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１月１６日登载了萨洛姆为该报寄的一篇专稿，题为“对中国的疑问”。摘要如下：
各个通讯社正在宣传中国建立人民公社后在经济和生产上以及另外在国家的精神面貌上所引起的困难。自从苏联第二号人物、米高扬向美国记者表示中国人民公社的计划不能实现的时候起，那些事实的意义就更大了。（编者按：此话纯系造谣。米高扬同志访美，在旧金山新闻俱乐部答记者问时指出：“看来似乎奇怪，组织公社引起西方的惊慌不安。在中国，这件事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实行这一措施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抄袭苏联的。”）
１９５８年９月当我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当时继福摩萨问题之后最突出的事件是建立人民公社。中国革命说明，建立人民公社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步骤之一。中国人非常清楚苏联在这方面所遭到的失败。然而，要夺回过去几百年失去的时间的狂热使他们进行了这个大胆的尝试。
人民公社是家庭生活、教育、生产和军事单位。对西方人来说，正像我们所做的一样，参观一下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试验能给人以特别的印象。那种没有亲密感情的生活似乎不符合我们的文明的历史价值和习惯，并且使我们想到未来的世界也是这样。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曾企图以这样的新集体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最远大的目标之一：向共产主义过渡。
中国人特别有兴趣告诉我们公社是如何在没有暴力和强迫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中，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说服。他们坚持用说服来介绍新的经验。然而，我们并不怀疑，象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的习俗中这样彻底的改变，通过说服道路是难以做到的。现在我们从来自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材料得知，强迫命令已经在人民中引起巨大的不满。
公社的错误可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影响。我想，从现在起国家过猛的计划该要节制一下了。人民共和国的资源十分有限。苏联的财政援助满足不了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的巨大要求。由于外交上的限制，同西方的买卖也是非常不稳定的，虽然在香港那里可以得到便利。现在中国人正大力在生产领域中赶上去，然而，对他们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保持更有节制时平衡，虽然这样在某些方面可能会降低增长率；这样做比大胆地提出像人民公社这样的计划要好。
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们，对于苏联明确规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工业强国的同时，中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的消息，有着迅速和强烈的反应：凡是稍微采取严肃态度的报纸，看来都不想否认（中国的）“跃进”，或者硬说这只是“共产党的宣传”。
美英报刊——从大日报到专业杂志，都一再进行了分析和发出了表示不安的警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李普曼，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进行谈话回国后表示，他对苏联和中国的成就的榜样的吸引力感到害怕。中国，世界第三个强国
至少在这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也终于正视真理了。这已经是中国的振奋人心的跃进的第一个胜利：作为对苏联的努力的决定性的支持，中国的跃进有助于粉碎谎言，而有些人还想恁谎言来打击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指出过，到１９７２年左右，中国将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强国。苏联的七年计划和中国的跃进，使得两个世界的竞赛的决定性转折点大大提前。我们可以认为，１９６５年之后两、三年，在苏联超过了美国的同时，中国将在工业方面，当然也在农业方面完全把英国和西德抛在后面，从而仅次于美国。这种异乎寻常的速度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一旦经济上最强大、最先进的三个国家之中有两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局势将起根本的变化。发展规律其实，由于中国的跃进——在这方面，也许甚至于苏联的成就——而在国际竞赛中提出来的规模最广和最迫切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大家已经看出，这也是最使李普曼和所有那些看出了问题的资本主义的维护者们感到不安的问题。
西方人士在几个月之前还故作镇静，硬说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只是几个世代之后的事情，但是中国的事例证明，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能够使人民——只要加紧干——在几年内就可以摆脱不发达状态。这种范例直接影响到十亿多人！中国的解决办法的一些关键性因素
必须而且可以证明中国的跃进，只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了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而资本主义必然注定不发达国家人民世世代代处于贫困状态之中。
社会主义并非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僵硬形式，中国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阐明的规律：生产力的水平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必须相适应，在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体现的那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于狭隘了，因而阻碍生产力的向前进展，所以合作社的范围就自动破裂了，于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创建之下，就诞生了人民公社。马尔萨斯和中国由于使生产力跃进、由于在这样短短的期间使如此辽阔的国家面貌改观，中国人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技术人员和理论家所宣传的悲观理论，是为了替利润制度辩护，而不是真正的科学论断。把不发达状态归咎于“自然环境”的论点尤其是如此，马尔萨斯派的论点当然更不必说了。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确论：粮食不足应由掠夺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社会制度负责，这种制度不能保证令人满意的经济高涨；粮食不足不是由于所谓的“产量递减律”。中国的成就不仅证明有可能大大增加农业产量，——增产量比日本的大米空前产量纪录还要高——
而且尽管人口增长，也可能相当快地解决粮食问题，而在殖民地各国的粮食问题则日趋严重。
同恶意的“或不了解情况的人们的解释相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人口高速度增长的情况采取放任态度；节制生育的有效运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能逐渐控制人口的无计划增长，以使人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得以改善，并解决就业问题的满足需求。怎样才是实行人道主义呢？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中国的成就所已经产生的影响和将要产生的日益巨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辩护人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效率，但是为了替自己辩护，硬说社会主义制度“不人道”。纪兰在“世界报”上为所谓的中国个人主义被集体主义牺牲、为传统的农民家庭被纳入公社生活而悲叹。好象纪兰不知道过去数以百万计的农户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过去，农民因旱灾、水灾，饥荒而流离失所！好象纪兰不知道，在不发达国家，封建劳役是司空见惯的、强迫劳动是普遍的现象！好象纪兰能够怀疑：在西方世界里过着苦难日子的千百万人，如果他们能够，在目前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的命运之间，他们将要作出的抉择！
但是纪兰之流企图吓唬的，不是上述的人民；他的对象是法国人，一般说来，是西方人。然而，中国的道路，在各个方面，首先是所有落后国家所宜于遵循的。
在中国今天的沸腾的集体生活中将要产生——已经产生了——不受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害的新人：更加富足、完善的新人，在个人和全体的前途合而为一的条件下欣欣向荣地发展，个人的努力和全体的努力体戚相关，而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社会所创造的日益广阔的前途。
（原载法共“新民主”月刊“中国跃进”专号，本刊作了删节。）
【美联社纽约１日电】中国作家韩素英星期日说，由于她对共产党中国的访问，以及她对中国目前正努力在做的事情所表示的同情，她得不到访问美国的许可。
韩女士是“一件非常光辉的事情”一书的作者，她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拍成电影的国际电视节目（小世界）在播送的时候在香港说这番话的。
同韩女士一起在节目中出现的有伦敦保守党议员布斯比和华盛顿报纸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
布斯比和韩女士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且认为艾尔索普以为共产党政权不会存在很久的说法是一种主观愿望。布斯比说，他认为支持美国对待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也是这种主观愿望。韩女士说，北平的政府正日益巩固，“看来它无论如何都不准备屈服”。
韩女士在批评美国对待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说：“在我看来，这种承认问题的确是非常愚蠢的，因为我从没有看到一个民族会像很多美国人看来那样被所谓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弄得更加错乱和更加丧魂失魄。”
布斯比说，西方的政策没有承认这个事实：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的大国之一，它有六亿人口，并且有一个治理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承认这个政府以及不同它打一些交道更厉害的神经错乱了”。韩女士说，她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固执态度是由于一种心理上的因素，“由于你们在朝鲜被打败了，你们就绝不饶恕中国或中国的人民了。”
韩女士说，所有她写的书在共产党中国是被禁止的，因为这些书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共的。她说，她将前往共产党中国以便“了解我的人民正在遭受什么”。
【本刊讯】墨西哥“至上报”去年１２月３０日登载了孟蒂埃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共产主义已经到了中国”，全文如下：
人们还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头目以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和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而是在它的门坎上。然而，中国却相信，它最近已经达到了这个令人渴望的目标。它大胆地建立了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新制度，这个制度彻底地和完全地改变了人，并且把一般村镇变成了各国人民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社或集团。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自从１０月份起报道说，在这个巨大的共和国里，家务劳动开始集体化和社会化，目的是要完全取消住家和拆散家庭。
孩子一生下来就送进托儿所。小孩子分组集中起来，由国家照料。人们坚决避免孩子们知道从前的家庭情景。几乎在全中国都办起了大伙房和公共食堂。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妇女就从此摆脱了为家里烧火做饭的义务了。妇女们不再进行这些讨厌的和没有社会意义的家务劳动，而可以根据政府指定的工作定额，到工厂和田间去完成她们的任务。
至于宿舍，当局正给全国修建同目前供军事首脑和军队使用的小房子同样的房子。已经没有家和家庭住宅的必要了。一个好的共产党人一点也不应该留恋以往的家庭快乐。一个人从他一落生的时候起，就应当对集体义务有明确而必要的了解，以便像蚂蚁或蜜蜂那样生活。政府负责供给每个居民以生活必需品，但居民却要向公社交出他全部的精力和本领。
这种生活计划已经在中国实行。为了使目前在中华共和国所开始的共产主义纪元到来之前不留下任何人类生活的痕迹，家庭的破坏进行得非常剧烈。
在要求进入共产主义的村镇中，已经削平了坟地，目的是利用这些土地来耕种，为居民生产粮食。真正的共产主义，正如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家们所说明的那样，不愿意和死者有任何关系，即便这些死者很著名也是这样。他们宁愿种上地，使今天的人们有充裕的物质保证。
男子、妇女、孩子已经不属于一个家庭了。他们分开了，并且随政府摆布。我们称之为政府的机构是一小撮独裁者。他们自称是代表公社和为了公社的利益办事。现在，给所有的中国孩子都取了一个官方的名字：“毛的孩子”。在中国的立即切实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政权之下，爱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公社制度逐渐代替家庭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堡垒，逐渐代替家庭这样一个人类自由和真正的爱的神圣寄托。就是这个制度使家庭的爱成为多余的东西，共产主义制度把这种爱抛进了垃圾箱。而早已在那里头的是私有权、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今天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糟粕的人类理想。因此，就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着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在中国看到了共产主义充分实现的例证。
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们，对于苏联明确规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工业强国的同时，中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的消息，有着迅速和强烈的反应：凡是稍微采取严肃态度的报纸，看来都不想否认（中国的）“跃进”，或者硬说这只是“共产党的宣传”。
美英报刊——从大日报到专业杂志，都一再进行了分析和发出了表示不安的警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李普曼，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进行谈话回国后表示，他对苏联和中国的成就的榜样的吸引力感到害怕。中国，世界第三个强国
至少在这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也终于正视真理了。这已经是中国的振奋人心的跃进的第一个胜利：作为对苏联的努力的决定性的支持，中国的跃进有助于粉碎谎言，而有些人还想恁谎言来打击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指出过，到１９７２年左右，中国将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强国。苏联的七年计划和中国的跃进，使得两个世界的竞赛的决定性转折点大大提前。我们可以认为，１９６５年之后两、三年，在苏联超过了美国的同时，中国将在工业方面，当然也在农业方面完全把英国和西德抛在后面，从而仅次于美国。这种异乎寻常的速度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一旦经济上最强大、最先进的三个国家之中有两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局势将起根本的变化。发展规律其实，由于中国的跃进——在这方面，也许甚至于苏联的成就——而在国际竞赛中提出来的规模最广和最迫切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大家已经看出，这也是最使李普曼和所有那些看出了问题的资本主义的维护者们感到不安的问题。
西方人士在几个月之前还故作镇静，硬说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只是几个世代之后的事情，但是中国的事例证明，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能够使人民——只要加紧干——在几年内就可以摆脱不发达状态。这种范例直接影响到十亿多人！中国的解决办法的一些关键性因素
必须而且可以证明中国的跃进，只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了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而资本主义必然注定不发达国家人民世世代代处于贫困状态之中。
社会主义并非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僵硬形式，中国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阐明的规律：生产力的水平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必须相适应，在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体现的那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于狭隘了，因而阻碍生产力的向前进展，所以合作社的范围就自动破裂了，于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创建之下，就诞生了人民公社。马尔萨斯和中国由于使生产力跃进、由于在这样短短的期间使如此辽阔的国家面貌改观，中国人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技术人员和理论家所宣传的悲观理论，是为了替利润制度辩护，而不是真正的科学论断。把不发达状态归咎于“自然环境”的论点尤其是如此，马尔萨斯派的论点当然更不必说了。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确论：粮食不足应由掠夺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的社会制度负责，这种制度不能保证令人满意的经济高涨；粮食不足不是由于所谓的“产量递减律”。中国的成就不仅证明有可能大大增加农业产量，——增产量比日本的大米空前产量纪录还要高——
而且尽管人口增长，也可能相当快地解决粮食问题，而在殖民地各国的粮食问题则日趋严重。
同恶意的“或不了解情况的人们的解释相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人口高速度增长的情况采取放任态度；节制生育的有效运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能逐渐控制人口的无计划增长，以使人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得以改善，并解决就业问题的满足需求。怎样才是实行人道主义呢？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中国的成就所已经产生的影响和将要产生的日益巨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辩护人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效率，但是为了替自己辩护，硬说社会主义制度“不人道”。纪兰在“世界报”上为所谓的中国个人主义被集体主义牺牲、为传统的农民家庭被纳入公社生活而悲叹。好象纪兰不知道过去数以百万计的农户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过去，农民因旱灾、水灾，饥荒而流离失所！好象纪兰不知道，在不发达国家，封建劳役是司空见惯的、强迫劳动是普遍的现象！好象纪兰能够怀疑：在西方世界里过着苦难日子的千百万人，如果他们能够，在目前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的命运之间，他们将要作出的抉择！
但是纪兰之流企图吓唬的，不是上述的人民；他的对象是法国人，一般说来，是西方人。然而，中国的道路，在各个方面，首先是所有落后国家所宜于遵循的。
在中国今天的沸腾的集体生活中将要产生——已经产生了——不受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害的新人：更加富足、完善的新人，在个人和全体的前途合而为一的条件下欣欣向荣地发展，个人的努力和全体的努力体戚相关，而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社会所创造的日益广阔的前途。
（原载法共“新民主”月刊“中国跃进”专号，本刊作了删节。）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１月１６日登载了萨洛姆为该报寄的一篇专稿，题为“对中国的疑问”。摘要如下：
各个通讯社正在宣传中国建立人民公社后在经济和生产上以及另外在国家的精神面貌上所引起的困难。自从苏联第二号人物、米高扬向美国记者表示中国人民公社的计划不能实现的时候起，那些事实的意义就更大了。（编者按：此话纯系造谣。米高扬同志访美，在旧金山新闻俱乐部答记者问时指出：“看来似乎奇怪，组织公社引起西方的惊慌不安。在中国，这件事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实行这一措施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抄袭苏联的。”）
１９５８年９月当我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当时继福摩萨问题之后最突出的事件是建立人民公社。中国革命说明，建立人民公社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步骤之一。中国人非常清楚苏联在这方面所遭到的失败。然而，要夺回过去几百年失去的时间的狂热使他们进行了这个大胆的尝试。
人民公社是家庭生活、教育、生产和军事单位。对西方人来说，正像我们所做的一样，参观一下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试验能给人以特别的印象。那种没有亲密感情的生活似乎不符合我们的文明的历史价值和习惯，并且使我们想到未来的世界也是这样。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曾企图以这样的新集体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最远大的目标之一：向共产主义过渡。
中国人特别有兴趣告诉我们公社是如何在没有暴力和强迫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中，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说服。他们坚持用说服来介绍新的经验。然而，我们并不怀疑，象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的习俗中这样彻底的改变，通过说服道路是难以做到的。现在我们从来自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材料得知，强迫命令已经在人民中引起巨大的不满。
公社的错误可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影响。我想，从现在起国家过猛的计划该要节制一下了。人民共和国的资源十分有限。苏联的财政援助满足不了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的巨大要求。由于外交上的限制，同西方的买卖也是非常不稳定的，虽然在香港那里可以得到便利。现在中国人正大力在生产领域中赶上去，然而，对他们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保持更有节制时平衡，虽然这样在某些方面可能会降低增长率；这样做比大胆地提出像人民公社这样的计划要好。
【本刊讯】墨西哥“至上报”去年１２月３０日登载了孟蒂埃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共产主义已经到了中国”，全文如下：
人们还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头目以前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和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而是在它的门坎上。然而，中国却相信，它最近已经达到了这个令人渴望的目标。它大胆地建立了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新制度，这个制度彻底地和完全地改变了人，并且把一般村镇变成了各国人民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社或集团。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红旗”，自从１０月份起报道说，在这个巨大的共和国里，家务劳动开始集体化和社会化，目的是要完全取消住家和拆散家庭。
孩子一生下来就送进托儿所。小孩子分组集中起来，由国家照料。人们坚决避免孩子们知道从前的家庭情景。几乎在全中国都办起了大伙房和公共食堂。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妇女就从此摆脱了为家里烧火做饭的义务了。妇女们不再进行这些讨厌的和没有社会意义的家务劳动，而可以根据政府指定的工作定额，到工厂和田间去完成她们的任务。
至于宿舍，当局正给全国修建同目前供军事首脑和军队使用的小房子同样的房子。已经没有家和家庭住宅的必要了。一个好的共产党人一点也不应该留恋以往的家庭快乐。一个人从他一落生的时候起，就应当对集体义务有明确而必要的了解，以便像蚂蚁或蜜蜂那样生活。政府负责供给每个居民以生活必需品，但居民却要向公社交出他全部的精力和本领。
这种生活计划已经在中国实行。为了使目前在中华共和国所开始的共产主义纪元到来之前不留下任何人类生活的痕迹，家庭的破坏进行得非常剧烈。
在要求进入共产主义的村镇中，已经削平了坟地，目的是利用这些土地来耕种，为居民生产粮食。真正的共产主义，正如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家们所说明的那样，不愿意和死者有任何关系，即便这些死者很著名也是这样。他们宁愿种上地，使今天的人们有充裕的物质保证。
男子、妇女、孩子已经不属于一个家庭了。他们分开了，并且随政府摆布。我们称之为政府的机构是一小撮独裁者。他们自称是代表公社和为了公社的利益办事。现在，给所有的中国孩子都取了一个官方的名字：“毛的孩子”。在中国的立即切实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政权之下，爱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公社制度逐渐代替家庭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堡垒，逐渐代替家庭这样一个人类自由和真正的爱的神圣寄托。就是这个制度使家庭的爱成为多余的东西，共产主义制度把这种爱抛进了垃圾箱。而早已在那里头的是私有权、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今天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糟粕的人类理想。因此，就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着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在中国看到了共产主义充分实现的例证。
【美联社纽约１日电】中国作家韩素英星期日说，由于她对共产党中国的访问，以及她对中国目前正努力在做的事情所表示的同情，她得不到访问美国的许可。
韩女士是“一件非常光辉的事情”一书的作者，她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拍成电影的国际电视节目（小世界）在播送的时候在香港说这番话的。
同韩女士一起在节目中出现的有伦敦保守党议员布斯比和华盛顿报纸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
布斯比和韩女士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且认为艾尔索普以为共产党政权不会存在很久的说法是一种主观愿望。布斯比说，他认为支持美国对待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也是这种主观愿望。韩女士说，北平的政府正日益巩固，“看来它无论如何都不准备屈服”。
韩女士在批评美国对待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说：“在我看来，这种承认问题的确是非常愚蠢的，因为我从没有看到一个民族会像很多美国人看来那样被所谓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弄得更加错乱和更加丧魂失魄。”
布斯比说，西方的政策没有承认这个事实：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的大国之一，它有六亿人口，并且有一个治理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承认这个政府以及不同它打一些交道更厉害的神经错乱了”。韩女士说，她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固执态度是由于一种心理上的因素，“由于你们在朝鲜被打败了，你们就绝不饶恕中国或中国的人民了。”
韩女士说，所有她写的书在共产党中国是被禁止的，因为这些书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共的。她说，她将前往共产党中国以便“了解我的人民正在遭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