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柏林８日电】今天的“新德意志报”’发表了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三十
五次全体会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里希·昂纳克所做的政治局报告的全文。报
告的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希德万、沃维伯等人集团的宗派活动。
报告的这一部分说：
“政治局认为有义务
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关于同一个领导同志的集团进行争辩的经过，这个集团曾进
行小集团的活动，它的目标是要改变党的政治路线。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初，政治局
从维斯穆特地方党组织领导机构的同志中获得报告，在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９日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中，有两位领导同志公开
地抨击党的政策和决议。政治局获知这两位负有重大责任的同志的表
现以后，就毫不迟延地来试图彻底澄清这一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的
事件。在平心静气地询问了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以后，除希德万同志以外的政
治局得出结论：在上述聚会中所发生的非常严重的事件表明，是
出于一种已经进行颇久的宗派活动。政治局很快地就发现希德万和沃维伯等同志在我党政
策的基本问题上和在１９５６年秋季和以后出现的一些策略问题上所持的一定的动摇态度，曾导致了小集团的结合。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在筹备我党第二十九次中央全会
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中，同希德万同志发生了剧烈的争论。由
希德万同志起草的政治局报告草稿中包括两点基本的错误：
（１）对于形势的估计不正确，他低估了北大西洋公约政
策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泛阴谋的“危
险性”。
（２）在报告草稿中提到了民主化，但未提到采取制止敌人
破坏活动的安全措施的必要性。
乌布利希同志当时建议修改报告草稿中的形势
估计，并主张叙述敌人集团的活动。报告中还应号召党和工人阶级提高警惕。
希德万同志以煽动系方式反对这些受到政治局支持的建议。虽然当
时已经公开或隐蔽地在一系列杂志和报纸上（例如在“星期日”和“每周邮报”）
中出现了敌人集团的言论，但是他还是企图否认敌人集团的存在。我党和
国家机构揭发了这些敌人集团。事实表明，这些集团的一部分例如
哈里希—扬卡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希德万同志对
于指出敌人集团的存在的猛烈反对，表明他当时对敌人活动的估计是错误的。
希德万同志也在关于党在工农政权体系中的
作用问题具有和政治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很认真地来对待当时的
敌人活动的现象，而应该让争辩发展下去。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外是意味着允
许敌人活动。政治局的同志都发表了反对希德万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希德万同志在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狂妄中，只
看到了人民民主发展的一面，他没有从阶级立场来看问题。希
德万同志还以诬蔑的方式诋毁在中央委员会和它的第一书记领导下所执行的党的政策。希德
万同志没有就客观事件和事实来仔细地对于发展加以考虑，以便对形
势作出正确的估计，他却转到了无原则的斗争上去。
他对党的政策和发展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不是从
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而是从他个人的片面的立场来看这些问题。他没
有认清不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获得全面的保障和加强，就不能在德国导致
紧张局势的缓和，他用匈牙利的某些现象来作比较是完全不相称的。我们没
有容忍过德里和海伊（这两人都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分子——编
者注）一类人物的存在。我们没有容许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外衣掩
护下组织反革命活动。我们在不忽视反教条主义斗争的条件下展开了反主要
危机——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我们没有被迫进行错误的讨论。希德万同志对形
势的错误估计是会给党和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困难的。”
报告接着说：“此外，在当时还有策略
上的分歧。希德万同志曾经认为人们应该采用当时在波匈两国采用过的通风策略。政治
局却认为必须坚决万铲除敌人的观点，而同时展开广泛的意见交流。柏林洪堡大学事件
中希德导同志认为人们不需要采取措施来对待那些在西方情报机
构反革命集团领可下的兽医学院学生的活动。他显然认为，只需
要用思想说服的手段，就可务以达到目的。他没有看到在这里是一个同美
英特务机构的斗争。这些特务机构，从西柏林出发，在洪堡大学从事活动。
甚至那位颁布安全措施命令的非党员的大学校长都比希德万同志更有远见些。后来
的哈里希案和其他事实，表明了不低估危机是多么地正确，以及谁正
确地和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已经证明，在人民议院开会的那一天，兽医学院的学生
曾举行集会并要发动反工农政权的示威。敌人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的哈里希
集团都曾做了准备。希德万同志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当
时依照他的意见行事的话，那么到后来恐怕就不得不以武力来镇压反
革命的活动了。帝国主义特务机构的计划是指望着进行反革命挑衅的。
如果不是希德万同志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狂妄和无止境的十全十美感，以及通过他同沃维伯等同志的宗派活动使事件加剧的话，这种
同希德万同志发生的意见分歧应该是能够在政治局的讨论范围内加
以澄清的，可是他从１９５６年秋起，就已转到用诽谤
的方法来进行争辩，并使争辩日益尖锐。他不支持政治局的绝大多数和考虑他的态度，而认为有必要把乌
布利希同志当成攻击的目标，因为乌布利希同志是在同政治局的一
致意见下设法阻止了改变党的路线的意图。希德万同志的攻击遭
到了坚决的驳斥。”
报告又说：“希德万和沃维伯等同志显然认为，由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党的政策，将会遇到困难。他们想利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一步发展中所连带产生的困难做文章。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无疑是在于希德万和其他同志错误地了解了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认为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也就是意味着放松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这个集团的整个态度表明，它是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报告指出，这个集团的主要错误在于“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机会主义的解释；不正确地估计形势，低估北大西洋公约政策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泛阴谋的危险性；在提到民主化的时候，没有指出采取制止敌人破坏活动的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对敌人的思想和物质破坏活动的现象的近视；低估一直打进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愿意懂得那些要在任何代价下谋求德国统一的幻想见解的危险。”
报告接着说：“在筹备第二十九次中央会期间，以及随后所出现的意见分歧和从敌人的攻击中所产生的危险，促使乌布利希同志在筹备第三十次中央全会期间提出了一项报告草案，这个报告对形势做了彻底的估计，对于在邦联道路上恢复德国统一的远景和立场做了明确的回答。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能够转入反攻。正是在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政策的基本问题中，为党的工作带来了一个转变。可是在执行中央委员会所决定的路线中，却表现了某些反抗。像希德万这样的同志，显然是不愿参与决议的执行，他们希望在缄默中躲过暴雨，以便更好地执行他们的计划。不少同志曾认为（这种意见曾被传布过）第三十次全会为党带来了新的东西。事实是第三十次全会决议的执行在政治上打击了希德万、沃维伯等人的集团。”
报告接着指出，希德万曾在１９５６年指使党的领导机构的一些代表在高级党校中进行了片面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错误地对坚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女校长、候补中委沃尔夫进行了无原则的斗争。
报告说，政治局曾在１９５７年１２月间和今年１月间就维斯穆特事件和所有有关问题的澄清进行了辩论。
报告说：“所有政治局的同志都对希德万同志的挑衅式的发言表示了深切的愤慨。希德万同志不愿纠正他的错误意见，而坚持他的病态的自高自大和目空一切的立场，使他走向组织小集团和对党的政治路线进行无原则斗争的道路。”
报告说：“政治局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希德万、沃维伯集团的宗派活动，并进一步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
在谈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公安部长沃维伯的错误时，报告说：“沃维伯同志也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他的错误估计和错误观点妨碍了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必要的程度来执行它的任务。他忽视了反敌人特务机构的斗争，在审查中获知他不但没有做好他本身的工作，反而拉拢其他同志参加希德万集团的宗派活动。在这种宗派活动中，他说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敌人的特务机构由此获知了关于党内问题的情况用来向党进攻。”
报告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解除保罗·汪戴尔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决议，曾是对希德万、沃维伯集团的警报信号。但是报告指出：“汪戴尔同志是一个正直的同志，我们要着重指出他并没有参加宗派活动。”
在谈到弗雷德·厄斯纳的错误时，报告说：“厄斯纳同志不属于希德万、沃维伯集团，但他起了援助的作用。”报告指出：“厄斯纳对于希德万同志的煽动性发言没有表现党性，他没有同政治局的同志们一道反驳希德万同志的挑衅，而却同样进行了攻击。”报告说：“厄斯纳同志提出的关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是要使党的农业政策走上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关于简化国家机构问题的讨论中，厄斯纳同志主张维持国家机构各个部门的过分集中。……他指责政治局采取的路线是必然会‘退回到资本主义前期的垄断阶段’的。”报告说，政治局委员们曾力图说服厄斯纳放弃他的错误立场，但是他坚持他的错误意见，并且坚持要多数听从他的意见。他“又在政治局以外乱说，并且说到政治局内的意见分歧。”报告又说：“在厄斯纳同志没有同意的决议通过以后，厄斯纳同志不是集中全力于决议的执行，而却发表声明说，所通过的决议必将带来困难。”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前三部分的题目是：（１）将来是属于和平和谅解政策的；（２）关于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问题；（３）关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
【合众社新加坡８日电】马来亚总理拉赫曼说，他不反对举行亚洲外交部长会议，但是他更关心在东南亚外交部长之间举行一次会议。
当拉赫曼在锡兰的时候，红色中国和苏俄似乎想要笼络他。总理说，他在上午三点三十分抵达科伦坡的时候，看见红色中国驻锡兰大使是唯一的外国外交使节来
欢迎他而感到很惊奇。他说，中国大使“非常和霭可亲”，表示希望增进中国和马来亚之间的合作。他说，宴会的时候，红色中国大使和他同桌，不久俄国大使也参加进来。
拉赫曼对俄国大使说：“我能够爱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我不会惹出麻烦来。”他说，俄国大使似乎不大喜欢这种悄皮话，离桌而去。
拉赫曼非常赞许红色中国大使，他不懂英语，但是却通过翻译员进行了谈话。他说，他表
示希望增进中国和马来亚的合作，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他说，他没
有谈到马来亚共产党正在马来亚进行的游击战，甚至没有提到马来亚共产党头子陈平的名字。
记者问，中国大使有没有邀请
他去访问中国，拉赫曼说：“没有”。但是他“非常友好”。
【路透社新加坡８日电】拉赫曼说：共产党中国大使
“是那里态度最友好的外交使节。他对马来亚非常有兴趣，并且谈到合作问题。
我只点点头：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