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共和”杂志５月１３日一期的“共产党中国”专号发表了霍华德·布尔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有了怎样的改变？”副题是：“在面对北京的稳定和牢牢地建立了的政权时……感情用事不能代替明智，死板不能代替慎重”。文章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霍华德·布尔曼从１９４７年到最后一批美国人在１９５０年离开中国为止一直在北京美国领事馆服务，以后以驻香港领事的身份设立和领导国务院的搜集共产党中国情况的收听站。布尔曼由于建立这个收听站——这是西方得到大陆报纸译文的主要机构——得到１９５４—５５年的洛克菲勒公共服务奖金。他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所设现代中国人物与政治研究计划的指导人，是最近出版的“莫斯科北京轴心：力量与紧张关系”一书的作者之一。
在１９４８—４９以后的动荡年代中，东亚大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共产党国家，纪律严明，生气勃勃。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衡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度和宽度？共产主义对于远东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影响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提出比解答容易，要对当代亚洲情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些问题是有根本重要意义的。
这一研究很可以从一个结论开始。中国共产党现在有一个稳定的牢牢地建立了的政权。通过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巧妙配合，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统治的领土范围大到任何中央政府在一百多年以来所不能统治到的地方。的确，在远东出现了这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惊的事件之一。虽然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地方，在估计这个事实的当前和长期意义方面是有着很大分歧的，但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中国这个现实，在１９５７年来说是很少可以怀疑的。
如果认为对于共产党中国的挑战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最后答案，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可是我们确是知道北京的整个意图和北京要实现它的目标的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内方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四个主要的全国性目标：
北京的目标是要对中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和态度实行一次广泛的思想革命，要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实行一次彻底的根本的改造。
北京的目标是要对大陆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和严密的极权控制机器。
北京的目标是要使用先进技术办法把共产党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
北京的目标是要建立亚洲最强大的当地人的军队。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并不把这些雄图看作是目标本身。这些计划同更广大的国际目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保持共产党中国作为亚洲的支配力量，保持中苏同盟作为在整个世界扩大共产主义影响的主要工具。然而，这篇文章只集中谈一谈中国内部的大概情况。
首先，人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进攻作一番估计：这种思想进攻企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界内对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头脑强行灌输完全新的一套信仰。利用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潜在的对西方的不信任，使它为推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服务，北京已围绕一个主题——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而苏醒了——发动了一个巨大的全国性的运动。共产党已经巧妙地使用了他们思想计划的理智和感情成分，使运动通过全国有组织的机构的许多线触及中国大陆上的每一个人。北京在重定中国人民的是非和道德标准的方向上真正成功到怎样的程度呢？北京能不能强使传统向后看的中国人民有信心地面对共产主义的新的将来呢？北京专心一意地对中国青年进行思想灌输最后会造成刺激还是造成没有思想呢？区别交织在共产党领袖头脑中的合理思想成分和不合理的强制成分是不是可能？长期来说，全国范围的“思想改造”计划会不会比东欧或苏联的共产党人努力的结果更为有效呢？对知识分子的鼓励怎么样？如果北京为了热烈追求技术上的进步，允许接触非共产主义思想及西方的出版物，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有没有把握因这种接触而引起的知识分子的动荡会继续局限于批准的范围内呢？
北京的领袖们能不能保持在过去十年期间已膨胀到拥有一千二百万成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纪律和良好作风呢？党的领袖能不能保持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苏联共产党以及世界上其他共产党的历史迥不相同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团结呢（除了高岗命途多舛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并因而招致清洗以外）？在党内牢靠地掌握最高指挥权二十多年的毛泽东在临到新的问题和新生力量时能不能保持他的控制呢？另外哪一个高级领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最可能继承毛泽东呢？党的进行控制、说服和恐怖（真正的和暗示的）的机构是不是足以应付中国国内的反抗和摩擦的威胁呢？是不是可能把党和政府目前庞大的官僚机关当作有效和敏感的政治结构保持下来呢？各级领导人员中的优柔寡断和贪污腐化会不会削弱他们的力量呢？
某些观察家看到经济方面的最巨大的潜在的紧张情况（北京在这方面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坚固的重工业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活动水平同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混乱和瘫痪状况相比大有不同，北京的领袖们决心要把全国尽可能多的一部份产品拨作发展国民经济之用。但是北京虽然解决了某些困难问题，它又引起了另外许多困难问题。在总的投资需要额方面，理想与实际投资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还是主要的，因此中国农民的态度是国家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可能是有腐蚀作用的——因素。目前农业集体化速度的加快会不会引起农村普遍的反抗呢？北京能够切合实际地提供什么刺激力量来扩大农业生产呢？水和气候怎么样？水灾和旱灾都还不是北京搞计划的人所能完全控制的。而另一个和长期的农业生产问题密切相关的基本生产问题——中国的婴儿问题——怎样呢？人口增长的压力，虽可能通过节育措施而有某种程度的减少，必然会使经济稳步上升受到严重障碍。强使中国工人和移民迁居到内地人口稀少的地区究竟是会缓和中国本部的经济困难呢，还是强迫移民产生的问题会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呢？
北京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表明这个国家有另一个基本的目标：维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北京坚持主张，只有通过建立一支充分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支持它长期的政治目标，用最新的武器配备它的军队。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内战时期不整齐的红军变为统一的、有多种多样的兵种的军队，这支军队现在是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然而北京目前统治者集中力量搞军事的做法也形成了新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国的经济能否担负这种军事重担呢？假如中国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力量一向主要依靠它的军队，中国的邻国有理由对北京目前和将来的武装部队计划表示怀疑。从军事观点看，北京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军事机器现代化程度的增长使它更容易遭受一个拥有长距离空军和核武器的敌人的攻击。工业化的发展、交通的改进、机械化程度的增长会不会共同损坏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原来的基础——流动性呢？
而那些合起来构成我们称之为“共产党中国”这个抽象概念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个人又怎样呢？他们对顺从共产党的危险的无知程度是不是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要少一些呢？他们是否认为对因参与活动而获得的满足来说所付出的顺从的代价是小的呢（这种活动看来可能使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并且为过去那种最低限度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没有土匪、军阀、征服者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可能感到控制通货和配给食品是一种威胁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新的说教能不能免除日益衰落的传统标准和理解得不够的外国理想和物质价值之间的冲突呢？由于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并且对国家脉搏有新的感觉，对国家命运有新的看法，因而个人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即使可能对上面提出的复杂的问题得出一致的回答，全世界的人也会面临另外一些同样困难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可以通过统计数字和北京官方新华通讯社所发的干巴巴的新闻报道来进行，这种报道是一个有限的门径，因为它遗漏的东西不下于它所报道的能说明问题的东西。更大的方面怎么样？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眼光扩大到围绕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共产主义总的发展中所固有的较广泛、较普遍的问题呢？……
……信仰、文字、文化、风俗习惯、烹饪——以及在这些方面的自豪感——在中国一直比在亚洲任何其他国家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许多时髦的中国人的古典文化虽然已冲淡了，中国化的精神主要传统还看得到并且也存在。整个中国传统比任何当代的政治紧张局势更强有力，并且成熟得足以沟通中国国内种种地区和语言的障碍，这种传统今天继续存在于故都北京的共产党新统治者的风度、信心和谦虚里。正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恢复中国作为一个突出的文明国和现代国家的自尊心方面——中国共产党看来已获得显著的成就。
毛泽东加于中国的急剧的改变使得把目前共产党革命当作中国长期演变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的看法变得很肤浅了。共产主义不只是胶盖在厚而古老的中国传统木料上的现代的薄镶板，它不只是一种政治主张的官僚主义的外罩——为的是掩盖干巴巴的无聊的内容和有缺陷的结构。共产主义是中国经验中的完全新的因素：一种把新的方法介绍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中去的勇敢尝试。
中国的共产主义否认中国古典文明的重要标准：平衡和安定。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的、改宗的哲学，它的目标是根本改造个人和社会。………
前景是不能令人安心的。北京正在用旧中国所没有的工艺的和心理的武器，无情地制造着中国式的有组织的人：不仅响应而且能预先料到党的命令、同党完全一致的人，这种人非常安于自己的狭窄的单人牢房，因而不再想跑出去。
某些观察家继续保持乐观，他们所根据的前提是，中国传统艺术最高度发展的形式是可塑造的折衷形式。另外一些人对共产党教条的狭隘的顽固不变和中国人精力充沛的可调节性之间对抗的最后结果表示悲观。目前人们只能预料任何不是顺乎自然、不是从中国人民的完整性格成长起来的中国政府到头来会是残缺不全的。
在世界政局方面，长期的问题是清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同世界其余部分争夺对整个亚洲的霸权。对手方面的不内行的方法是不能轻易对付得了这种挑衅的。重复反共口号、朗诵说亚洲的民主如何如何好的虔诚的宣言都是不够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在分析由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现在以及在今后若干年中，共产党中国一跃而为亚洲大国这件事需要同样冷静的、批判性的估计。在国际安全问题中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智、也不能用刚愎代替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