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兰承认我解决了过去政权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使我国国力增强，威望提高，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他说，中国在物质方面已变得认不得了。他承认我有三大成就：１、人人都有工作；２、人民有纪律有觉悟；３、各阶层人民都组织起来了。
纪兰重复帝国主义老一套的诬蔑，说什么这些成就给“个人”带来“压迫和苦难”；攻击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胡说我“失去农民的支持”。诽谤我“制造国际紧张来解决国内困难”。
【本刊讯】“纽约时报”９月２７日登载了罗伯特·纪兰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的十年”，详细摘要如下：
十年前，当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上海的时候，市民感到很惊讶：这是新型的士兵。一位旁观的外国人说：“火星人来到了上海。”
他们将当多久的“火星人”？他们是不是注定要失败的呢？有一位美国人说：“一个中国人决不会成共产主义者。”一个中国通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他引用了这句古老的名言：“征服中国的人终于要被中国征服。”
但是这种想法是幻想。星期四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十周年了，而征服者并没有被征服。他们反而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对中国目前的力量和弱点作一估计，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头十年列成一张账单的话，那末我们会发现，这个政权无疑是有盈余的，这种盈余使得它加强了——但没有克服某些基本弱点。从外表来看，处处秩序井然，成亿中国男女所穿的蓝布制服就是这方面的象征。但是虽然到处的墙上画着毕加索的和平鸽，中国却是一个不断地在它内部进行战斗的国家。准时的火车
从物质方面来说，这个国家改变得几乎认不得了。从中国回来的外国人发现，他们记忆中的在旧中国所作的既危险又有趣的旅行似乎是属于史前时代的了。他们说，他们坐着准时出发的火车旅行，乘着安全的飞机飞到遥远的地方去，而且甚至在边远地区都住在清洁的新的旅馆中。他们没有看到什么苍蝇，没有看到乞丐。
在这些年代中，北平的领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直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集团，同俄国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发生的情况不同。除了继续存在这一点以外，他们至少获得了三大成就：
第一是使所有的人都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领袖们使全国布满了的代理人，他们的任务就使每一个中国人“有觉悟”，“鼓励”他劳动。
第二是使得这千百万劳动者至少在外表上接受统治者制定的信条。由于大量的灌输和党的压力，每一个公民都服从、并且甚至宣布他同意，他不以其他方式来谋生。原子化的社会
第三个成就是实行了某种社会的“原子化”，以利于具有无穷权力的国家。中国人旧日所托庇的古老的天然集团——家庭、乡村和行会——解体了。“释放出来的”社会“原子”——男男女女——也不可抗拒地被拉进构成国家控制机器一部分的新集体——职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人民公社等等。
作为个人来说，这个三重过程给中国人带来了压迫和苦难；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这种牺牲无疑是花得来的。中国解决了过去政权感到棘手的许多问题。灭绝疾病、消灭最恶劣的社会陋习——比如鸦片、娼妓和腐化——
、努力解除下层人们的疾苦、让妇女享有同男人一样的地位以及发展教育，所有这些都是账单上的积极因素。
由于中国军事力量和国际地位的日益增强，中国人的自豪感可以得到某些满足，中国政权也可以得到某些力量。中国尽管被自由国家宣布为非法，目前在世界政治中享有一种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尊敬。
在经济方面，尽管群众饱历艰辛、而且现有困难仍然很大，共产党中国已经取得重大的进步。当然，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荒诞数字是虚假的，正如北平最近不得不承认的那样。
在看到这个政权的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它没有解决的困难。上月份该党在卢山会议上承认，１９５８年的生产“奇迹”只是纸上的，现在策划者已不得不剧烈地削减他们的１９５９年目标。这种承认概括了十年后的许多困难。
尽管共产党人大事吹嘘他们的计划，但是在经济政策上存在着难以理解的不稳定性。由于新的试验和目标的改变，计划不断被打乱。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原先用装装样子的把土地分给耕者的方法收买得来的农民的支持是这个政权最初得到巩固的关键因素。这种支持不存在了。事实上，公社是失去这种支持以后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是承认失去了这种支持，因为这个政权发现，要使农业继续社会主义化的唯一道路是严格的组织化，并且完全夺去农村群众的财产。
到目前为止，想通过公社公共食堂、拆散农民家庭这样一些作法而使生活完全公社化的尝试由于顽强的抵抗而失败了。北平不得不使这个制度在某些方面放松一些。这种退却仅仅是战术性的，因为基本的决定是既不放弃公社也不放松纪律。但是这意味着，毛在执政十年以后，尽管有着农村问题专家这样的声誉，还是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隐约显示了弱点
因此，尽管这个政权是有力量的，但是它也经常隐约显示出弱点，它不能放松政治压力，以免潜在的抵抗具体化。同时它必须使它的人民以疯狂的速度工作而得不到多少经济报酬。这不仅是因为它订了野心太大的目标，而且是因为中国还有着两个历史悠久的弱点：人口过多和自然灾害。
没有自由，更多的工作和苦难——这是不可避免的日程表，而且大概是今后几年的日程表。
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这个政权所能使用的唯一转移视线的方法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在去年进攻蒋介石在金门岛上的军队时就是玩的这张牌。紧张局势的用途
国际紧张局势也是有用的，因为这能为贫穷和组织化提供一个借口。北平现在用老挝的游击战和印度边境事件来制造紧张局势。
这种隆隆的炮声是不是大规模侵略和征服的预兆呢？我不大相信。中国大概过于专心内政了，不会做到那个地步。
从一张临时的损益对照表来看，新中国的某些长处和弱点就是这样。我认为，我们道义上的判断和我们对民主的信心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目前，这个政权的力量超过了它的弱点。我认为，它不是在垮台。垮台的是所谓仁慈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神话。这种神话后面的现实没有改变。经验证明，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伎俩是能够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用并非心甘情愿人民的汗水和痛苦来建立起一个国家的。
（文内插题都是原文所有）
【路透社伦敦５日电】１０月份的“中国贸易和经济新闻通讯”说，中国已在十年内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
“新闻通讯”是在这里出版的一个独立的经济评论刊物。它说，中国在１９６８和１９５９两年中的工业增产总额将近前五年增产总额的８０％。农业的增产总额——根据最近对去年谷物的报告和估计核实的数字——大抵比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７年期间的增产高５０％。它说，“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从一个只有萌芽中的重工业和发展不平衡的轻工业的国家，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
【本刊讯】１０月１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罗德里克·
法夸尔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和今后十年，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是十年前今天建立起来的，在第一个十年看到了它在世界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下一步很可能是它作为一个主要工业国出现”，摘要如下：赢得了新的威望：新政权迅速着手来满足人民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蒋介石从来无力去做的事情。主要西方国家已经自动放弃了治外法权，但是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仍然过着特权式的生活。
这些人受到了侮辱并被赶出门。传教士受到了谴责，而且时常被关禁和虐待。毛重申北京对很多传统被认为是中国的地区——
西藏、满洲和新疆的控制，虽然外蒙古和福摩萨仍然在他的控制以外。毫无疑问，这些步骤使得他获得了甚至于反共的中国人的尊敬。
毛并不满足于象恢复过去领土这样一些比较消极的措施。中国在朝鲜打败美国的事情使它在全世界面前获得了新的威望。
亚洲国家认为必须对它们的强大邻国采取缓和的做法，特别是对目前具有好战情绪的中国。就象周恩来在１９５７年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调解使命所表明的那样，中国通过它的共产主义的联系，甚至于在欧洲政治中都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党试图解决中国革命经济方面的问题，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强国。生活水准提高了：结束内战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两件事情本身就是走向恢复农业生产的重大步骤。
共产党人还采取了很多水利措施，这是一个新朝代照例要做的事情。今年的水灾表明，这些措施决不是完善的和全面的。但是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农业灾害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到这个国家旅行过的人以及最优秀的经济专家们认为，由于这些措施的结果，共产党人能够设法使生活水准稍许提高一些，但这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提高。比较普遍地改善人民生活必然要取决于工业生产的发展。
然而在目前，中国工业化计划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沿着俄国方针建立重工业。消费者得要等待到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它已经变成一个主要工业国的时候。
北京在这种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即使它重新修改的１９５８年八百万吨的钢产量数字也是给人深刻印象的。
虽然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增加速度低于苏联，它很可能实现它所夸耀的在十年内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虽然从按人口平均计算方面来说，它显然还是要落后很远，可是从绝对数字来说，那时它会跻于大国之林。
这种经济建设给人民方面带来了很大牺牲。共产党政权最初是通过土改的流血和镇压反革命动运得到巩固的。
共产党的压迫性的独裁统治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已经引起了广泛憎恨。注意到限度：近几年来，主要是在“百花齐放”期间，毛多少曾经设法改变一下政权的严酷性，但是以后看来这会导致对共产党的危险批评，于是又放弃了这种努力。
另一方面，修改公社的比较集体主义的特点和缓和１９５８年经济运动的努力都表明，他仍然注意到种种限度，他不得把他的臣民推过这种限度以外。
但是，当毛泽东——这个国家现在将近二十五年的领导人——仍然活着的时候，不大可能削弱党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因为他仍然代表他的同胞象征着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对西方来说，前景并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１９４９年的共产党革命以及‘它所造成的世界力量的集结的巨大变化，仍然是战后年代的主要政治事件。
今后十年的决定性方面很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工业强国出现，并且肯定它作为整个东亚的仲裁人的传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