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布拉格７日电】刚从中国回来的十四个捷克斯洛伐克自费旅行者的领队霍拉兹多夫斯卡和队员里德索娃医生，最近在对记者谈到她们对中国的印象时说：我们看到了中国日新月导的大跃进的形势，看到了中国人民是怎样热情而勤劳地建设自己的祖国。我们完全相信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赶上英国。
她们谈到一个共同的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集体利益的关心和忘我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尚精神。里德索娃医生说，在中国，我看到了一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的新型的人的成长，他们那种时刻关怀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品质使我深为感动。
她们对人民公社倍加赞赏。霍拉兹多夫斯卡说，人民公社是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它可以集中利用地方的资源来进行各种生产，而小的合作社是做不到的。她们也十分钦佩中国工厂、农村以及各级组织的负责人，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
里德索娃怀着极大的热情对记者说：作为一个医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我兴奋而又惊讶。她说：“我几乎没有看见一个苍蝇，没有一条肮脏的街道，一间肮脏的房屋。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环境卫生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令人感到满意。”
她们也都谈到在北京看到的中国人民抗议美帝国主义挑衅的示威游行。她们说，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们是能够击败任何帝国主义的挑衅的。
【新华社柏林３日电】汉堡“世界报”２日在社论地位发表了波普写的一篇专论，题目是“第二幕革命”，小题是“中国的变革；家庭死亡了；人民公社管理一切”。
文章说：男女同志们，共同地劳动，共同地睡眠，共同地教育你们的孩子，共同地烧饭，共同地就餐，共同地做一切的事情吧！这就是北京刚刚发出来的新口号。一种悲惨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一种比金门的炮弹声，比昨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演说声更紧压人心的事情。
战争的叫嚷似乎将成为过去，大炮将会重新沉寂下来。没有消逝的将是双方的仇视；将是共产党人在最近几周内所唤起的这种意识：他们自己做的更要好些，他们所走的道路将是全人类迟早要走的道路。
在北京执政者的一声号令下，开始了这样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将比金门冲突更大得多，或许也比列宁、斯大林或是赫鲁晓夫在过去四十年内对苏联人民所作出的任何决定的意义都要更深刻的多。
作者接着对人民公社作了一些诬蔑性的描述，例如公社将会决定某某农民在那一天晚上去看电影等等。然后说，在中国大概会迅速地离开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第一阶段而转入第二阶段，转入地球上的极乐世界。斯大林曾在他的晚年作过类似的试验（“农业城市”的组织），但是他没有成功。
恰恰是在九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他们的第一个目的，今天他们作出了他们的总结。
在九年后的今天，西方也应该作出总结。因为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事也将日益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正像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一样。中国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农产品增加了几乎一倍。中国不再有饥饿了。中国将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工业国（杜勒斯不要对他的以为可以在必要时以经济制裁迫使中国人屈膝的想法抱错误的希望）。而在这一总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短时间内达成的。
西方也必须承认这一稀有现象，必须对它进行分析。或许我们这一半世界有一天也要寻找另外一种立场，来对付这类的共产主义，必须承认这种共产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和在苏占区的表现方式没有关系的；或许它（西方世界）也须要承认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俄国人试图追求的不是一回事。从北京射出来的光芒，将不会被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海岸挡住。
【德意志新闻社汉堡２日电】西德“世界报”今天在一篇社论中说，西方“不管愿意不愿意”，终有一天要被迫改变它对这种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态度，“这种共产主义势力既无法拦在喜马拉雅山，也无法拦在太平洋海岸”。
【美联社香港讯】在共产党中国，家庭做饭在走向消灭。
北平政权正在迫使它的几亿人口接受在机关式的公共食堂中吃饭，作为它在中国消灭家庭生活最后痕迹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也意味着共产党一贯采用的说服的武器——小组坦白和对最新的党的路线的小组讨论——将成为家常便饭。共产党报纸上的消息说，在公共食堂中，“应该经常展开表扬和批评来助长正气，消灭邪气。
“所有人都在公共食堂中一起吃饭，所有家庭和所有人都过集体生活。妇女可以从同烧饭有关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把她们全部的劳动力都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生产热情可以发挥出来，全国可以节约许多粮食。”
这些消息说，当提出公共食堂时，人们充满了“三忧”、“四怕”、“一愁”。
这些是：“每天排队吃东西麻烦了；
“不能再请客人来了；
“下雨天吃东西困难了，因为人们不得不在雨中排队；
‘不可能吃饱了；吃的东西不会像家里煮的那样好了；小孩吃不到糖了；
“既然所有粮食都要集中在一起，余粮户将不得不同许多缺粮户共命运了。”
这些消息说，共产党用下面的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思想障碍”：“公共食堂能节约劳动力，有利于生产；
“大家在一起吃饭，柴米油盐可以节省了；
“大家在一起吃饭，时间和行动可以统一了，生产就可以大跃进了。
这些消息强调提出，“同时，说清楚，设立么共食堂只是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意味着吃大锅饭。’如果农民希望多吃点，他们就必须向公共食堂多出些粮食和钱。如果他们吃得少一些，他们就少出些。”
这些消息说，党所作的这些解释在全国宣布以后，“称赞公共食堂的话继续不断地可以听到。妇女和单身汉都说：这种幸福是社会主义带来的。这是妇女的彻底解放。”
公共食堂制度是共产党中国目前把所有群众驱向成立大蜂窝式的团体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这种团体称之为“公社”，在“公社”里，每个人都住在宿舍里，谁也不许有私有房间。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９月２７日刊载罗伯·纪兰的文章：“北京在农村中发动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全文如下（小标题是原有的）：
正当中国在外交方面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国内展开进攻。在金门和福摩萨危机的背后，作为背景而出现了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新的内部变化。最惊人的变化是关于构成这个国家根本基础的人民阶级：农民阶级。
中国农村中正在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这一次革命可能是自从共产主义在１９４９年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不断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中最严厉的一次。这个革命有把五亿农民的生活打乱的危险，一直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如饮食起居、洗衣煮饭。
同这个革命一齐而来的有一个在９月初发表的宣传字眼，这个字眼现在传遍全中国：公社。第一次革命把土地给了农民。第二次革命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回来，并且以“合作社”为名建立了中国的集体农庄。第三次革命——这一次的革命，以公社为名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单位。这个单位甚至成为社会的基层单位，而且通过合并而取消了那些更低级的单位：家族、甚至是集体农庄。例如河南省的某一公社，是由二十七个集体农庄合并而建立的。这些集体农庄总共有九千三百户，加在一起有四万三千人。这个公社叫做“卫星”社。消灭家庭生活
一个西方观察家首先从北京的一切描述和解释中所能注意到的，将是公社的建立意味着消灭一切家庭生活。
中国——以及全世界——几千年来所实行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方式，一下子就被一种真正的集体和共产主义生活所替代，在这种生活中一切男人和女人都变成生产队的队员，完全从家庭和村庄中的束缚“解放出来”，以便听候国家和党的调动。
对于身为公社社员的中国农民，每天再也不能在家里吃饭。在一定的时间大家都去“人民食堂”，妇女再也不用煮饭了：有集体伙房代替她们。
母亲再也不需要照料孩子：公社通过它的托儿所和学校负责管他们。孩子们将在托儿所和学校中学习为公社和国家服务，而且将每隔一个时期去看看他们的父母。老年人将怎么办呢？他们将在公共住宅里生活。
妻子们再也不需要洗衣和缝衣服：从此有了公共洗衣房、公共缝衣房。公社同样负责设立公共浴室、理发室等等。农村化的工业生产
中国的“解放运动”既然推行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从自己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就能够完全投入集体生活中。甚至是妇女——她们的“解放”比男人的“解放”还要来得惊人——都同男人一起共同劳动。劳动是在为了生产而组织的生产队中进行的。
改变和加速生产，这事实上是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首要内容，这次革命同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相吻合。使我们目瞪口呆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只不过是为主要任务——生产——服务的需要的改变。生产：生产得更多、更好、更快。
北京的宣传解释说在今天需要“集中”比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时的集体农庄所拥有的劳动力更多的大量劳动力。这样，就象流行的官方口号所说的，就能够来两个新的“跃进”。
第一个跃进的内容是我们已经知道一点的：这个政权在农村中进行的巨大公共工程。人们将看到大量的土地，这些工地把中国农民成千地、有时是以十万计的集中起来，以便修建拦河坝、灌溉水渠等等。
第二个“跃进”是新的，它甚至是刚刚开始的革命中的新玩艺：人们将在全中国的农业地区中建立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新的小型工厂。公社的活动将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并举。公社将举办小高炉、打铁场、小机械场、小矿井，并且制造农业和工业用具。
政权将要求农村供应生铁和钢。北京大概就是依靠这一种农村的工业生产力而决定把１９５８年的金属生产比１９５７年增加一倍，这是人民中国所从来没有敢做过的“跃进’’。人们唯一可以怀疑的是生产出来的金属的质量如何。对农民实行军事纪律
在目前，公社中的农民不仅仅是农民而且有时也是工人，或者是两者俱兼。还有甚者，他还是一名士兵，一个新型的士兵：计划生产的战士。这是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最新内容，北京的评论员们十分强调这一点。
公社把它的劳动力组成生产队。生产队中一切都按照军事规律组织。生产队的队员要实行“集体”服从。工业化而不城市化
在这一切当中，是否应该考虑它们的宣传性质，而只把这些伟大的计划看成是吹牛？公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是一种烟幕，以便掩饰集体农庄（运动）的失败？在最初的骚动以后，公社是否会让农民恢复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中国真的把它宣传的试验进行到底，它就进行了苏联在理论上常常谈到的，但是从来没有敢于大规模进行的一种试验：农业城市的试验。
中国最令人吃惊的野心在于：在不进行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工业化。中国人口增长为毛泽东提出的最可怕的问题就是：城市的疯狂扩大。人们所实行的粗暴的工业化努力使得旧有的城市天翻地复，并且如此迅速地建立了新的城市，以致于当局完全无法对付城市的住宅、交通、供应和卫生问题，更不用说治安问题。因此出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新主意：限制城市的增长而又不断加速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说，要把一大部分在成长中的工业无产阶级留在农村里，并使他们担负起一部分工业生产的任务。唯一尚待知道的就是五亿中国农民对此有何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