我必须汇报，中国人民是在努力工作。农业中国有六亿人口，过去由于封建制度，他们经常遭受饥饿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但现在他们再也不会因缺乏耕地而担心人口过剩。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失业问题，对中国来说已不再成为问题。他们目前反而感到劳动力不足。他们采用合理密植的耕作方法，耕地不是少了，反而多了。干如此繁重劳动是否可能？
西方一个外交家跟我说：中国“跃进”得太快了。他怀疑，如此繁重的劳动能长期进行。他说：最多十年。他的观点是：这一代不应该为下一代的利益而进行过份繁重的劳动。
另一位同事插嘴说：不对。假如这一代耗费了所有的财富而遗留给他们的子孙繁重的负担，这是罪过。免费供应
我们访问公社的公共食堂，看见母亲们抱着小孩吃饭。人人可随意盛饭。他们说，妇女在经济上可不依赖她们的丈夫和父母，而且可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妇女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是否能消灭社会上的娼妓，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进行调查。家庭关系
回到香港时，一位记者代表首先向我提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访问中国的家庭？由于妇女下地干活，是否破坏了家庭关系？我除了把中国人谈的加以说明外，很难答复这些问题。
他们说，中国的确已摧毁封建性质的家长制。在中国，人们建立了民主和睦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少见的。小孩免费上学
我们所访问的公社，１９５８年劳动者和他们的子女每年免费领取两件衣服；但今年他们领钱去买服装，以便每人可随心所欲的选择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值得提一提，我１９５４年访问中国时，看到广州的人民一般来说是穿黑色和质量差的服装，甚至广州市市长身穿染过蓝靛的白布。但现在我们看到人们穿各种颜色和样式的服装。他们有些还穿高价料子的服装。不是“兵营”
“民兵”的意义是什么？公社的组织形式怎样？
他们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值得提的是在公社的范围内“军队”的意义，即所指的“民兵”。劳动人民认识到假如自己武装起来，他们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
【本刊讯】英国“每日快报”３月１２日在“世界强国首都”专栏发表安东尼·勒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那里的许多家庭正在进行共产主义训练”，摘要如下：
今天，北京不仅是一个强国首都，而且是一座发电厂。它的外貌像大多数共产党国家的城市一样，平淡无奇。灯光是节省的。街上的人们一律穿蓝棉袄。但是，在骨子里，北京却以精力充沛和意识到拥有尚未解放和无限的力量的节拍跳动着。加鞭
中国去年的口号是“大跃进的一年”。在一年以前，口号是“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现在大概可以在１９６５年以前超过英国的产量。
这座发电厂也是一块磁石，吸引散布在南亚各地的一千三百万华侨。他们祖国的发展使他们感到惊讶，其中有许多都充当共产党政权的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代理人。
毛泽东主席不仅使亚洲而且使共产党世界上的遥远地区如波兰和南斯拉夫也感到他的影响。今天他是无可非议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他也是极其了不起的人材：诗人、军人、无情的政治家。纪律
他的生平充满了传奇：长征、横渡长江、把土地分给人民、以及他拥有军事天才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就是上述一切的基础。
他和他的同事在征服中国以后，正在把中国组织起来，他们断定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加以组织和纪律化，这是新中国给人影响最深和最不寒而栗的特点。
如果下令举行反对西方示威的话，五十万人就会在英国使馆门前经过。如果下令展开捉麻雀运动，北京的所有屋顶和树上立即会成为漆黑的一片，因为充满了打麻雀的男女和儿童。如果下令展开炼钢运动，机关工作人员就会建成小型炼钢场，在晚上炼钢。仇敌
在口号和标语中，到处可以看到反西方情绪是如何强烈。中国人被告知：“每一把米就是抵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子弹。”美国是第一号仇敌，这一部分是由于它支持蒋介石，一部分只是由于它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是第二号仇敌。
北京已经宣布，它在柏林问题上支援苏联，但是这个问题太遥远了，不能使群众引起很大的兴趣。但是，殖民地的暴动、例如目前尼亚萨兰的骚乱却成了尖刻的文章和漫画的有利题材。信念中国今天主要关心的事是它本身的发展。它正在进行锻炼，正如新近从北京回来的桑尼克罗夫特对我说：“普通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得到一碗饭和一个政府，虽然这两件事都不算圆满，但是总算是一些东西。尽管我们不赞成这种制度，西方必须问自己：如果这种试验失败了，情况将如何？”
但是西方还必须记住，北京的主子在忠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方面从未退却寸步。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政治力量是依靠枪炮成长的。”或者正如列宁在很早以前说的：“通往伦敦和巴黎的道路经过亚洲”。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２月２４日刊载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正在加紧对中国的研究。摘要刊载如下：“朝日新闻”编者按：直到现在为止，美国最不喜欢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去年中国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后，美国对她的感情似乎更加恶化了。不过把这种恶化的感情看作是美国人民的中国观，也恐怕不十分妥当。目前，美国大学的许多学者正在冷静地研究中国。据了解，无论研究时间的长短，他们都逐步在获得一定的成绩。这里我们请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介绍一下美国学者不受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坚决保卫学术的公正的情况。战争使中国问题
学者大量涌现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比欧洲国家迟了一个世纪。因此在战前，美国除了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稍有传统性的特点之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引人注意之处。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飞跃的发展。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动员了许多大学和研究所培养了一批训练很彻底的语文军官，他们被派到各有关地区工作。战后，大部分人仍回到大学继续从事有关国家的研究。目前在美国站在研究中国问题最前线的人们，如哈佛大学副教授施瓦茨等人都是语文军官出身的学者。坂野说，他们最大的长处是可以毫不困难地阅读中文书籍。开展地区研究
语文军官不单在语文方面受到训练，他们作为执行占领政策的行政官员，对各地区也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并获得了很大成就。在这样一种刺激下，战后美国对世界各地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开展。因此，对中国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变化。战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主力是语文学者和历史学者，而战后，由于受了地区研究的影响，有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陆续从事研究中国。当然，研究中国问题的主力仍是历史学者。现在，美国对中国问题正在进行有计划的综合性研究。如哈佛大学的“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计划”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
此外，现在美国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很盛行，斯丹福大学内也组成了以雷特副教授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史共同研究小组。
总的看来，美国正在集中精力研究近代和现代的中国。自然，这也就是美国学术界的传统。但是，以思想史学家施瓦茨的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抬头”一书为例，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比重却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从这一点来分析，上述现象很难说成仅仅是由于传统。石川忠雄指出：“这是由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失败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出现而产生的现象。这些事实，使美国知识阶层深感有必要从根本问题着手研究中国。他们感到有必要重新分析共产主义中国所以出现的历史根据，并试图对她的未来作一个展望，以便从根本上重新制订美国对华政策。”
【新华社新德里航讯】“印度时报”１月２３日刊登了一篇评论，题为“两条腿走路”，文章说：
中国和苏联发展计划的主要不同点是，在中国，没有因为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或者农业，中央集权没有使不同地区丧失主动性。这部分是因为中国乡村的剩余人口太多了，不可能都被没收到大规模的工业中去，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领袖们知道，苏联在集体化开始的几年在农业上所遭到的那种严重倒退能够破坏所有的发展计划。
中国发展的新的指导原则体现在这句口号当中：“两条腿走路”。事实上，这不是意味着两条腿走路，而是十条腿走路。这将是艰巨的。
【法新社巴黎２日电】“纽约时报”“外国事物”专栏作家苏兹贝格今天在向巴黎美国人俱乐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道，美国在外交上承认其他国家的政策“是极其愚蠢的”。
苏兹贝格说，因为美国不喜欢共产党中国的政府而不承认共产党中国，这是荒唐的。他问道，“难道我们喜欢苏联或者匈牙利的程度要大些吗？”
这位美国新闻记者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国外交政策有什么毛病”。他说，“我们承认在二十年前就不再是独立国家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但是我们并不承认阿尔巴尼亚和蒙古。我们拒绝承认梵蒂冈，虽然它和像日本等许多非基督教的国家维持着关系。我们必须正视事实，奉行老老实实的政策，消除厌恶的看法。依靠其他国家的大使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最重要敌人之一——共产党中国——情况，那是没有理由的。
苏兹贝格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积极的成功的方面，像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联盟，但是它“也有许多消极的方面”。
在这些消极的方面中间，他列举了这样一些“自欺欺人和虚假口号的倾向，在遏制和解放的政策中间游移不定、建立小国没有能力支持的军事机器、帮助扶植那些转而反对我们的独裁者，在国外鼓吹民主，但是让我们自己的有色公民得到民主方面却蹒跚不前，最后是没有作出长期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