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吉原次郎在８月号“经济评论”杂志上著文介绍并评论我国学术界对于美国经济危机的看法。作者提到孟用潜的“对于美国经济危机的几点看法”和苑文的“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吗？”这两篇文章；他认为这两篇文章是“中国当前对于美国经济危机研究的顶峰”，它们的分析的共同特点是“非常具有原则性，同时又是实事求是的”。
作者说：“如果我们详细地研究他们的结论，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些结论决不是单纯地重复不加具体分析的、带有主观愿望的估计和公式。中国对于美国经济危机的分析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在分析时实事求是地引用许多资料。坚持事实求是的研究态度，这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发表的大部分研究论文的一贯的基本态度。
作者又说：“当然，中国的经济学界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工作的历史方面比资本主义各国的学术界和苏联的学术界来得年轻，但是不能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年轻就是不成熟，从而轻视它。新中国坚持用正攻法，充分发挥所有的力量，进行着集体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目前它的年轻还带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它将得到迅速的、雄伟的、强有力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充分地注意新中国经济学界发展中获得的成就。”
作者还说：“中国的论文提出的结论和估计是非常大胆和肯定的。以往，这种大胆的预见也有同复杂的现实情况的发展未必一致的地方。但是，唯有具备这种认真而大胆的作风，才能辨明分析的正确之处和不正确之处；唯有这样，才会使分析工作得到真正的发展。总之，中国的论文远比那些‘议论越多，结论就越胡涂’式的‘学术论文’具有实践意义。”
【本刊讯】委内瑞拉“世界报”１０月１日发表了奥斯卡·恩里克斯·查耳包德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向中国致敬”。摘要如下：
当各国左派的诗人和领导者、艺术家、工人和妇女陆续到达中国，以便庆祝六万万人在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时，公社正在开庆祝会，已经属于大家的庄稼在迎风摇摆。中国已经不是美国佬约翰·鲍威尔笔下的中国了，也不是法国教士雨克笔下的中国了。１０月１日是胜利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国斩断了那条不平等、腐败和不公正的龙头，并且作为这一场艰苦斗争的必然结果，参加了世界社会主义家庭。机器生产和精神财富俱增
中国是团结和愉快的社会
已经是十年了。１０月１日的街上锣鼓喧天，数以百计的勇士愉快地举着他们的旗帜，因为在他们现在的祖国中，“苦力”不再是英国人的奴隶，再也没有醉熏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了。中国已是个大国了，她不再给有钱人洗脏衣服了，她依靠社会主义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中国的机器生产和精神财富都增加了。中国具有了新的觉悟。现在她所热情追求的方向，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与人民的豪迈精神
致。人民掌握了属于它自己的东西，牺牲的是一小撮人的利益。中国，这个过去极端落后的国家在奋战中取得了胜利，宣布改变了她的社会面貌。有强大势力的外国人被赶走了，地主被埋葬了，者或被强迫转向社会主义了。过去多少世纪来都是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现在是大多数人目标一致，消灭了少数人和他们的世纪。仅仅在社会主义的十年期间，中国在国际上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大国，在国内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愉快的社会。这是东风劲吹时候中国正在欣欣向荣
如果艾格纳斯·埃米德莱还在世的说，这位生前写了很多关于中国人民斗争的著作的女作家，一定会大加恭贺。十年只是正在生长的大树的一根树枝。我们都来注视她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以及中国现在清楚地告诉全世界的东西吧。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我们的理想和儿时梦幻的国家。我们关于匪患绝迹、人们心灵纯洁的梦想正在中国不折不扣地实现。一个巨大的场面终于出现了。知罪的人们都逃跑了，群众已不是大群的奴仆，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冲击力量，他们高举着自己的旗帜，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有了自己的生活，而不再有人靠乞讨过活了。
如果说，即使美国杂志说了那么多话，人类还是了解了中国的话，那么甚至连美国志杂本身也一定要变的，就像中国发生的变化那样。当世界人民中的杰出人士参观中国，证实了周恩来所说的东风劲吹的时候，中国在此又一次纪念革命的日子里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小标题是本刊编者加的。）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７日电】阿根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执政党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众议员费京
德费拉里斯，在回答“评论报”关于中国人民是否喜欢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时说，“毫无疑问，他们是喜欢的”。德费拉里斯曾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并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庆祝典礼。
德费拉里斯说，“中国人民通过共产主义制度正在大力争取经济解放，显著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创造了取得文化及各种精神财富的可能。”成为自己命运创造者的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着。
这位众议员说，中国人民可以欣赏各种艺术，并且有可能进行艺术创作，中国政府支持艺术家及一切文化形式。他说，“使人民摆脱掉贫困、文盲和普遍落后的状态，是使一切形式的精神财富繁荣发展的最好办法。”他说，在他访问中国的期间，没有看到过对艺术创作的限制，“对科学研究的限制就更谈不上了。”他强调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将在短短的几年中获得经济上的完全独立。”
【本刊讯】印度尼西亚华侨报纸“生活报”１１月１４日刊载了印尼国民党主席苏维约，在由中印（尼）友协主办在雅加达举行的报告会上，作访华观感报告的消息。摘要如下：
印尼最高咨询委员会委员、印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苏维约昨天说，这次访问中国，我们亲眼看到，在那里，已经没有饥饿现象，每个人都有得吃，每个人都有衣穿。我们参观人民公社时，也看到这一点。在房屋方面也一样，在城市里，为工人们建立了新的楼房；在公社里，则为农民们建立了新的住宅。
苏维约在畅谈了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典礼的盛大和热烈以后说，中国在欢迎和接待客人方面的组织能力确实非凡。苏维约接着用他和夫人及同行的前副总理哈迪和夫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新中国良好的社会风气。他说，我们一行四人在中国北京访问期间，是住宿在北京饭店，第一天，我就向饭店的服务人员要房门钥匙，当然他们都笑我们，他们说：“不必，钥匙交给我们好了。”我起初有点犹疑，就决定试一天看看，由服务人员收管房间钥匙，但我们还不大放心，所有皮箱都上了锁。过了一天以后，我们就完全信任了。第二天速皮箱也不上锁了。
事实证明，我们在北京饭店住宿的十二天期间，连一件小东西都没有失去。我夫人的两个头钗和哈迪夫人的一件钮扣大的不值钱的装饰品，不知在什么地方参观访问失落，当我们在各地参观后到达广州时，广州市长朱光在宴请我们席上拿出一个信封，亲手把我夫人的那两个头钗和哈迪夫人的钮扣大装饰品交还给我们。这真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偷窃现象。
苏维约接着用赞佩的口吻说：中国的建设，不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精神等方面的建设都轰轰烈烈地展开。到中国访问后，我一直在想，中国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在这十年当中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物质面貌及其人民的精神面貌的？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苏维约接着介绍了毛主席的谈话时说，这段话虽然很简短，但却包含着深刻的意义。毛泽东主席是不喜欢多演说的，这次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时，他也没有讲话，讲话的是刘少奇主席。虽然毛泽东主席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只做中国共产党主席，但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中国人民尊敬他，是因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苏维约接着用他亲眼看到的事实证实在中国除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的存在。他说，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维约也证实中国有信教自由。他说：在中国，信奉任何宗教都不被禁止，只要不违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人民公社是中国的好制度
苏维约接着谈到他对中国人民公社的印象。他说，他曾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参观了好几个人民公社。他说：对中国来说，人民公社制度是很好的，它是合乎中国国情和符合中国现时全面建设的需要的一种制度。这跟我以前在某些报章所读到的完全不同，以前我读到的某些报章是说，人民公社拆散了夫妻子女。
苏维约接着盛赞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车站等新建筑物的宏伟和壮观及其建筑速度。
他惊叹地说：的确，在那里参观时，我们就感到像乡下佬一般。今年在北京新建的十大建筑物，都是在几个月内建成的。
他又说：如果在座的诸位不信我所谈的观感，诸位可以亲自到中国看看。
苏维约还在历时将近两小时的演讲中列举不少数字证明中国建国十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说，中国解放十年来，工业生产增长了十一倍，农业生产增长一倍半。这确是了不起的进步。（小标题是本刊编者加的）
【本刊讯】加拿大“论坛报”１１月３０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人在纪念会上说，中国尊敬白求恩”的文章，摘要如下：
“加拿大论坛报”主编克拉克在多伦多为纪念伟大的加拿大共产党人、医生白求恩逝世二十周年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诺尔曼·白求恩为之献出了他的生命的那个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正在经济上取得辉煌的进展。克拉克刚刚结束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个星期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作为加拿大共产党三人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中国的十周年庆祝典礼。
他为了说明中国的迅速发展而叙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情况。“白求恩医生就葬在石家庄市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墓地上，四周都是他的同志，人民解放军的烈士。”这个城市在解放时还只是一个村庄。现在，这个城市及其郊区已发展为一个有一百多万人的城市，建立起了一个较大的纺织工业，一个巨大的抗生素工厂，这个工厂使得盘尼西林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
他最后强调中国人民对白求恩医生的热爱和尊敬，因为在他的身上凝结着“又红又专”的品质，尤其是尊敬他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在这方面，他的生和死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
会议除了通过一个要求加拿大政府立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以外还通过了一个对白求恩医生的赞辞。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１２月１１日刊登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丸川写的重庆见闻。文如下：
抗战时期曾经作为蒋介石政权首都的重庆，，现在拥有四百万以上人口，解放十年来，重庆人口增加了四倍。重庆将发展成为中国西南区云、贵、川三省的重要工业中心，现在已越来越明显地看得出来了。和同是西南区工业城市的昆明、成都相比，重庆建设的规模比前两者都要大。
重庆多雾果然名不虚传，记者逗留重庆的三天期间连天都遇到雨和雾。市内到处都可遇到穿着工人服装的劳动者。市内许多处战时遗留下来的防空壕仍然可见，作为日本人的我，对此景象感到有点难过。
重庆最大的工厂是重庆钢铁厂，这个厂拥有两座巨型高炉，日产钢各为四百吨，主要是生产厚钢轨和钢轨，以供西南地区建设之用。现在正在增建两座日产铁六百吨的新高炉，其中一座年底便可投入生产。这个厂的六万工人，有一半人是为增建这两座新高炉而积极努力着。此外，拥有工人一万人以上的工厂，有纺织、转盘机械等厂。今年内重庆新制成了五吨卡车、小型吉普车和一千二百吨的浮筒等。同时，次于武汉长江大桥的重庆长江大桥也已落成。重庆到贵阳的铁路也正在兴建中，将来单是重庆地区，横跨长江和嘉陵两江上的桥梁就有八座。
解放后重庆的市区建设确有很大的进展。单是在市中心区铲平高低不平的土地已经是很可观的工程了。但重庆到底不同其他的新兴城市，这里的街道曲折，马路不宽，郊外的马路改建工程还是不多。但是，重庆市中心的高地确是出现了许多新建筑物，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从前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所在地的正对面，出现了一幢极其雄伟的带有北京天坛形式的大建筑物。这便是新落成的充满民族风格的近代化大旅店，它可以容纳四千名旅客。去年，重庆还建成了可容六万观众的大体育场，这些新气象的出现，确实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大面貌”，它使蒋政权时代留给人们对重庆的印象完全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