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日内瓦讯】英国“苏格兰人报”９月１８日刊登了记者布拉德沃思的新加坡航讯，题目是“中国放松人口控制”。
文章开头写道：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北京官方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态度，一直是自由世界非常关心的。
接着文章叙述了中国现在的人口已将近六亿五千万，目前每年出生一千二百万，到１９９０年可能达到十亿人口。
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是否认真的想设法使这个数字下降，以便在目前的领土范围内能容纳并供养得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希图放任这种威胁性的人口的增长，作为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以使得中国能够成为控制世界的国家。”
作者提到中国在１９５６年开展了全国性的节育运动，可是现在“中国领袖们却在强调六亿多人口所构成的巨大潜力”，说“马尔萨斯的理论是错误的，中国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再多些也不会构成衣、食、住上更大的负担。相反地，他们是进一步提高生产的工具。我们能够供养他们所有的人，我们需要他们的劳动力”。
作者说：“目前平均每个中国人每月有二十五磅左右的大米，廉价的蔬菜和偶而配给的猪肉。产业工人每月收入为八镑到十镑左右，农民要少得多。……但是，任何东西都搭上使听的人莫明其妙的数字，并且常常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中国人的想像力是被在不到半亩地上搞的试验田挑起来的，这种试验田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获——亩产小麦四万四千磅，产米六万二千磅。这就是说等于１９５７年平均产量的三十倍到四十倍。
最后，布拉德沃思以“吓人的狂妄”为小标题提出他的诽谤性的结论说：尽管如此，目瞪口呆和赞不绝口的外国观察家还是要“哎呀”不止的——中国人捏造假成绩；他们被小块试验田的成就迷惑住了；在肥料、机器、种子、收成产量和人口数目之间，一定会形成惊人的不平衡；再不然，受到破坏的大施肥料的土壤，索性将在三年之后化为废土。
“中国计划的狂妄程度几乎是吓人的。如果完成计划，’不久就能使中国成为世界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大的国家。如果计划失败，就可能产生一个连火星上的人都能听得见的经济毁灭。但是，不管是在上述两种情况的哪一种情况下，世界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的扩张。这种扩张究竟是采取商品的形式，还是采取人本身的形式，还要等待以后来看。”
【英新处伦敦讯】题：毛泽东是否会在斯大林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作者：盖·艾登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新“公社”计划，对工人本身的直接影响非常重要，而且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是会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个实验不仅可能产生具有世界重要意义的后果，而且可能产生头等重要的政治结果。
譬如，很显然，中国共产党总理毛泽东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先生在谁第一个建成真正共产主义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竞争。
赫鲁晓夫和他的前任们，甚至是没有让任何可以克服的困难妨碍自己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农民一向拥有的小块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上失败了。农民仍然拥有土地，尽管这妨碍建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拥有一切，不存在私有财产权。
的确，俄国看来趋向于给予辛勤工作和有进取心的个人较多的报酬，虽然这意味着承认，遭到猛烈抨击的“资本主义”原则可能有一些优点！最初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是在１９５４年。那时任期很短的总理马林科夫稍为放宽一些严厉的限制。这些限制意味着，俄国人民不管工作得多么费力，还是“享受不到”大部份其他国家的人民认为是生活中普通日用品的许多东西。
一旦作了一些小的让步，苏联人民整个人生观——在我看来——改变了。想拥有邻居所拥有的东西的正常愿望——这在西方诙谐地称做“和琼斯看齐”——也许是人类事务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到头来，它对政治决定的影响可能比各种理论和周密的计划要大得多。
大多数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相信，苏联的领袖们已经放弃了把“纯粹”的共产主义强加在俄国人民身上的尝试——他们已经看到这是行不通的。（这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放弃把他们的那种共产主义强加于全世界的目的。）
现在的大问题是：中国的领袖们是否能够在他们的老师——俄国的领袖们——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中国本身，并且在今后的许多年内，肯定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
没有理由设想中国人民在心坎里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倾向于放弃一切个人生活的权利，以及辛勤工作和进取心的正当报酬。不管有多少“思想灌输”或者党纪，都不能真正根除这种特性，这种特性大概在人在山边开辟自己的窑洞，并开始耕种土地来种植他的粮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新中国的公社计划目的在于把一切东西置于国家的支配之下，并且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到生产集体中去，在这个集体里，他们将一起工作、一起饮食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一起玩。没有人会因为较辛勤地工作而得到好处。虽然如果这个集体里有一个人没有尽职的话，整个集体可能有所损失。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计划会成功吗？俄国的领袖们已经毫无疑问地发现，即使是他们那些有耐性的和长期受苦的人民，对于一个接着一个、看来无穷无尽的五年计划所提出的“明天”的诺言，也感到厌倦了。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提供少数“奢侈品”作为让步，而由奢返简难，他们要回到旧时代那种极度的艰苦就永远不可能了。
中国的领袖们是否可能把别处已经失败了的制度强加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在大多数人认为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摇篮的土地上所遭到的失败，并不会使这个任务更加容易。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接受了他们共产党统治者所提出的计划和建议，但是如果中国遭到了它很可能遭到的严重经济困难的话，那么真正的考验就会到来。
如果像许多政治制度和理论一样，在纸面上看来很好的一个制度失败的话，那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同我讨论过这个公社计划的经济专家们，肯定地没有把它作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计划而表示热心。我们将看看毛泽东是否能够在别人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
【本刊讯】巴黎“国际论坛”周刊９月１９日刊载该报金边特约记者的文章：“柬埔寨和中国”。全文如下：
西哈努克首相从中国归来，受到人民的狂热的欢迎。但是，使观察家们感到吃惊的是亲王本人的兴奋。他刚刚下了飞机，就以十分称赞的口气向大家介绍中国的成就。亲自听他讲话的人才相信他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此钦佩。为了“用事实表明”他所说的话，亲王要求北京当局给他寄去一些纪录影片，并且在金边举办一个工农业展览会。
如果说，中国的领导人给了这位柬埔寨领袖以很强烈的印象，这还是说得很不够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坦率地阐明了他们对柬埔寨的政策，即是：以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和万隆十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没有交换条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没有任何歧视的经济援助：“中国对于美国给予柬埔寨的援助并无恶感，中国相信地希望在这个方面展开竞赛”；中国支持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共产主义学说确实是同君主制度原则不相容的，但是，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乐于支持一个能够实现它的人民的愿望的国王，而不要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共和国总统”。
但是，每一天都显得更清楚：成为那些希望达到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亚非不发达国家的决定性刺激因素的，正是中国自己的惊人跃进。事实上，所有的见证人，其中包括西哈努克亲王，都一致赞扬中国人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的巨大成就。
意义深长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出的行动口号：“在１５年内在工业生产上超过英国！”这诚然是大胆的计划，但是完全能够实现，所有从中国回来的观察家们都看到了惊人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年以来，在一次广泛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一切生产纪律都被狂热地突破了。
例如，在工业方面：同１９５７年相比，１９５８年的最初六个月出现了下列的巨大进展：一月份增加１４％；二月份增加１８％；三月份增加２９％；四月份增加４２％；五月份增加４６％；六月份增加５５％。超过计划指标的劲头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１９５８年），各种计划就不得不多次修改：工人们常常发奋地超额５０％以上；一些先进分子甚至在几个月之内达到了五年的指标！
但是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发展速度和惊人的跃进确实使那些农业经济国家的领导人感到目瞪口呆。上个月的大米收获比去年增加了１００％。每公顷的最高产量高达３３２吨，而在土地改革以前人们只能收获两吨。在小麦方面，中国已经比美国多生产二百万吨。
但是，谈数目字还不如强调指出，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口是农业人口的国家（六亿四千万人当中有五亿农民）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决定因素。让我们试用下列的几点设法把情况概括一下：
一、中国政府善于在农民群众中动员人们预料不到的力量。不管采取的方式如何，所有观察家们都一致认为，这些以百万计的人们在拼命工作中有着真正的劲头和有觉悟的热情，而领导人有时却设法要限制群众过分的干劲。群众的创造性受到毫无保留的鼓励：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鞍山钢铁工人的近十万个改革和九万条农民改进农业工具的建议都被采纳了，而且在全国推广。
二、人们不可能否认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在增加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人也以值得称赞的气魄干事情。一些每一个包括二十个到三十个合作社的“人民公社”，已经差不多在各个地方现出了，标志着走向集体化的新的一步。
三、但是中国进展的最独特的一面，就是这个主要是农业国的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首先有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大力援助而十分迅速地建立起来的大工业：中国现在就能制造喷气飞机，而且在不久将生产第一辆小汽车。可是，小手工业生产在工业发展中，就是一个可观的因素，而中国的领导人就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很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建立在对于他们人民的巨大的力量的深刻了解上。发出了口号：“某一个村庄应该依据自己的能力而拥有自己的工业！”只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就有三十万以上的小型工厂、矿场、手工艺式的机械作坊投入生产。例如在“超英”人民公社，农民不要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就建立起四千三百五十座小型工厂、炼铁厂、水泥厂、化肥厂……！让我们在这里指出城市知识分子的贡献。一年以来，三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去农村过农民的生活。他们帮助农民学文化、从事技术训练，而另一方面，体力劳动使他们抛弃了一些有害的成见，并且使他们的政治嗅觉更加敏锐。事实上所有政府负责人从毛主席一直到普通的公务员，每年都参加生产四个月……
因此人们懂得为什么中国的经验吸引了那些在经济上薄弱的国家。周恩来把他的“窍门”告诉了西哈努克亲王：“首先是摆脱奴役统治的残余——自卑感。要相信自己的人民；艰苦地工作以便巩固经济独立和在以后无例外地不要任何外国援助。”
当然，“困难”在于要能够动员国家的有生力量，要“解放人们的体力和脑力能力”。西哈努克亲王从回到金边以来，就积极从事于这项工作。首相的一道命令要求政府的一切工作人员和成员每年进行体力劳动一个月。在９月７日，两万名“行政人员”、士兵、军官、大臣都劲头很大地参加了一条公路的修建工作。
也许，破除群众的漠不关心态度，这样还不够。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生产力的解放”是在“生产关系”的大改变以后而来的。然而在柬埔寨王国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承认西哈努克亲王所奉行的政策的积极面：一个很珍视自己的独立的不发达国家明确地认识到了它获得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