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米兰日报”１０月３日发表了巴尔达西写的文章，题为“中国存在着”。摘要如下：
正好在十年前的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今天要衡量在非凡的人物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在这十年中所创造的道路，那是很容易的。只要记住以下的事实就足够了：在这个经常有千万人挨饿的极为贫困的国度中，粮食增产速度超过了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的人口增长速度。
中国的面积为法意德三国面积总和的六倍，它有六亿五千万人口。在从现在起的三十年中，人口将超过十亿。不需要想像力就可以了解到，在我们的世纪中的一个伟大事件就是中国的觉醒。它很可能完全改变传统的力量的对比。所以我们必需考虑到中国。
一个意大利工程师曾经在几年前为了参加商品展览会而访问了印度。他说他看到了中国制的拖拉机。这是工业发展的一种表现，而根据这个国家的领土来计算，工业发展将需要四十年（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中国人说，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他们将赶上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消灭了几乎所有危害旧中国的灾害：水灾、虫灾、贫困、战争、通货膨胀等等……但是是用什么代价的呢？
用什么代价。我们很了解，这个代价就是损失自由，强迫劳动等等。但是，这恰恰是为了使中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的道路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中国人在毛泽东的前任的统治下除了饿死的自由外，还有什么自由呢？
劳动的奥秘对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是一样的，虽然它根据各国人民的特征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以西方发展的政治自由的概念作为代价来衡量中国的巨大进步，看来是极其伪善的。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解放在于把满洲改变得象一个未来的鲁尔，在于开始把新疆（占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由沙漠改变为不久象加拿大那样的地方。
【本刊讯】１０月１２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赫鲁晓夫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俄国的大盟国发生了严重困难”，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以后匆匆到了赤色中国，他在那里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
一次巨大的试验造成了一次巨大的失败。赤色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使共产党人陷于一团糟的状态。
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时发现苏联的大盟国处在危机状态。
赤色中国首脑毛泽东显然决心要使赤色中国的革命高速前进，不管出不出问题。不断发生骚动，出现紧张局面，采用恐怖手段，甚至进行战争威胁，这些在赤色中国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把赤色中国全体人民包含在内的一项巨大的事业已经作为失败的尝试而取消了。今年年初作为一种胜利的尝试而受到欢呼的中国共产党的“大跃进”现在被承认是一种可悲的失败。曾经得到过改善生活的诺言的几亿中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饥饿了。
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在８月不得不承认，把中国五亿农民组织到公社里去的努力发生了困难。在农村，发生了旱水虫灾，更重要的是农民义愤填膺。在城市则闹粮荒。
在过去几年中被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搞得精疲力竭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又得到了新的命令。他们必须更坚苦地工作，否则“就会被抛出革命的队伍。”
完全控制着一个六亿人的广大民族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走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捷径，找到了一条从“大米经济”直接进入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的机械经济的道路。
赫鲁晓夫在北平发现，共产党的领导仍然在坚持固守，仍然在驱使共产党干部和中国群众作出新的努力。他发现在私下承认失败的毛渴望在工业原料和机器方面得到更多的苏联援助。
赫鲁晓夫希望从毛那里得到的，是关于红色中国为了迅速前进而作的疯狂努力会有所缓和的保证，但是毛为了在红色中国内部利用紧张和剧变来掩盖他的重大的错误，他可能会继续给他的苏联盟友带来更多的懊恼、更多的问题。
【本刊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１５日刊登题为“最高级会议”的评论，诬蔑我国是“冷战政策顽固的拥护者”。
评论作者在谈到大国“认真准备”最高级会议后说：“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减少，而是相反地增加了全世界的义务：为朝这一方向继续发展而作出积极贡献，并阻止现有的对缓和紧张局势的引人注意——和引起不安——
的某些不受欢迎的活动。与对冷战及冷战政策的普遍谴责相反，这些活动正是这陈旧的、消极的和有害的东西的表现。以新的中央组织条约的形式来恢复已经崩溃和瓦解的巴格达条约，发表参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关于赫鲁晓夫总理的报告，刊载蒋介石关于‘解放中国大陆’，或者从另一方面，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的敌对攻击，中国对非集团国家的政策的尖锐化等，这一切怎么能够同在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际信任与进步协商方面继续努力的需要相协调呢？这一切是深刻的消极现象。它们非常清楚地鉴定了它们背后的力量是冷战政策的顽固的拥护者。不管思想上的分歧，两个集团中的这种力量讲的是同样的语言”。
【本刊讯】据“锡兰时报”７月１６日报道：根据新的全国教育计划，美国将自今年起，在全国大学的十九个中心设置关于中东、非洲、南亚和其它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的教学。
美国卫生、教育和公共福利部长弗莱明在宣布这项计划时说，联邦基金中将拨出三百多万美元，作为新教育计划的基金。为新成立的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现代外国语的研究奖学金和研究计划的费用。各中心还选择了阿拉伯文、印地文、日文、葡萄牙文、俄文、孟加拉文、缅甸文、现代希伯来文、匈牙利文、印尼文、马来亚文、喀尔喀文、朝鲜文、马利塔文、波斯文、波兰文、斯瓦希利文、泰卢固文、泰文和土耳其语为专门教学的课程。
他说，现代外国语研究奖学金已颁发给进修俄语、华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和印地语的学生。根据这项计划，政府已与高等学校、团体和个人订立了二十项研究计划。其中一项是对美国在外国语教学方面的全面情况进行三年的考察计划。
【本刊讯】据香港“大公报”６月１９日报道：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嘉文最近致函“曼彻斯特卫报周刊”，表示在西方人士刮目看中国的今天，西方实有加紧学习中文的必要。信件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自从一世纪以来充满着耻辱的历史，在今天已成为过去的陈迹而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我们对它现在的政治和经济意识保持什么意见，公正的观察家一致认识到中国人民重新表现出来的坚毅精力。
“自从１９４９年以来，只有极少数的能说中国话的英国人士还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那时起，中国的情形变了，而且继续要变。中国的文字也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也会继续进行的。人们有必要了解中国事情的全部面貌，和在那边发生的思想转变的背景。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有赖于那些熟谙中文的人，他们应该不但能了解中文的一行一句，而且能知道全篇的意义。……
“目前在美国大学里，对发展学习中文部门的重要性受到很大的注意。根据１９５５年—５６年出版的关于美国大学里学习中文情形的分析报告，显示研究中文的兴趣正在增加。报告指出，占上述机构的三分之一的学校，都设立有关中国的科系，选读这些科系的学生达一万七千人；这方面的教师达四百八十人，其中有五十六个是曾经久居中国的美国人，六十三个是中国人，列入研究计划的项目有一百二十三个。……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大学的学历，可以看出：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在德汉大学，都对研究中文饶有兴趣；但是工作的规模是不大的，学生也比较有限。
“如果在今后几年，英国还没有出现一个熟悉中国过去同现在所获得的成就和所发生的问题的专家群，那么，英国在远东扮演的角色将是渺小的，而英国的大学教育也将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古和最伟大的文明的复活隔绝起来。”
【本刊讯】今年３月中旬，纽约市音乐戏剧中心演出了中国的“琵琶记”。它是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由霍华德和欧文两人合编的。十三年前，“琵琶记”初次在百老汇上演被公认为当时十大名剧之一。纽约市音乐戏剧中心所演出的剧目也都是属于第一流的，较诸百老汇固无逊色。此外宾夕法尼亚州的莫伊兰也将上演“琵琶记”。
【本刊讯】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８月２５日报道，美国波士顿的一个专门展出现代东方艺术家绘画的美周画廊最近展出了齐白石的两幅绘画“归来”和“芋叶和青蛙”。该报转载了这两幅画并刊登了一篇由该报艺术评论员陶乐赛·阿德洛写的介绍齐白石的短文。该文引用米契尔沙利文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一书中介绍齐白石的原话说“他是一个专画花、鸟、虫、蟹的写意派画家”；并说齐白石把伟大的传统现代化了。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１８日电】美国务院人士今天说，美国和俄国对于一项扩大和建立文化和科学交流的计划已经接近于协议。
一个四人谈判小组不久将到莫斯科去把新计划最后定稿。目前两国的交流计划到１９６０年１月２７日期满。
官员们说，美国和俄国都已经提出了新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大地缩小两国之间的意见分歧。他们说，结果是看来新计划将增加交流的种类，并且参加交流的人比即将期满的计划要多。
目前计划规定美国根据一二九项不同计划，派一，七三三人到苏联，俄国根据一二一项计划派一，三九一人到美国去。
【中央社华盛顿１０月６日专电】多年来致力研究一种中文摄影排字机的名报人及律师桂中枢，将于本月杪携同一架精巧的机器至台北展览。
桂中枢今天第一次在此间向记者们公开展览这架机器，以及他在研究有关中国文字问题过程中所发明的其他设计。
摄影排字机由几个主要部份组成：（一）一个透明的滚筒上面，装置着一个包含七千五百个中文原字的照相底片，（二）一个照相机，（三）一个电马达，（四）其他，使照相机将字印在滚筒的机械及光学仪器。
桂中枢说明这部机器的效能，已经充份试验证明，如经广为采用，将可使中国的印刷业发生革命，完全消除用手检字程序所需的重以吨计的量字，而使印刷效能与速度大增。
同时他又展出：（一）一种新的电码簿，不用号码，用字母。（二）一种中文字典检字程序，比一般中文字典简单。（三）一种根据注音符号的中文速写法。
【路透社伦敦电】英国住户将可在家内装设一具代接电话机，在家人外出时，该机可自动在电话上向对方回答，主人何时归家，或嘱拨另一号码。助理邮政司长最近在下院报告称，这种电话机十月起即可启用。
【本刊讯】据“新加坡自由报”７月４日刊载一条消息说，法国莫雷茨教授说，苏联与中国的学者对东方文明的研究，远远走在西方学者前面。他表示这是苏联计划赢得亚洲国家好感的一部分工作。
这位学者是前戴高乐内阁的技术顾问，他是在曼谷向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文武官员讲演时说这番话的。他敦促西方各国的院校，把对东方文化与文明的研究列入课程。他又说，西方学者应当更加重视亚洲过去和现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