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通讯社卢布尔雅那２４日电】在今天举行的南共七大全体会议上，马尔科维奇报告之后，展开了讨论。首先发言的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巴卡里奇。
他谈到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部分。巴卡里奇说，今天不是仅仅“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对实际的社会发展作了具体的分析，而且有着非常明确的倾向要在这方面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估计在过去的阶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家问题上遵守社会主义总原则到什么程度，和它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的主观努力同实际情况和这些社会主义原则符合到什么程度。
巴卡里奇说，国家消亡的问题今天是可以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它显然不是作为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的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而是作为一个时间问题提出的，这就是说，应该在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提到议程上的问题。在南斯拉夫就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很早就着手具体解决这个问题了。因此今天这个问题不是仅仅从理论上讨论，而是更实际得多。
在这方面，巴卡里奇谈到莫斯科“共产党人”杂志评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文章。巴卡里奇在表明他不打算讨论这篇文章之后说：“首先，关于我们的要求‘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是仿效１９１８年布哈林分子提出要求的榜样。而是仿效在成立初期就已经宣布了某些这种‘要求’的巴黎公社的榜样，和马克思对公社的经典的估计的榜样。其次，‘南斯拉夫’这种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是同布哈林分子的理论截然相反的。莫斯科‘共产党人’刊载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如果至少草草地读过我们的草案的话，就不能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一部分就是以列宁对布哈林分子概念的著名的批评为根据的。”
巴卡里奇强调指出，列宁已经在１９１８年３月８日提出了他对于布哈林分子的概念的评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所引用的那一点。那时正是进行激烈的国内斗争的时候。当时提出了集合力量推翻旧政权问题，因而没有时间谈到国家的消亡。那时，列宁根本不愿谈论共产主义和有关它的问题，甚至也不愿谈论共产主义中的国家问题。巴卡里奇说，他没有详谈这个问题和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现实的问题。因此，在讨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的时候，如何能用它作为一个论点，那就很不明白了。
巴卡里奇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能接受斯大林关于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因为他和他的门生坚持规避这个问题的做法。巴卡里奇着重指出，他的理论出发点在于他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于他非辩证地理解了这种现象。
巴卡里奇说，根据列宁的看法，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是“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的”国家；因此，巴卡里奇指出，国家或国家政府应该是什么情况这个问题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纲领驳斥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政府的主张，所依据的显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这种政府的分析。
巴卡里奇还读了从马克思著作中引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话，并且着重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缔造者的观点，“国家在将来非常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继续存在，不仅因为它是对付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直接力量，而且还因为它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必要的伙伴；其次，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权（和权力集中）的那些社会问题，可以（而且也必须）加以解决，以便愈来愈多地消灭‘特别的统治机器’，而根据劳动公民的利益代之以劳动公民以及他们的各种组织的自愿联合和直接参加。”
巴卡里奇说，这包括两个过程：国家政权的民主化过程和国家的消亡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并进的，它们是孪生的，然而又是不同的。前者不影响国家的实质，而只是在它的存在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创立而变得荒诞无稽的情况下才予以清除；后者是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的过程，照恩格斯的说法，它逐渐消灭一切“特别力量”，一切“间接因素”，并且愈来愈多地实现直接“管理事务和生产过程”。
他强调，在推翻旧政权以后在南斯拉夫成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是必要的，这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他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过去那些国家机器的那种类型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权力机器——虽然组成已经改变——完全不足以把各种倾向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因此，如果不开始一种过程，来创造群众参预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新的、自己的、直接的形式，那就会妨碍革命运动的进程，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巴卡里奇说，南斯拉夫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这个社会进步的宝贵工具发掘了出来。
【南斯拉夫通讯社卢布尔雅那２４日电】在今天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季赫里提到了莫斯科“共产党人”关于纲领草案的文章。
季赫里强调说，“共产党人”的作者加以隐蔽或者至少是加以低估，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之间的一切消极现象都或多或少降低为偶然的缺点和错误，而另一方面却谴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说，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以前的缺点和错误上，并且说，因此，他们批评的锋芒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的。
季赫里说，“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为了克服各种有害的趋势和根除这种缺点和错误而大胆总结所取得的经验，不可能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的，而只能有利于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和有利于巩固它们的团结”。
季赫里说，在“共产党人”杂志中最令人惊奇的是重新采用了有时候被认为是过去的时期所特有的具体的论争方法，那就是上述文章的作者对纲领草案中的实际态度所采取的相当武断的态度的论争方法。
季赫里说，这篇文章的作者硬说，纲领草案不断宣扬国家消亡是今天的直接和根本任务的理论。他说，纲领草案中根本没有这种情况，纲领草案是以马克思列宁的这种主张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建立时起，就开始了这个国家逐渐消亡的历史过程。
他说：“文章的作者们一方面说我们的纲领草案提出了在我们的时代国家完全消亡的这种荒谬说法，同时又马上表明，作为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问题学说的忠实信徒的斯大林，也是维护列宁对国家逐渐消亡的看法的战士，他们强调说，在苏联，早在三十年代的末期，国家的某些基本职能就已消失了。有必要指出，根据举世周知的并且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证实的那些事实来看，斯大林的话并没有真正能使人安心的色彩。”
季赫里说，南斯拉夫的发展已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态度是正确的。列宁的态度同布哈林不同（布哈林也认为，国家将首先在公安方面消亡），他认为，国家的消亡将首先在经济方面开始，然后开始在教育和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消亡、国家在公安方面的消亡大概到最后才开始。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说，纲领草案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成只限于各国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季赫里提到这种说法时说，这种说法是武断的，他并且援引了纲领草案中的一句话来证明这一点。他说，事实上，列宁对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态度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所表示的态度并没有不同。季赫里还说，对于纲领草案中对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巩固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问题、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共产党人的领导作用、今日世界的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法则、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说法也是武断的。
季赫里接着强调指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后真理的全书，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科学实践以及国际的社会和科学实践将会胜过、修正和也许甚至抛弃其中的某些具体立场、观点和提法。但是，我们的批评者并不同意。他们具体地坚持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宣言的全面重要性和正确性，他们硬说：“根据历史，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不正确的。”
关于这一点，季赫里追述说，恩格斯在１８７７年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嘲笑了那些除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外就不会为某种立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提出别的保证的人。他又说，工人运动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有些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决议和纲领证明多少有点不正确或者甚至是根本错误的。甚至从最近的时代中也可能找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决议中的一些决议，这些决议由于它们的缺点和错误而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致命损害。
季赫里最后说，莫斯科“共产党人”杂志刊载的批评很难说是同志式的批评的一个例子，他并且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并不打算停止从他们自己的实践和其它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学习，并且也不打算停止发展和巩固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他最后说：“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愿意同所有一切兄弟党进行合作和接受它们真正同志式的、有原则的和实在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