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８日电】美国官员们今天说，共产党中国把六亿人民组织到一个控制得很紧的公社的奴役状态下的新计划，说明大陆上的共产党统治者们绝对没有回头的余地。
他们认为，这种作法的结果将要么是共产党中国达到它的工农业的长远目标；要么就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结束的开始。
据这些权威人士说，现在所执行的这种惊人的计划不可能回头了。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经试过的任何办法都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
公社制度正在大规模地推行。这种制度把工人赶到国营的工厂中，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同时把整个社会按照军事原则组织起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二万九千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四千八百户。这些公社遍及全中国。但是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西藏却一个公社也还没有。
这些公社已经合并了旧有的、比公社小、得多的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这些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只关心农业，而且从来工作得不很好。这种权力很大的公社调配和控制各个重要方面——农业、工业、商业、文化和教育——的活动。
公社不仅是按军事原则组织起来的，而且每一个工作者同时也是民兵的一个成员。官员们说，这大概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来服务于国家的最厉害和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这种作法能够克服自然的和人类感情上的障碍的话，毫无疑问将获得很大的成就。
毛泽东正在孤注一掷，看这个制度是否能养活这个国家。鉴于一再发生的旱灾和水灾这是一种冒险的计划。
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把社会组织成最有效的生产单位——在纸面上。但是他也是在把潜在的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在事情不顺利时推翻他。
这个制度的成功或失败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中国的疆界。
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正如渴望从莫斯科获得较多的自由的东欧卫星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关切地注意着这一发展。
这个制度的成功将加速使共产党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第一流的国家出现，对国际事务产生极大的影响。
如果这个制度失败的话，这些官员们认为，最后的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辽阔的大陆上的崩溃。
这些官员们说，已经有这样的迹象：这种制度的推行已对东南亚的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影响。甚至那些在过去倾向于“和平共处”的人们，现在也看到了共产主义朝向它的最不好的极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们正在重新考虑是否可能和这样一个以这样的压制为基础的庞然大物并肩地和谐相处下去。
但是，真正的斗争必须在中国一决雌雄。同时这里的官员们相信，现在共产党的统治者们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德意志新闻社汉堡８日电】独立的西德报纸“世界报”今天说，西德必须“刻不容缓地”加紧进行发展亚洲国家的援助计划。
报纸说，东亚现在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要么追随印度奉行的民主政策，要么仿照北京的极权国家的形式。
“整个亚洲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着这两个政权的竞争，它的结果将决定亚洲的未来，因为群众将仿照胜利的制度。”
报纸说，中国已超过了印度，北京由于有高明的技巧和能力，同时由于政治上的精明，已在东亚的贸易和商业方面取得统治地位。
报纸又说，只有印度在同中国的经济竞争方面取得成功，才能防止共产主义征服东亚。
【本刊讯】“柬埔寨现状”周刊１０月２５日发表了西哈努克亲王１０月１５日在旧金山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今天对柬埔寨的看法”。文章转载如下：
（“柬埔寨现状”编者按：尽管西哈努克亲王远离我们同时他在美国活动很繁忙，他仍然为他的报纸写了一篇非常生动的总结，谈述他在美国舆论界的领导人物和各个阶层方面进行的活动，从而为我国获得的成就。
这篇文章是在旧金！山的两次报告会之间写的。这篇文章将使国内公众和信任我们的日益众多的外国读者深感兴趣。）
值此访美接近尾声之际，我想把这次访问总结一下不是无益的。我在美国国土上呆了一个月。在纽约和华盛顿，我曾数度同美国高级领导人作了会谈。在我从东到西横贯美国大陆，沿途停留前往旧金山的旅途中，我受到几个市长的接待，一些将军请我访问他们的基地，很多美国人、记者、工业家、大学生、普通人，都曾和我接触，我曾能够坦率地同他们谈话。
今天美国人怎样看待我们呢？答案显然是各不相同，要看他是领导人、知识分子、报界和普通人而有差别。
我的读者们不是不知道，美国官方曾对我国承认人民中国非常激动。这种情绪现在似乎大大地缓和了。
一些好心肠的邻人曾经预言我们会丧失美国的友谊、美国对我们的援助将被取消、我们会受到报复。这样的想法是落空了：美国政府给予我国和我本人以极大的注意和重视。
在１９５３年当我做国王的时候，我没有能够会见美国总统。我只同杜勒斯进行了一小时的会谈，邀请我午餐的是一位助理国务卿。
今天我只不过是一个首相，我却在白宫受到总统的接见，我曾经同杜勒斯和罗伯逊进行了几次会谈，在爱林顿全国公墓时人们向我鸣礼炮二十一响，在芝加哥（我被授予荣誉公民称号），各军种的仪仗队向我致敬。
不错，时代已经改变。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我说：“我尊重您的政策”。
杜勒斯对我说：“只要您能够保证您的国家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我们对您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我们的援助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在我们大使馆讲话时还说：“我希望其他一些国家能够出现象您这样的政治家。”
我曾经同共产主义的最不妥协的敌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作过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说：“共产主义要一直等到把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之后才会停止。赤色分子的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和违背他们最神圣的诺言。他们固执地追求他们的目标并且利用一切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不要忘掉过去的教训。那些忘掉教训的人将受到惩罚。”
罗伯逊还对我说，“您的中国朋友，您无法使我们同他们和解，因为我们不容许他们用手枪对着我们的太阳穴来解决他们同我们的争端”。可是我建议的斡旋恰恰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解决办法。但是既然美国人似乎不需要我们的效劳，我也就不坚持。
罗伯逊还对我说：“我们也不容许中立主义者把我们同共产党人相提并论，不容许他们谈论‘美国集团’。我们，我们‘自由世界’不搞集团。美国没有卫星国。我们的每个朋友都保持着他对其他人的行动的完全自由。我们只是由自由、公平、人道主义的共同理想联系着”。
他又说，“但是，我钦佩我的部下刚刚向我指出的贵国的令人难信的情况：你们没有国债，你们的贸易没有赤字，你们的货币有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储备金。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我们美国人离这种情况还很远，我向您祝贺。
“而且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使得有助于您和您的邻国之间的关系的缓和并获得你们的共同问题的解决。我们只希望你们幸福”。
请看这种异乎寻常的谅解、令人惊讶的尊重。甚至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在我发表了有利于人民中国的演说之后，也向我祝贺（当然不是由于我为中国辩护而是为了我的正直论点）。
当然不应当认为美国这样照顾我们，是由于我们是中国的“好朋友”，但是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明显的事实：威胁或者蔑视只能使他们和柬埔寨人疏远，他们了解到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设法谅解。
例如在美国首都政界人士中具有很大威望的“华盛顿邮报”就一直对我们表示很谅解，这种态度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是在１９５３年在我们“皇家十字军”时代开始的。这一次这家报纸又以广大篇幅刊载我们在华盛顿的外交活动，并且发表了一篇特别友好的社论，主张谅解和支持柬埔寨。同样具有很大影响的“纽约时报”也做了客观的报导，并且长篇发表了我在联合国的演说。
另一方面，却有过多的“地方”报纸仍然坚持这样的神话：由于“变化多端”、主要只关心他个人取乐的王子的过错，而形成一个“中立主义”的柬埔寨（就是说，在它们看来，秘密地对共产党有利）。典型的例子是在芝加哥，我曾尝试使记者们（代表这个城市的一些大报）关心柬埔寨的政策。我没有做到。一个美国朋友对我承认说：“他们的读者对这些不感到兴趣。要引起公众的好奇心，必须对他们说你是有三十个孩子的独身汉，是一位善于吹奏萨克萨风的首相。这些，不错，会引起芝加哥的舆论的兴趣。这便使报纸能够大量销售。”
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些坦率、友好和好客的，那些愉快、有着好心肠的美国人却常常只接受这一类不伦不类的报道，给他们一种几乎歪曲了外国真象的一种意见。
这就说明了美国人在亚洲以及其他地方所遇到的困难。应对美国人的失败负责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某些外交家（和拙劣的美国情报员）。
一家销路很广的通常认真严肃的杂志自从我们承认共产党中国以来就说，“柬埔寨的赤色分子正在积极地从事于制造同泰国和南越的摩擦”。当然，我们的共产党人正在利用我们同这两个国家的纠纷。然而制造这些纠纷的就是美国的这两个盟国，就是它们对我们采取了同东南亚条约组织所扬言的理想，就是说同尊重别国的自由、领土完整和安宁的理想完全相反的态度。
在中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看来，美国的“纳税人”不知道他们为了“共同防御”的崇高目标而掏钱出来交给他们的某些“朋友”，却被用来对其他和平和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帝国主义”的压迫。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相信能够肯定地说，这次美国的访问是必不可少的，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如果不作这次访问，对我们国家的无知和缺少兴趣会继续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误会会存在下去。我相信已经消除了美国的领导人和杰出人物的这些误会并且引起了对柬埔寨的广泛兴趣和同情。我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因而加强了。
最后，我乐于指出，当我在“亚洲基金会”上谈到关于柬埔寨在实现社会、经济进步和真正民主方面所做的努力时，作为东方的门户的旧金山的报界和杰出人物表现了十分谅解和正确的态度，他们并且对我的演说鼓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美—中关系的意见也受到鼓掌，这就证明了在美国的杰出人物中，有许多人在这方面的看法和信念和我们相去不远。
【美联社德国杜塞尔多夫８日电】共产党中国现在对于延长它同西德签订的“民间”贸易协定一事，采取延宕的态度。鲁尔的贸易人士认为，北平这是在使用压力想从它的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那里逼取某种形式的承认。
西德工业联合会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去年缔结的一项一亿一千万美元的贸易协定已在１０月１２日到期。西德在今年５月提出要求就缔结一项新的协定举行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答复。
这里的贸易人士并不预料共产党中国会公然要求在外交上承认它。但是他们几乎肯定，它希望下一次的贸易协定由政府出面来缔结。
但是，波恩政府到目前为止，坚决反对同共产党中国或国民党中国有正式的接触。在去年缔结民间协定以后，西德政府官员再次表明，缔结任何官方贸易协定将是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政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四版）权，是一件被认为不可取的事。没有迹象表示，这种政策已经改变了。
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在人们认为比以前更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西德同中国的贸易的时候出现的。
自从中国在今年５月同日本断绝贸易关系以来，西德工业家怀着很大的兴趣注意中国的市场。
这种情况已经产生了好处：中国向西德钢铁工业定购了一笔价值达１６８，０００，０００马克（３９，９８４，０００美元）的可观的定货，这帮助缓和鲁尔的衰退迹象。
西德的一个主要贸易刊物“工业信使报”评论说：“如果中国同日本的贸易战不停止，联邦共和国的出口可能达到大得多的范围（比去年的民间贸易协定）。”
没有什么疑问，西德经济中的强有力的部门倾向于支持中国打算以政府一级的地位同波恩建立贸易关系的企图。
“工业信使报”说：“波恩……应该考虑同中国缔结官方贸易协定的好处，因为这样一来会同时建立贸易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