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12日参考消息 第4版

    【美联社华盛顿10日电】美
    英、法三国外交官星期三举行了一小时会议,讨论戴高乐将军主张加强三大国合作以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建议。
    会议是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副国务卿帮办墨菲星期三在他的办公室同法国大使阿尔芳和英国大使卡西亚讨论了这一问题。
    【法新社渥太华9日电】外交部长史密斯今天说,加拿大将反对任何由英国、美国、法国“三国”领导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
    史密斯在启程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前夕说,加拿大还将要求:每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一个联合决定之前,应该征求小国家的意见。
    【德意志新闻社波恩10日电】这里外交人士今天说,西德将坚持在东西方就关于任何其他德国问题进行会谈之前先解除苏联对柏林的压力。
    波恩的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将把他的政府的这一意见,在星期日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西方对苏联11月27日提出的柏林问题的照会的答复时,通知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外交部长。
    阿登纳总理特别认为,提出牵涉太广的关于谈判的建议和反倡议可能一开始就削弱西方国家在这样一次会谈中的地位。
    据这里的外交人士说,巴黎会谈将主要讨论以下问题:
    一、发表一项在三个西方国家的保证的基础上求得柏林的自由和独立的联合宣言。
    二、指示专家们就对于苏联照会的答复作进一步的讨论。
    预料接着将举行的十五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会议,也将讨论柏林危机问题。
    西德最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今天强调地表示了他们对摆脱柏林危机的完全不同的意见。社会民主党最初是和政府共同反对莫斯科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建议的。
    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在一次广播演说中说,现在已经是“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建议把广泛的德国问题作为欧洲安全问题的一部分来举行谈判的时候了。他指责阿登纳企图把柏林问题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来对待。
    奥伦豪尔警告波恩政府说,它的目前的态度有朝一日可能使它陷于孤立;同时又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最近所发表的意见,证明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


    【新华社巴黎9日电】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今晚就党的财政情况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法国共产党议员人数的大大减少,给法国共产党的财政来源——共产党议员从他们的议员津贴中提出的钱——带来很大的损失。这种新的情况使得法国共产党不得不立即采取严厉的节约措施,以节省它各方面活动的费用,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和“人道报”受到许多罚款,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决定从12月21日起把“人道报星期刊”的售价提高为四十法郎。由于现行法律禁止日报涨价,所以这是唯一行得通的措施。
    声明号召党的全体党员和全体朋友们更加热情和主动地为这些报纸争取许多读者。声明号召全体党员和全体同情者设法开辟新的重要的财源,以便使党能继续和开展正义的斗争。
    【法新社巴黎10日电】法国共产党正经历很大的财政困难。在最近立法选举中所遭到的失败是财政困难的原因。共产党议员的数目从一五○人减少到十人。每一个议员每月的薪金是三十万法郎。作为有纪律的党员,共产党议员把薪水的大部分交给党。而现在,党每月少收入四千万法郎。
    因此,共产党政治局最近采取了严格相应措施:
    已经取消了党的三种亏本的地方日报。另一方面,每期发行五十万份的“人道报星期刊”价格增加十个法郎。


    【本刊讯】12月7日的英国“星期日快报”发表了艾德礼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现在是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时候了”。摘要如下:
    我相信提出举行最高级会议的要求,表达了普通人普遍感到的忧虑:目前的紧张局势一定会引起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紧张局势仍然存在,而且随着柏林局势的发展甚至更加剧了。
    至于最高级会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决不愚蠢地感到乐观。我并不期望国际舞台上会象变戏法似地发生某种变化;但是,我的确相信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时机成熟了,而且太成熟了。
    可能美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它的政策。例如,我发现,在美国,人们日益体会到他们继续拒绝承认赤色中国的态度的错误。
    总统现在不得不和一个民主党占压倒多数的国会打交道。大概他将不得不跟这个国会妥协。
    难道他不可以采取一种新的行动摆脱他的国务卿的无益的作法吗?难道他不可以甚至考虑到改变国务院的作法是有好处的吗?
    在一个战争已经不是国王们的娱乐而是意味着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摧毁的时代中,我们承担着过重的军备负担。
    我们面临着若干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受到过多的战略上的牵累,而这些牵累是已经过时的依靠海军力量时代的牵累,如像在塞浦路斯、马耳他和亚丁——这些问题是可以从世界和平的角度求得最好的解决的。
    我们已经离开了、远远地离开了旧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引起了美国人和其他的人那样怀疑我们。在我看来现在是英国应该采取主动的时候了。
    美国政府似乎仍旧认为,必须在共产党世界周围设立一道防疫线,随时保持武装,准备对付它。我认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
    应该寻求脱离接触。和平的接触越多越好。我并不害怕感染,因为我对
    于民主生活方式抱有信心。
    我认为现在是努力使得联合国组织振作起来的时候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建立一个世界性权威之下的法治,就不能够在裁军方面取得大的进展。这样一种法治的建立不免要今天各国在它们的绝对要求方面作某种程度的让步。
    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向俄国和美国提出一个大胆的和有远见的建出个的的议,要求按照这些方针来改组联合国。
    我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总是要等。在每一点上都跟美国取得一致以后才去参加会议。这一来就使得会议的阵容和裁军会议的阵容差不多。
    我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以取得积极的谅解,从而直接产生令人鼓舞的效果。
    让各国首脑们现在举行会议吧。最近世人太多地觉得似乎俄国在采取主动了。
    让英国来带头吧。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11月23日发表了一篇极端反动的文章,恶毒诬蔑和攻击我国,题目是“东风,西风”,摘要如下:
    很遗憾,这些日子从遥远的万里长城传来的现代传说,没有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些传说有很多地方是天真的,不用说,也是可笑的。特别是在原子时代,如何使人去接受“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和不要害怕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学说呢?然而更坏的是,这些企图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人生哲学的传说本身就是危险的,而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平静生活来说,更是无比的危险。因为,其中“东风已压倒西风”这个老调已成为现代世界导师的主导思想而被一再重复着。
    中国导师所说的不是能给中国土地带来雨水或干旱、丰收或饥荒的自然界季节性的风,而是把风比喻为两个世界阵营的军事集团。为了不使任何人产生怀疑和迷惑,并马上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危险的关于阵营的统计。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这样:现在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有十亿,独立了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正在争取独立以及带有中立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最后,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只有四亿。
    中国官方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对战争的恐惧。昨天以前曾参加过亚洲和平集会的红人,今天又在对自己的听众说,如果害怕战争,就是陷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这种变态说法引起了某些虔诚默祷、具有反对一切强力本性的印度人的恐惧。
    一旦这种歪曲和平和战争的观点被接受,对其他问题的观点也就会跟着被歪曲。比如说,共处确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崇高口号,但是,现在中国对它作何解释呢?他们的解释并不是积极使地球上全人类在不一致的观点和思想方面彼此接近,并使他们摆脱恐惧。今天在遥远的中国所宣扬的共处就是“相互恐怖”的共处,而敌对的西方阵营冷战和热战思想家所一直宣传的也正是这种共处。他们的方案大致是:你们呆在你们的阵营里,我们呆在我们的阵营里,在适当的时刻就相互掠夺。
    不管怎么样,如果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愿望来管理自己的家务,那么,谁也无权要求别人也照自己的样子去做,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舒适而恐吓其余的世界,甚至威胁它,并使之处于危险境地。东方中国的圣贤正是这样做的。中国的民间谚语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果这说的是自然力量和生活的难以捉摸,那倒可能是英明的。这种谚语的确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提过永远只有一种风占胜,所以中国的导师为了最终作出关于在8月的战争中只有资本主义是必然被消灭的这一预言时,确实不得不大玩一套思想把戏。
    这是由一个民间谚语杜撰的最不英明的预言。在强国掌握如此致命的爆炸物,以致聪明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不断提醒说,任何一方都可能毁灭这个星球的时候,哪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够真正相信关于“纸老虎”和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只有一种社会制度灭亡的说法呢?这只是进一步提醒我们在这种危险的时代讲这种危险的话是多么荒诞。他们的作者是否曾经想过,在再一次世界性战争以后谈论两个社会制度中谁获胜的问题就可能是荒唐的呢;而且某些死里逃生的两脚动物可能就不得不从他们石器时代的远祖所生活的时代重新开始。
    可能,北京对于这个题目也可以讲出比东风和西风更聪明的话来。


    【法新社巴黎9日电】十八万名法国学生在他们的全体教师和所有教师工会代表的支持下,将在12月10日举行罢课,并在法国全国举行游行示威,争取把国民教育建设拨款增加六百二十亿法郎。
    学生的学习条件已经很恶劣:教室里有人满之患,实验室过分狭小。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11月20日以“六福客栈”为题发表了介绍该影片剧情的文章,摘译如下:
    星期日将在奥迪翁电影院上映的“六福客栈”是根据伯吉斯先生所著的“小妇人”一书拍摄的,这本书又是根据真人格拉迪斯·埃耳沃德一生的事迹写的。
    有些地方,尤其是开头在伦敦的场面,很像圣女贞德的故事。像贞德一样,一个英国年青的女仆格雷斯听到内心发出的声音,要她作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她没有受过当传教士的那种教育,但是她毫不犹豫,毅然担任了一个地位低微的女仆的工作,并且从她每周十九先令的工资中节省下足够的钱,用四十一英镑买了一张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的火车票。
    经过很可能比银幕上更为艰苦的历程,格拉迪斯到达了北方某偏僻省份中的一个县,她在那里同一位年老的英国传教士一起开了二家客栈——“六福客栈”——作为宣传福音的一种办法,但是不久以后那位年老的妇人由于一桩意外事故而去世了。格拉迪斯克服了自然的困难和初期的误会,取得了中国国籍,并且赢得了当地的一个官吏的友谊。同时,中国军队中的一位姓林的欧亚混血种军官带着深深敬佩的心情在她身边出现,在故事结束前这种敬佩之情变成了爱情。接着日本人开始进攻,影片的最后一部分描写格拉迪斯怎样率领一百个孩子日以继夜地越过崇山峻岭转入安全地带。
    整个影片表明罗布逊先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导演。鉴于这个影片不是在当地拍摄的,地方色彩的处理可以说非常巧妙。


    【中央社纽约8日电】法拉尔出版公司在“纽约时报”的书评栏及“先驱论坛报”的书评栏同时刊载一则相同的广告,报道蒋总统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的修订版问世。增加许多彩色的地图及关于蒋总统对苏俄战略及阴谋的分析的丰富索引,可以便于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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