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据香港报纸９日报道，“全印西藏会议”秘书长古哈教授８日抵达香港，为筹备组织一个“亚非西藏委员会”进行活动。
古哈对香港报纸记者说，“亚非西藏委员会”是全印西藏问题委员会在今年５月决定发起组织的“非官方”团体，它的目的是“动员世界舆论对中国施加压力，以求恢复西藏失去的自决权，越快越好”。这个组织成立以后，将常常举行会议，发表宣言和消息，以及采取一切“民主”的步骤来支持西藏的“公义”。
古哈说，他已经访问了仰光、曼谷、金边和西贡，除了柬埔寨政府坚持中立政策以外，其他地方得到的反应都“良好”，南越和缅甸的八个人已经同意参加“亚非西藏委员会”。
古哈说，他来香港准备和当地社会人士接触，研究香港是否可以参加这个组织。他将于１１日离开香港前往东京、马尼拉、雅加达、新加坡、吉隆坡、科伦坡等地继续活坡。
【共同社东京１０日电】题：“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步调混乱”。特派记者太田纽约９日电：提出西藏问题提案的国家虽然表面上是爱尔兰和马来亚，可是，幕后的主要角色不消说是美国。美国早就企图把西藏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但是，由于西藏不是一个独立国，而且，由于讨论西藏问题会反而使那些主张让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人更加振振有词，还由于在西方国家中也有的国家认为那样做会造成容许联合国干涉内政的结果，不难惹祸上身，因而犹疑不决，所以，把西藏问题提交大会讨论这件事拖迟了。后来，以天主教为国教的爱尔兰虽然出面（其中也有宗教上的压力），亚洲方面虽然由马来亚参加，成了个样子，可是，联合国的一般的空气一点也不热烈。可以说是西方阵营中的右翼的南非联邦，由于本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合国内成了问题，也附和了共产主义国家的主张；在表决的时候，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又弃权，情形混乱。在大会上，这种混乱恐怕无法避免。日本在大会上虽然将同意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可是似乎要避免发言。
“劳动报”：诬蔑我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经济的困难”，硬说我“放弃按劳分配原则”，还造谣说我“拆散家庭”。宣传“大大缩减１９５９年的经济计划”是八中全会的“最具体的成果”。
“胜利报”：诽谤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式各样的错误和大部分是荒诞的观点”，还诬蔑我对外政策存在“消极方面”，硬说“脱离了和平共处”的概念。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１０日电】“劳动报”１０月１０日以“‘大跃进’和中共八中全会”为题，刊载恶毒攻击我国的评论。
作者说：“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经济的困难。放弃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实行，平均分配’非常消极地反映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上（赢利、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以及全面完成计划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关于‘苦战几年’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在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条件下）的理论和拆散作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基层单位的家庭的做法，那么就会明白这一切必然会激起每一个中国人的强烈的内部反应。这样的实践和观点自然会在无疑是希望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群众和站在争取社会主义前列的党的干部中引起混乱和惊慌，导至动摇和抗拒。
“‘跃进’的社会后果和１９５８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与炼钢斗争的初步结果，迫使中国领导人员认真地研究自己的政策。尽管在报上和在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声明中夸耀和赞扬‘跃进’，事实是：在一系列讨论了‘跃进’的某些现象的会议、讨论会和党的全会上，通过了照例是对以前的立场和实践作往往是非常重大的修改的决议。这样，在中共中央四次全会和１９５９年４月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后，人民公社最初的结构和特征就剩下很少了。同时，地方的钢的生产也不再属于计划的范围，计划不去考虑它了”。
作者在谈到八中全会时说，“大大缩减１９５９年的经济计划”是这次会议“最具体的成果”。
评论的作者在谈到反右倾斗争时说：“被列入‘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不仅有资产阶级的残余、对决议和社会改革怀有先天的敌对情绪的各种流派的代表，而且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发现中国发展中的错误、偏向和过火行为，看到这给国家的整个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因而批评这些错误，要求较现实地对待问题，以便保证真正更快更顺利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最后说：“从整体来看，虽然还难于看出八中全会决议的全部意义和后果，却不能不看到这一事实，它是在经济建设中走向较现实的政策的一步。它是认真的修改，同时也是‘跃进’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不发达的大国中所造成的情况和结果的反映”。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９日电】“胜利报”（门的内哥罗共和国周报）９月２７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现代世界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这实际上是一个伟大人民的生活中的转折点和摆脱长期落后与贫困的唯一生路。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生活面貌大大改变了。真的，这仍然是连粮食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已经建立了更快地发展的基础，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表现出了各式各样的错误和大部分是荒诞的观点。近几年来这些错误特别明显。它们表现为需要和可能的失调，它往往有这样的后果：普通人（大部分是文盲）不能理解向他所要求的一切。向他要求的比他以自己的劳动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因为他的劳动生产率不能超过精疲力尽的体力。不应忘记下列事实：许多计划是不现实的，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对这些计划所作的新的修改，将大大地影响到对至今已走过的道路和今后几年的可能性所作的最后结论。
然而，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也存在着某些消极方面。至于谈到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一系列的情况下都脱离了通常所理解的“积极和平共处”的概念。中国对我国的关系，特别在近来尤为突出。在这里表现出了许多令人遗憾并使我们愈益不安的事情。尽管应该肯定，我们从中国那儿经受了我们从来未预料到的东西，但这不是我们广泛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即是说，不应该忘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世界上首批祝贺中国革命胜利的国家之一的事实。从中国存在的第一小时起，南斯拉夫就积极主张承认中国对台湾的权利和接受它加入联合国。尽管中国对我国执行的政策可以说是既无根据又不利于其本身利益和社会主义的整个利益，但我国今天仍然这样做。
反对利用联大讨论“西藏问题”加剧冷战，但又表示同情西藏叛匪，并诬我“侵犯印度”、“非常愚蠢”。
【路透社联合国１１日电】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今天在电视中说，在联合国大会中对西藏问题进行大规模辩论，不会导致任何建设性的行动，而只会促进冷战并对其他问题的谈判造成不利气氛。
梅农谈到联大辩论西藏局势的可能性时说，他还没有看到任何提案——虽然我相信有一个提案正在散发。
这位印度部长说：“我不知道联合国中的亚非集团持什么样的见解，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赞成讨论这个问题，抱这种看法的不只是亚非集团而已，原因是这种辩论不可能导致任何建设性的行动；这会把冷战问题带到辩论中去，并且对谈判其他问题造成不利气氛。”
他又说，他不愿意谈有关人权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被指责的一方并不在这里。”他又说，“如果中国在这里的话，那要好得多。”
有人问，印度同情谁？梅农回答说，印度政府已经给达赖喇嘛避难权，并维持着一万二千名西藏难民。
他再一次说，由于若干原因，大会要讨论这种局势的政治方面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他说，“例如，我们怀疑，针对一个并没有在人权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是否能够讨论人权方面的愿望。而且中国不在这里，因此进行辩论对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没有帮助，这将会使世界问题恶化和促进冷战，最后，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
【美联社联合国１１日电】印度国防部长梅农星期日说，“共产党中国侵犯印度的北部边境是非常愚蠢的。
梅农是在纽约全国电视节目“大学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这番话的。
“不管其动机是什么，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对中国没有帮助，对印度没有帮助，对世界也没有帮助。”
有记者问，印度是否会接受外界援助来抵抗中国人。他说：“不管我们需不需要援助，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外界援助。”
他说，印度愿意就边境作小小的修正问题进行谈判。但是他又说，中国有些“老地图，把印度的大片领土划在中国境内”，并说，“我们不愿意以印度的大片领土属于中国为基础进行谈判”。
他说：“我们的态度非常简单。一方面，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对领土的主张，但是同时，我们不会挑起争吵。我们不阻挠谈判。我们不期望以战争来求得解决。”
【美新处西贡８日电】南越新成立的西藏问题全国行动委员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将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决议谴责“共产党中国的所谓的解放军所犯的暴行，他们屠杀了无数无辜的男女并迫使余下的人们遭受数不尽的不幸……”。
决议说：
“让一个由公正的……中立的亚洲国家组成的委员会去访问西藏和亲自调查真相。那些很想提出其他意见的人不应对此有所反对。但是，如果这将是有益的，那就应该立即采取这一措施。”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９日电】南斯拉夫报纸在我庆祝建国十周年期间不断发出反华叫嚣。斯普里特１０月２日出版的“自由达尔马第亚报”发表了题为“在庆祝中令人讨厌的谩骂”的评论。
作者说，南斯拉夫祝贺了中国建国十周年，但是“在隆重的气氛和胜利的欢呼声中，仍然听到了攻击和诬蔑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文明的话”。
作者又说：“在那里没有停止对巴尔干这一小块土地的攻击性的喧嚷。在庆祝中国十周年时还出版了有六十页的小册子。‘现代修正主义者铁托集团的真面目’。……它的风格和语言具有以前对南斯拉夫的一切攻击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不是什么原则性的谈话，而是捏造的断言，它使用的语言往往具有街头行话的形式。
“南斯拉夫的公民和共产主义者要问：为什么？取得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样的历史连结着南斯拉夫和中国，甚至它们的努力和梦想都是一样的。那末，恶毒的话和带有可疑的理论分析的小册子是为什么呢？难道可能是由于在选择通向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分歧？不管我们信不信这种解释，我们认为这并不重要。意义较大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员顽固地、系统地攻击南斯拉夫，可能想把南斯拉夫当作掩饰自己困难和错误的屏障”。
作者还说：“这不只是对一个勇敢而正直的人民的不公正，而且也是对世果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公正，这种责任并不像中国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小，那样无关紧要”。
１０月３日的“劳动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为题发表短评。作者说，中国在摆脱落后和克服困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作者又说：“如果没有某些错误和在实践中被表明为站不住脚的，因而生活不得不加以修改的试验，那么这些成就可能更大些”。作者又攻击我国的对外政策说：“它的对外政策作为内部事件的反映，有时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危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和影响。这种政策特别表现在几年来为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所进行的疯狂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