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８月２６日刊载题为“冷战和小规模战争
——对美国政策的新剖视”一文如下：
在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美国的高级决策者们正在热烈讨论着一本新书，这本书对美国在战后年代同共产主义所进行的外交和军事斗争做了卓越的、独立的分析。题目是：原子武器和外交政策。作者是：三十四岁的政治科学家亨利·基辛格，现在是哈佛大学新设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问，战争期间是陆军情报专家。基辛格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美国人必须大大修改他们所抱的共产党会——譬如说——通过裁军来改过自新的希望。非此即彼
基辛格说，美国由于它自己历代相传的成就，由于它的军事胜利的历史，由于普遍相信和平是“正常的”这样一个信念，因而还认识不到在一个“不调和地敌对集团”控制着一半的世界里，危险是多么大。而另一方面呢，共产党人却利用了美国对和平的想望，以及它对全面的原子战争的恐惧，极为老练地玩弄“含混战略”，那就是一忽儿交战，一忽儿“和平共处”，一忽儿公开的镇压（匈牙利），一忽儿巧妙地渗透（中东）。
基辛格说，美国对苏联扩张的军事政策已为“我们认为侵略是明显的行动（那就是对美国或者西欧进行直接的进攻）这一概念、以及我们认为战争必须是”导致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全面斗争这一概念”所妨碍。在共产党人通过“内部颠复，通过‘志愿军’进行干涉，通过政治战和心理战进行控制这种办法进行间接侵略的情况下，美国政策除了进行全面战争或者就是按兵不动而外，别无其他灵活的办法，因为，它是建立在“全面”观念上面的。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军事上，美国都一直不顾冒险，或者把自己的力量按照不够全面性的威胁的战争规模来适当地部署。即使在享有原子弹垄断时期，美国也没能够把“我们的军事优势”变为对苏联集团的“政治优势”。结果，共产主义在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胜利，在北朝鲜和北越取得了控制权，而目前正在东南亚积极活动。
基辛格警告说，生存死亡“不只是取决于我们的力量，还取决于我们识别各式各样的侵略（并与之斗争）的能力”。“在核时代，及至某一威胁明朗化了的时候，也许就来不及对付了。”转嫁压力
基辛格认为，为了战胜苏联的含混战略，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改。美国必须舍得化钱——必要时，还得牺牲一些生命——来阻止小规模的共产党侵略。他一点也不低估空军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及其进行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基本重要性。
他认为，但是，由于有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就也有了可能以不够全面性的美国战略来对付不够全面性的共产党的含混战略的机会。这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在心理上、军事上和外交上准备好进行“有限的”核战争，挫败共产党的不够全面性的挑衅行动。
基辛格认为，有限的战争的结果不一定是要么就是全面的氢弹战争，要么就是相持局面；它可以配合着外交，取得政治上的具体成果。对于共产党的每一次新的侵略，就要进行惩罚性的有限挫折；敌人是不愿意接受这种挫折的，因为所蒙受的损失抵不上发动全面战争的时候所冒的风险。这样，含混的战略反而落到了敌人的头上，决定是否冒全面战争之险的包袱也就落在了敌人的头上；敌人要么就得甘心于承受挫折，要么就得冒在全面战争中势必遭受毁灭的危险。这样，小规模的侵略还没有发展成为生死存亡的世界危机就被制止住了。基辛格说：“克里姆林宫可能在有限的核战争中蒙受损失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从全面战争中赚得便宜。相反地，假如我们的报复力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假如我们的外交能够指明不必无条件投降也可以找到出路而打破军事上的僵局，那末，我们就总能够使全面战争表现成为一种并不吸引人的道路。”朝鲜就是一例
基辛格说明如何不进行有限战争的一个可怕的例子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所进行的一次有限的战争。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国政策中的混乱层出不穷。由于华盛顿方面害怕引起“大战”，使得美国的计划削弱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竟然一笔勾销了扩大进攻，说这就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进行错误的战争”。由于过分地注意盟国也就是英法两国，左右摇摆的美国政策就更加动摇了；这些盟国在朝鲜没有基本战略利益，它们反对采取可能使战争扩大到欧洲去的任何不管多么小的冒险行动。由于没有作好进行有限的战争的准备，“我们当时认为，我们尽管在战略上处于优越地位，我们在朝鲜取得胜利是吃不消的，因为俄国对于失败是吃不消的”。基辛格提出论点说，红色中国如果在朝鲜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也许不会引起全面的战争；相反地，苏联倒是会冷静地对于竭尽力量去帮助一个搞得一团糟的盟国的问题加以重新考虑。无论如何，中苏同盟会受到沉重的压力。但是，在朝鲜局面僵持的期间，“由于我们传统地坚持了使武力脱离外交的那种作法，因此我们的强力就缺乏目的，我们的谈判就缺乏力量”。
基辛格说，美国目前为了支持它的整整一套更加丰富了的武器而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外交方面和武装部队方面都有整整一套更加深谋远虑的观念。作为美国的强力的指导力量的美国外交，必须时时保持着同敌人的来往，表明美国一方面掌握着一旦发生大战而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准备在局部性的事态中使用适当的武力。首先，外交必须留下求得“合理的”解决办法的余地，不要把苏联逼到热核的死胡同里。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武装部队必须摆脱对于全面战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必须避免使三个军种因此争先恐后地要在大战局面中占一份。基辛格认为，各军种必须继续发展进行局部性战争的强大的次要力量。他说，陆军应该扩充（至少扩建四个师）而不是裁减，使它有充足的侵略后备；陆军应该有充分的运输设备和空运设备，使得得以迅速地大批调到受威胁的地区。空军应该扩大目前不那样受重视的战术空军司令部。海军应该较少地着重大型的战略航空母舰（它们不久就要由于有了导弹而被贬低），更多地着重控制大洋的反潜水艇战。
“如果把我们的战略进击力量当作一种两用的力量来使用，那就会（恰好）在需要最强大的防止全面战争的威慑力量的时候把它削弱。’’如果缺乏充分的进行小规模战争的部队，那末，军事司令部就很可能建议避免局部性的冲突，以便保存实力以应付“更加明确的’’挑衅——这也就是重复布莱德雷所提出的关于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进行错误的战争的那种说法。基辛格固然不主张无限度地花钱，但是他对于政府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唯预算是计的那种想法的影响是感到遗憾的。“预算要求并不是根据战略政策拟定的。倒是修订或者在必要时发明政策来适合预算要求的。”华盛顿方面的反应
基辛格十分精湛地分析了战后美国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逻辑严密，立论踏实，基辛格因此就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华盛顿的某些最高决策当局和军事人士的重视，而且他所著的这本重要的书也就成了政府最高人员的必读书。政策计划者一般地都同意他对于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进行的有力的分析（空军方面的一位高级首脑说：“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但是他们坚定地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是十分了解必须准备好进行小规模战争的。五角大楼的一位人士提出意见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国家政策：威慑和遏止。我们固然主张以威慑来阻止大战，也主张以威慑来阻止小规模战争。”此外，杜勒斯所提出的“利用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和在我们所选择的地点”进行报复的那种政策，也就清楚地表明美国是准备进行小规模战争的。这种表示本身——它自己有一种含混的性质，因为它暗示，美国将决定这个战争倒底是多么小或多么大——也许就已经在有限的战争尚未爆发之时将获得了胜利，例如，１９５５年在中国沿海的金门和马祖以及在约旦危机期间出动美国第六舰队对付苏联在中东所进行的蚕食进攻。
在军事方面，各军种辩论说，他们目前拥有很大的进行小规模战争的能力。陆军固然痛感缺乏空运设备，目前也正在进行改进，使它可以迅速地空运到小规模战争的地区。海军随时准备好使用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这是海军在“局部情况”下的传统任务的一部分。空军的战术空军司令部以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某些部队都可以转而用于有限的战争而不至于使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全面报复的任务受到限制。
对于基辛格的具体论点所提出的这样一些批评是有根据的，但是基辛格所提出的更广泛的一点却也是有根据的，这一点就是：除非是美国在军事上而且首先在心理上准备在威慑无效的时候使用这些资产，否则它们就很可能浪费掉。必须手腕坚定，脑筋沉着，才能应付小规模战争的挑战，才能抵制反对原子武器的呼声，才能使敌人面临如果不后退就冒大战之险的抉择。预先把这样一种挑战的前景提到了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基辛格的重要功劳了。（小标题为原文所有）
【合众社纽约１２日电】美国共产党总部今天承认，由于大批人退党以及在继续效忠克里姆林宫问题上发生了裂痕，美共正苦于内部危机。
在今天的“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声明中，美共全国执行委员会号召为“改造我党和把许多脱党的人争取回来”而斗争。
这是“工人日报”在本星期第三次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突出地反映了自从美共在今年２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直在震撼着这个政党的斗争。这种把党内问题公开摊出来的做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
委员会的声明说：“克拉克的论据有一点是正确的，那便是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可能不经过斗争便得到实现。如果斗争进行得缓慢而费力，那是由于党正在经历着深刻危机……克拉克迷失了方向……他不了解党正在设法克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