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５月１３日出版的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题目为“‘说服’六亿人——通过残暴的说理、起催眠作用的思想灌输，而不是赤裸裸的武力所进行的统治使中国的群众屈从于这个政权”的文章，作者：理查德·休斯（老资格的英国驻远东记者休斯是深知旧中国的一切的，他最近又回去看了一下新中国。他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驻远东记者，并且还代表着“经济学家”周刊和“金融时报”——“新共和”编者原注）。文章说：
中国内部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维持纪律的办法是说服，而不是强迫。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现在因为利用“残暴的说理”而生气勃勃，非党的王尔德之流反对这种“残暴的说理”，认为这是“不够文明的”，是比暴力还远远不能容忍的。
肉体恐怖和大批处决这个初步阶段，从各种迹象看来，似乎已经过去了，而温和地但是坚决地让位于不可抗拒的群众思想压力这一在西方看来更加可怖的阶段了。今天没有一个中国人是被迫做任何事情的；他被人说服来遵循某种行动方针。没有别人真正“洗了他的脑筋”；他自己手里很高兴拿着变成红色的海绵和肥皂。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化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这第二个阶段，不应该感到惊奇。毛泽东在战争或在思想方面的长远战略一贯重视说服，而不是重视打击。中国农业集体化方面的组织奇迹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适当的例子。毛泽东——凭灵感、知识或者是凭两者——突然决定，实行全面集体化的时机已经来到。对农民已经进行了六年的长期的准备工作，通过互助组和说话温和的宣传员慢慢地播种农业逐渐合作化的种子。但是，在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他心爱的一句政治格言据说是：开头慢一点，后来快一点）宣布１９５７年的春耕是中国五亿农民参加集体农业单位的看来像是不可能的最后完成时间。这种庞大集体化工作已经完成了大约９０％——在表面上看来是和平地和自愿地完成的。参加合作社的人没有一个是被命令参加的；的确，还存在有仍然不愿参加合作社的顽固分子……
这个奇迹是通过也许是历史上成就最大的群众说服工作所取得的……看来并没有实行直接的威胁；而只进行无休止的谈话，谈话，谈话，直到——据说有时是由于生理上真正的精疲力尽——踌躇不决的怀疑者和持不同看法的人愿意屈服，和大多数人共命运。
必须强调指出，这种甜蜜而残暴的说理办法所取得的胜利仍然基本上是组织方法之一。如果关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保证和好处在最近的将来不能实现的话，可能爆发一场灾难性的事件。但是由于中国农民过去的情况极为悲惨，在合股的集体控制下，熟练的协作和科学耕作方法必然会使水平提高。
北京政权是本质上、而且空前地灵活和现实的。当发现在集体化运动下关于生产政策的过份刻板的执行已经在辅助的但是重要的农业副业像猪，家禽和农民手工业方面引起了严重的缺陷，就立即放松合作的办法，鼓励社员在非合作化和个人得到的基础上从事副业，并且鼓励发展蔬菜、肉类、和鱼的自由市场，在２月间北京曾经有过一个会使列宁同志感到迷惑的足以夸耀的党的正式路线声明；说现在全中国农产品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也就是同国营商店进行公开的资本主义竞争。
在人数日增的工业战线上，对于中国人说服工人使他们具有一种可靠的机器人头脑有多大成就，要提出不肯定的意见甚至更难。中国现在拥有全天工作的劳动力将近二千五百万，在去年增加了将近二百五十万。据官方承认，这项增加“比实际需要更多了一倍”，这一点表明“对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缺乏调查研究”并且“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工人们一般比农民们享有好得多的房屋和生活水平。北京对于上海的工人特别怀疑，因为对于这个巨大海港从前受到的西方野蛮主义、资本主义抢劫行为和独立的“主观”思想的不良影响的残余感到不安。事实上，党本来打算让上海自行消灭；它的工厂和“自愿”集体迁移的工人们将加以分散到新的内地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毛泽东特有的果断因此在去年２月间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日以继夜的会议上推翻了党的政策，今天，访客可以从国际饭店第十四层楼上俯视在全中国最不像亚洲的城市的空中轮廓，眺望从拥有六百万居民的城市的郊区向外伸展的林立的新工厂的烟囱——西面是轻工业，东面是重工业。
毫无疑问，这个政权仍然对上海不大放心……
虽然如此，一个诚实的临时访问的记者必须证明，在上海拥挤的街道上没有足以表明这种公共安全的不安和动摇情况的表面现象。对于一个西方的访问者，今天的上海同我所记得的１９４０年的绚丽的上海相比是沉闷的、单调的和充满了清教徒式的默默寡欢和共产党中国的假正经；可是对于一般的中国工人来说，上海是好得多的、健全和快乐得多的城市。这里没有贫病的乞丐、职业残废者、童妓或短命的黄包车夫。人们穿着修补的衣服，但是并不褴褛。街上没有饿死的人。因此，不管是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非共产主义思想，对于西方人来说，在今天的中国产生了一个长期不能解答的难题：谁能权衡一下少数人丧失思想自由和多数人失掉饥饿的恐惧两者孰轻孰重呢？
不管北京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妇女的思想作了什么工作，他们对于中国妇女的容貌和女性的摧残是残酷的。现在的中国“进步”妇女的衣着、工作和外表必须同男子一样。当然她们是被解放了；有女部长、女法官、女医生、女教师、以及妇女劳动者、女电车司机和女清道夫。她们的脚可能是没有缠过，可是她们的脚穿上男人的靴子使这种改革更加醒目。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举止都受到很大的注意。在地方上有街道委员会和工人家属委员会组织家庭妇女或女工在公共事务或邻居调解事件中进行合作，而负全责的是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这种妇女监视工作又是用说服方法的。负责管理上海妓女改造所的杨同志是一个文雅朴素的短小妇女，她在我问到“逮捕”少数的女郎——她们还陆续地慢慢地到改造所来——的问题时大吃一惊。她解释说，她们从未被“逮捕”过：她们是在邻人或友人向当局报告了她们的罪过以后“志愿”进来的，首先是当地的街道委员会、继而是她们的朋友、家属和亲戚，并且最后——如果必要的话——是警察向她们进行继续不懈的说服，要她们“志愿”接受改造处分。一般的改造期限为十八个月。
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的情况很消沉。在受到屈辱和清洗的胡风及其“虚无主义的亲西方”小集团的人遭到至今仍然神秘莫测的命运以后，一股阴影阻碍着中国所有的艺术和创作活动的发展。于是毛主席在去年发动了他的有名的“百花齐放”运动。现在要估计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时还过早。看来大多数学者在提出新的意见或采用新技术方面仍旧是有着顾虑的。现在在这方面有着一种让别人去做冲天炮的强烈的趋势。没有一份杂志不刊载党的宣传。（我曾经问过“中国文学”编辑、一位有风趣有修养的学者冯亦其博士（译音），他的下一期杂志会不会刊载对毛泽东的任何批评。他听了真的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对毛主席能够提出什么有根据的批评呢”？）
然而，在这种温和的说服气氛中，从最近北京报纸的社论和官方报道的证据来看，在学生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社员中的确似乎发生了“不稳思想”。譬如，（参看“人民日报”）有“极端民主”的错误，这显然意味着有一种想向农庄中党的首领的万能进行挑战的合理意图。而在大学和一般学校里，有一些“忽视政治”，“混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以及“认为在培养个性、自由主义和个人愿望的问题上的宣传具有片面性，”（参看最近北京和天津的教育会议讨论的官方报道）的令人烦恼的倾向。把上述错误和忽视归因于人民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那会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事实却明明是：——尽管使用暴力或持横蛮的理由，使用说服或强迫的办法——中国学生像所有有文化的中国人一样，现在只能阅读党对匈牙利的论调。而且，下面的看法当然是有根据的，即认为：在大学和一般知识青年中间，某种官方所不希望的毒草正在偷偷摸摸地出现在盛开的百花中。
这个政权已经说服了资本主义所有主和商业经理作为有理性的人在夺取、吞并、而现在则是经营他们从前的工业和工厂方面进行合作，这个成功肯定是强迫说理办法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当然，也可以说，从前的所有主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他们毕竟获得了保证，在五年到七年里面，在新的“合”营之下，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财产的价值和所得中得到５％的报酬。（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宽大政策。）但是，这就忽略了他们向访问者发誓说他们对于失去自己的财产感到满意、发誓说他们忠于和感激新的老板以及热烈赞成共产党的统治时的那种热切、雄辩和自我牺牲的情形。听北京的展览监狱中被判处长期徒刑的政治犯（一千二百个男的，四十个女的）谈话是令人吃惊的，他们痛骂自己，谴责他们的罪行，称赞他们的看守；但是在被剥夺了的，但是能干的、聪明的和肉体上自由的人奴颜婢膝地称赞那些剥夺他们的人的优越的行政能力和正直的本质的时候，是有着恐怖和极端厌恶的含意的。他们正在殷勤地帮助这些剥夺他们的人去管理和经营他们的被抢走的企业。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种表面上屈服于无情的说服和强迫说理的情况是否真诚和是否能持久的问题。这种新的、违反自然的思想改造能牢靠而持久吗？
当然，这里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进行推测和讨论。访问者必须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语言上的坚实障碍；他知道他的旅行和接触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如果他认为他可以同任何一个中国人个人很接近的话，他是个傻瓜；他将坚决认为，他的印象不能不是零散的和表面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和客观的记者，他必须证明，他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火车上和附近农庄里所看到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看来是丰衣足食的，心满意足的和高高兴兴的。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并没有败坏或者甚至冲淡中国民族内在的友情、魅力、人的刚强性和慷慨的本性。
因此，这是世界革命中一种新的和革命性的东西。毛的政权是作为一支组织严密和忠实的队伍而取得政权的。它没有内部的分裂，并且看上去也并没有为个人竞争所削弱。它的年长的受尊敬的领导人并没有受到具有新的名声，要求分享权力和决策权的新兴的新一代的反对。
或许，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过去经历过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及腐败或无能的政府的中国人民将成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群众——特别是因为，巧妙的仔细说服的方针代替了赤裸裸的强迫命令，内部的催眠式的教诲代替了上级的公开指示。这并不只是强迫命令和说服之间的粗略的区别，而且也是争论和说服之间细微的区别：人们可以用他的正当道理来对其他人进行说服工作，但是其他人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正当道理才能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