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华盛顿１９日电】据报道，国务卿杜勒斯正在认真重新估计美国援助南斯拉夫问题。
问题是，这个共产党国家是否对俄国保持足够的独立，足以证明美国继续予以援助是正当的。
美国及其英法盟国可能正在逼近在冷战中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再一次败于狡猾而积极的苏联领导之手的边缘。这里官员们目前还不准备承认失败，但是他们对前途颇感不安。
如果赫鲁晓夫能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完全拖回苏联势力范围——或者造成一种情势使铁托没有其他出处而获得实际上同样的结果的话，那将是苏联共产党领袖赫鲁晓夫政治—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美国支持西德行动的本身是次要的，但是南德争端的最最重要的后果或许是这件事对南斯拉夫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据这里官员们看来，形势已临近危急的地步，理由有二：
第一，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一度被莫斯科诽谤和谴责的铁托正不断地变成与赫鲁晓夫政权日益友好。
其次，有这样一件事：国会已对国务院施加愈来愈多的重大压力，要它说明，对西方说来，铁托依旧是友好而可靠的，从而证明它的援助铁托的政策是正确的。
【路透社伦敦２０日电】英国工党的外交问题主要发言人比万今天在这里说，英国和美国应该同俄国取得协议，不再向中东供应军火。
比万在销路很广的“世界新闻报”上发表文章，谈到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即将进行的对华盛顿的访问。
他写道：“中东的一切因素都显示着灾难，除非能够控制这些因素并把它们导向比较有希望的方向。
“有的人说，唯一需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就那个地区的政策取得协议。我认为，在目前这是不够的。
“这在几年前可能有用，但是，我们已经听凭问题自流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英美间的谅解即使能达成，也不能提供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全部因素。
“因俄国最近的外交攻势而引起的情绪上的波动，不应该让它模糊这个事实：现在，中东的和平及稳定所需要的是有苏联参加的协议。”
比万说：“为那个地区的和平作出新的、更直接的贡献，这是大国们的份内事。这就是说，应该同苏联取得协议，不再把军火或者军事装备供应给任何中东国家。”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１０月１７日发表社论，题为“行动的号召（二）”。文章说：过去几年以来美国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政策：苏联行动加强了，而美国的主动性不足。
像戈登·迪恩所说的，由于“害怕假如美国在世界任何地区采取强硬的行动，就可能引起全面的核武器战争，我们就愈来愈不愿意拟订一种强硬的外交政策或执行这种政策，以便维护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但是……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像这样地束手束脚。他们渗入各自由国家和未承担义务国家的领土内。他们利用不稳的情况，为了进行征服而使用了除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渗入、挑拨内战、战争威胁、把战争物资供给任何人，只要他们肯把它用在苏联的事业上。尽管我们有着可怕的原子武器贮备，这种征服行动终究还是不断进行。……因此，这就是我们的难局。”
显然，解决的办法是停止采取那种时常动摇的、对苏联的主动行动仅仅抱着消极态度的政策，而开始自己采取更多的行动和主动措施。
三年前，外交学会开始实行了一个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的重大的计划。任命了三个小组委员会，分别由约瑟夫·约翰逊、威廉·伯登和弗兰克·佩斯领导。主席是戈登·迪恩。研究指导是亨利·基辛格博士，他是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副所长。另外有三十位美国名人参加了这项研究工作。
十八个月以后作出决定，不是设法草拟一个所有成员都同意的计划，而是让接触过所有事实和见解的才气焕发的基辛格博士写一份由他一人负责的分析报告，对这个问题的范围和性质进行尽可能最清楚的探究。他现在已经在他写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一书中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本书最近已经成为五角大楼的每个办公室内必读的书，在最近的一张照片上，副总统尼克松也带着这本书，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讨论这本书。
由于基辛格博士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本版编辑曾在基辛格博士在纽约的办公室内对他进行了一次特别访问。他现在对于苏联在卫星和导弹发展方面的突破行动的影响的看法如下：
基辛格说：
对付苏联威胁的办法是不要重复他们所做的事。局势令人担心的地方并不在于卫星本身——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比我们走得太远。但是，它所说明的是俄国人执行他们的军事计划的情形。他们能够以一种我们不能做到的方式来缩短他们的准备时间。
俄国人作出战略决定的方式跟我们是很不同的。例如，他们很早就作出了他们的关于导弹的决定。而我们的情形是，每一个关于新武器的决定都是三军中间疯狂竞争的结果。主要强调的是究竟哪个军种使用那种武器，而不是怎样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
基本的要求是必须有一种足以消除三军间的竞争的组织结构。
还有一件明显是错了的事，就是在我们的防御计划方面过分考虑财政因素。对于财政控制强调得过分，而对于作出战略的决定重视不够。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国防部的大多数助理部长将都不能保持他们的职位。财政控制固然不坏，可是不得偏重。
国防部目前这样的组织不是为了打仗。它目前这样的组织是为了内部管理，而不是为了当初要设立它的目的。自相矛盾的是，关心效率反而造成缺乏效率。
我国在过去几年中所缺乏的东西是紧急感。
我们曾经自欺地认为，苏联人正在分化，我们无需焦急，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使之就范。这是一个需要作很大努力的拼命的斗争。
我们应该能够付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代价，否则代价将要大得多。
我们没有充分注意战略原理。即使我们已有的力量，我们很难把它们用之于发生争执的问题上面。苏联人已经超过了我们。
困难在于，我们在整个的战略策划方面，致力于研究苏联部队垮过边界公然进行侵略这个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既无军队也没有原理。
决策人员收到大量关于武器发展的互相矛盾的意见。当他们最后作出选择的时候，这种选择通常是由财政上的考虑来决定的。当他们最后作出选择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任何使用它的问题。各个军种都有它自己的战略。因此就增加了不安全。
我们现在是真正遭到了困难。我们已经逐渐地被推了回去，一个阵地又一个阵地。
苏联人现在正处在技术上的跃进阶段。每一件发明都含有这样的意思：还有更多的发明有待透露。他们的进步是很难制止的。
在政治领域方面，我们一个又一个地丧失阵地，我们的胜利是消极的胜利。
这种胜利只不过是保全那些一直被认为是站在西方这一边的领土而已，例如约旦问题就是如此。
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人被迫要脱离我们——这说明基本趋势是反对我们的。
对于世界事务，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更加积极的看法，因为，即或是双方都把同等的资源投入计划的话，采取防守姿态的这一方也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我们不应当从一个危机跑到另一个危机。
美国政府化在分析一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上的精力多于化在设法取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上。唯一能够求得一致看法的时间是重大危机已经爆发了的时候。可是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这意味着：对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要求是什么这一点，是缺乏明确的目的的。
把我们的一切努力都用在胜过苏联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是重要的。
关于衔星，令人烦恼的事情是，它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火箭引擎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情报工作的情况。而且它说明了许多年前作出的、得到有效支持的一项决定，而我们却不知道，而且不能作出相应的决定。它说明他们在他们愿意付出全力的领域方面可以做出怎样的成绩来。他们的经济只等于我们的一半大，他们的有训练人员的人力全部加起来，也比我们少，虽然这种人力是在日益增加。这说明他们有优越的组织和优越的理论。
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我们被从欧亚两洲赶走的可能性是必然的事。
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难于捉摸。他们喜欢实力，而且他们喜欢用来反对西方。如果在苏联向力量薄弱的地方试探的时候，我们总是采取消极态度，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就只有站在反对的地位而等待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当我们从阵地上撤走的时候，苏联就会开进去。
使得其他国家烦恼的并不是它们不同意我国的具体政策。我们应该使它们相信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根本目的的正义性，从而取得它们的信任。有必要更加巧妙地利用我们的外交。我们千万不要在全面解决上孤注一掷。
当筹码放下的时候，这些人民就将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反对美国的行为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但是反对苏联的行为是要受到很大的惩罚的。
我们看到了联合国的奇怪现象，它是一个首要目的在于促进世界和平的大集团；但是在每次危机中，他们都对我们施加压力，因为面临着一种致命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是含糊不清的。要求确实知道，就是要有一个无所行动的规定。
有时候，我们应该采取行动，而不用确实知道这种行动意味着什么，像在苏联运送武器给埃及的情况下那样。如果我们当时很坚决，并且制止住了运送武器给埃及，那末我们就不会碰到我们今天在中东碰到的问题。
目前阶段的主要事情就是使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迫切的和重要的问题。聪敏的，官僚主义的推理能力是不够的。